抗战后国立二中东迁常熟纪实
来源：江苏省常熟中学网 作者：彭尚炯   2017-05-07 08:38:53

蟠虞情深谱新篇

——抗战后国立二中东迁常熟纪实

彭尚炯

　　自1938年3月开始，在时近8年的艰难岁月里，国立第二中学师生筚路蓝缕，弦歌一堂，以骄人的教育实绩写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独特而光辉的一页。1945年8月，二中师生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扬眉吐气，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是年秋，教育部开始酝酿流亡师生的去留与国立中学的复员等事宜。

　　一、奉命东迁后的筹建历程

　　1946年初，国立第二中学的迁建工作提上日程。教育部委派严立扬校长主持复员工作，并负责筹建新校。严校长随即返回江苏，着手勘选校址。江苏省教育厅建议可在常熟、泰州和宜兴三处选定。他亲自实地考察，并深入对比研究。虞山脚下，琴川河畔，历来文教兴盛，物阜民丰，他积极向上建议将二中迁址常熟福地。常熟各界闻此喜讯，也都各方沟通，积极争取。于是，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同意国立第二中学迁建常熟，更名为“江苏省立常熟中学”，严立扬先生继续担任校长。

　　1946年初夏，严校长返回合川，当即约请初中分校校长孙宝琳、高中部教务处教学组长单树模和初中分校英语教师沙桦三位老师先期返回江苏，具体负责常熟中学的筹建工作(后因孙先生离任，由梁其坚老师来常接替)。严校长则仍留合川，一是继续主持国立二中最后阶段的学校管理与安排师生复员等工作，二是便于就近与教育部联系，筹措常熟中学的建校经费，三是为常熟中学定制教学和师生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校具，为新校开学做准备。

　　当时的新闻媒体对二中迁址常熟一事多有报道。1946年7月14日的《新常熟报》作如下报道：

　　国立二中迁校本邑，业已具体决定，负责筹备人员亦已离川，短时期内可望抵常。该校迁常后，决定改归省立，并拟定名为省立常熟中学。

　　8月初，孙、沙、单三位先生先后到达常熟，旋即借常熟县立中学设立建校筹备处，并约请常熟县中校长陈旭轮先生出面介绍与常熟县各界人士会面。在常熟地方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当月26日成立了省立常熟中学协进会，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抗日战争还刚结束，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地方上百业凋敝，民生困顿。在常熟中学筹建起步时碰到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各界大费周章，难以决断。因此，省教育厅一度曾有改迁武进之议。后经常熟地方绅士的多方斡旋，一些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后，教育厅才最终拍板。

　　首先是选址问题。选择城区的哪一区域为妥?经反复洽商，最后达成共识：以虞山脚下旱北门大街西侧的新公园(现虞山公园内)为校址。

　　接着是校舍问题。经县政府同意，协进会决定将公园内的县民众教育馆楼房一幢(两层共10间)、平房一幢(共5间)和中山堂无偿用作校舍。办理交接手续后，常熟中学建校筹备处即迁入民众教育馆楼内办公，开始接受国立二中复员师生报到，并开始招标建造教室、定制课桌椅，准备招收初一、高一新生。

　　虽然教室和办公室暂时可以将就了，但师生的宿舍、食堂和厨房等用房尚无着落。为了能争取早日开学上课，筹备处三位老师再度约请陈旭轮先生出面向各界呼吁，请求继续帮助解决上述难题。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有关人士的及时响应。法华寺无条件腾出该寺的僧舍20间，以用作教职员宿舍和女生宿舍;归氏家人一致决定，将与公园相连的宗祠内的10多间平房赠予学校，用作男生宿舍;县粮库负责人主动让出了部分房屋和空地，给学校建造厨房和食堂。1947年寒假，他们又主动提出将原据粮库的游民习艺所迁入归家祠堂，把粮库全部房舍让给学校使用。房舍对调后，男生宿舍就与厨房、食堂全部集中县粮库之中，学校管理更为方便。

　　更棘手的是经费问题。常熟中学的建校经费主要由教育部拨发专款，由四川径汇常熟。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指示，常熟县亦应划拨一笔补助经费。协进会讨论决定，这笔补助经费总额暂定为国币3500万元，其中1500万元由县添加为下半年度追加预算，2000万元由协进会负责募集。此议商定的时间为1946年8月22日，可4个多月后，协进会才募得800万元，仅为应募款项的40%。而县政府的补助费更仍未到账，待领到这笔补助经费时，法币已经贬值，币值严重缩水，学校蒙受重大损失。

　　在如此步履维艰的建校过程中，常熟中学的初建工作得到了常熟县中、私立孝友中学、私立中山中学等学校在师资与物质方面的支持。而房屋修缮整理的大部分工作，则由师生员工自己动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费支绌，推进了筹建工作。

　　1946年10月，国立二中复员江苏的师生相继到达常熟。11月初，校长严立扬先生偕同最后一批师生抵常。国立二中原有的大量图书、档案以及在合川为常熟中学新制的教学和生活用具一并运抵常熟。这些校具主要有：200套双人课桌，200张单人课桌，100条双人长凳，200张双人木床，30张单人床，100张铺板，26块大小黑板，95张大小餐桌，数十只书架、书橱等，还有新购的价值达4000万元的理化仪器。至此，常熟中学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此次东迁任务繁重，规模宏大，能够井然有序地圆满完成，严立扬校长厥功至伟。据严校长女儿严国维女士回忆，正是在学校筹备东迁期间，她年仅9岁的大弟患了麻疹，母亲也身患重病。父亲公务在身，无暇顾及家庭，只能让她停学在家照料。大弟因并发症未得及时救治而夭折，母亲拖着病体，又忍受丧子之痛，哀恸欲绝，精神几近崩溃。从1940年秋到1951年秋，严立扬先生任国立二中和省立常熟中学校长整整12年。1956年，在极左思想干扰下，他被迫离开教育岗位，“文革”中尤备受折磨，1971年含冤病逝，直至1986年才得平反昭雪。严立扬先生是爱国教育家，是常熟中学的创建者，也是学校优良校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为学校、为师生呕心沥血，辛勤奔波，一直以来赢得广泛的敬重。

　　二、建校初期的基本情况

　　江苏省立常熟中学于1946年11月11日正式开学上课。当时仅设6个班，初中、高中6个年级各开1个班，注册学生280多人，教职员工40人。1949年4月常熟解放时，规模扩大到14个班，初一、高一各3个班，初二、初三和高二、高三各两个班，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720多人，教职员工增加到60人。1947年7月，第一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分别为20人和39人。1948年7月第二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分别为49人和58人。生源除部分是二中复员者外，其余都是迁校后在常熟招收的新生或插班生，招生范围辐射到无锡、武进、丹阳、宜兴、溧阳以及靖江、泰兴等。

　　1953届学生焦彬如回忆说：“宿舍楼在与新公园的教学区相隔着北门大街的巷子内，为井字形营房式建筑，非常简陋。围绕大天井东西两侧共8间大统间，每间配置有十多张双层床，无桌椅，南北两侧为通廊式的“饭厅”，餐桌仅能一字排列，没有坐凳，站着用餐。”

　　学校的教学管理与国立二中一脉相承，教师和职员全由校长聘请，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

　　学生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既紧张又活泼。用餐时站立各自位置，哨子一吹，立即动筷。学生吃的是“公粮”，每桌只配一大锅素菜，到大木桶内盛第二碗饭时就已吃不到菜了，只能以菜汤下饭。男生生活区内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合用的水井，他们就像在合川去石龙过江那样，端着脸盆到北门外的小溪边，一边唱歌一边洗衣服。晚上去教室自修前，都得去领取煤油灯，二人合用，每晚自修结束时归还。没有电灯不能“开夜车”，他们就像在蟠龙山学习那样，每天起早到新公园北边的城墙上看书自习。

　　学校组织了歌咏队、国乐队、文艺研究会和棋类竞赛会等多种课外活动项目，规定初中生必须每天练习毛笔字。同学们彩排话剧，驰骋球场，还曾在常熟县元旦杯篮球赛上夺得冠军。

　　1948届校友朱振和在《忆母校生活》一文中写道：“艰苦之中也有快乐。清晨我们可以爬山，教室本在山坡地上，有人可以一口气爬上辛峰亭，然后回来上早自习。课余时间，可以到公园溜达，湖心亭、九曲桥、紫藤棚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这里的山光水色、鸟语花香，起到了消除学习疲劳的作用。”

　　常熟中学的办学经费和教职员工的工资，全部由江苏省教育厅按月拨发。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学校开支极为拮据，教职员工收入也甚为微薄，师生生活十分艰难。当时，男生宿舍房屋门窗破旧，冬天寒风刺骨，衣褥单薄的男同学即使蜷缩成一团也抵不住寒气的侵袭;女同学手上长满了冻疮，温课功课时常用被子围着。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校发展

　　常熟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顾锡九部由南通一带渡江溃逃常熟，学校因办公楼被其强占而被迫停课一周左右，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占领江阴要塞，顾部望风而逃，学校迅即恢复上课。

　　在学校被国民党军占据期间，学校领导组织部分师生护校，保护有关档案、账册等资料。一部分同学前往苏北参加革命，他们的档案资料都被校方秘密地从全部学籍卡中一一抽出，单独妥善保管，以防反动军警搜查发现而危及他们家人的安全。

　　4月27日，常熟解放，军管会接管常熟中学，更名为苏南常熟中学，学校从此获得新生。

　　国民党在逃离前曾散布了大量抹黑共产党的谣言，致使个别不明真相的教师离职他往。即使留下来的，由于家庭出身、思想认识等情况各异，不少人对人民政府还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顾虑。争取广大教职员工走上革命道路，转化工作异常艰巨。党和政府因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县委书记在百忙中仍亲临学校指导工作，县委文教部长亲自走上讲台，担任学校的政治课教学。他们谦虚坦率、热情诚恳，以朋友的身份跟人交流;他们明确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引导教职工从旧的雇佣观念中解放出来，以当家作主的姿态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他们重视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教育，激励他们勤奋学习、提高能力，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服务于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

　　正是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广大师生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觉悟，转变了立场。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广大师生政治热情日趋高涨，教师纷纷自觉地要求改造世界观，掀起了学习政治的热潮。学生中青年团组织、学生自治会也相继建立起来。

　　解放初期，国家整体经济甚为困难，物质也极为短缺。但人民政府仍设法调拨进口面粉解决学校教职工的生活亟需，在情况稍见好转时就以工资分值的办法进行工资评定，使广大教职工的生活得以安定。

　　随着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教师钻研业务，争挑重担，关心学生，即使夜自修时间，也主动到校指导学生复习。1953级孟东明先生忆起当年的恩师仍非常激动：“口音各异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历史是顾瑞伯，英文是缪景瑚，地理是蒋宗渝，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享受。几何老师余鸿昌、化学老师冯鼎耀则刚从扬州师专毕业，正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之时。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余鸿昌老师讲课时循循善诱的情景。而在高中部任教的张育才、梁其坚、丁鹏云、李声信、沙桦等老师，他们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几乎成了我们初中学生崇拜的偶像……这样一流的教师阵营，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今天看来，也是不多见的。”

　　在1950年的参军参干运动中，大批学生争先恐后写血书表决心，竞相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1951届校友邓绍基先生曾作《忆昔十首》寄赠当年同窗，往事历历，情真意切。其中有迎接解放的“时世艰难百虑牵，迎来鼎革换人间”，参加国庆游行的“东方红曲唱无穷，曼衍人流出省中”，声援抗美援朝的“学前演剧君堪记，只为劳军送远征”，到农村劳动的“打起背包喜下乡，梅塘路上队成行”，街头宣传表演的“中原腰鼓入吴侬，扭起秧歌扮老翁”，“君子弄中歌一曲：黄河怒吼浪涛奔”……这些描述，真实反映了那个火红年代的特定政治生态，抒发了常熟中学学子热爱新中国、投身新生活的澎湃激情。

　　随着学生大量增加，公园内的校舍已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人民政府决定在北门大街兴建新校舍。1953年，部分班级进入新址教学。同年，学校被确定为首批江苏省重点中学，并更名为江苏省常熟中学。从此，学校的发展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层面。

　　参考文献：

　　《国立第二中学》，常熟市档案局(馆)、江苏省常熟中学编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烽火弦歌到山城》，郑锦涛主编，盛振宇副主编，白山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