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四中在阆中的岁月
来源：新浪博客孤旅游侠   2017-05-08 10:30:34

● 1943年1月，国立四中初中16班毕业生在阆中城外的嘉陵江上

　　国立中学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救助流亡青少年学生而开办的中等学校，始建于1938年，终结于1946年。

　　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八年，却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中科院院士医学遗传学家吴旻、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诗人贺敬之、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原天津市市长聂璧初，以及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教授等，都是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学生。

　　国立中学在教育史上形成了特殊的篇章，创造了在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抗战之前，公办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如省立中学、市立中学和县立中学，那时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七·七”事变后，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大片国土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踏上流亡之路。当时，几百万难民像潮水般涌向西南、西北，其中包括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为了救助流亡青少年学生，从1937年12月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着手筹建专门接收和救助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先后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设立了39所国立中学。

　　最早成立的国立中学都是以学校内迁到某省来冠名，从1939年8月起，改为按学校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命名。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当时有国立二中、四中、六中、九中、十二中、十五中、十六中、十七中、十八中、四川合江国立女子中学，四川綦江国立华侨二中等11所国立中学，约占全国国立中学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立四中是1938年3月在陕西安康成立的，主要接收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战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一部分在西安登记的其他省市的流亡学生。学校成立半年后，因生员激增，出现了教学设备不足、生活供应不能保证等一系列问题，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1939年夏天，安康又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蝗灾。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89岁时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道：“蝗虫来袭时，至为可怕，迄今回忆，仍好像世界末日之来临，农田的庄稼被席卷一空，连房顶上的青草都被吃光。教育部乃指示当时之第二任校长张志广先生，将学校迁往四川阆中。”于是，国立四中全体师生溯汉江、越秦岭、跨剑门，披星戴月，餐风露宿，于1939年10月抵达远离炮火的川北重镇阆中。

●1941年1月，国立四中在阆中各界庆祝民族复兴节上获歌咏比赛冠军。

　　阆中，因阆山四合，阆水迂曲，城在阆山、阆水之中得名。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阆中历史悠久，战国时为巴国国都，公元前314年置阆中县，素有“阆苑仙境”、“巴蜀要冲”之誉。阆中以其险要的地形，便捷的交通、丰饶的物产而成为川北经济、军事重镇和兵家必争之地。战国后期，阆中城为巴国别都。东汉建安六年(201)至民国初，先后为郡、州、府、道治地。三国时，蜀将张飞镇守阆中七年，死葬于此。唐代，鲁王灵夔、滕王元婴先后出镇阆中。清代，川北道台衙门、川北分巡道、川北分守道、川北镇总兵署设置于此。清顺治年间，四川临时省会设在阆中达十余年，四川巡抚、监察御史均驻节于此。抗日战争时期，阆中成为大后方的军事、文化重镇。国民政府将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巴山警备司令部设于阆中。

　　国立四中迁入阆中后，校本部设在阆中城东郊的东园。东园系阆州太守朱寿昌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兴建，乾隆22年(1757)东园更名为锦屏书院。自此，这里一直是文人墨客荟萃之所和办学兴教的重地。最初，国立四中在阆中有两所分校，第一分校设在离城20余华里的陈家沟，第二分校设在西城阎家丝厂。1941年2月，两所分校合并。阆中虽然属于大后方，但那时的学习环境也并不安宁。1941年7月至8月，日寇先后出动飞机66架次，对阆中进行了四次轰炸。共投掷炸弹340多枚，炸死平民217人，重伤111人，轻伤209人，炸毁房屋1132间，炸沉运载粮盐的木船3只。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国立四中有时不得不把课堂临时设在郊外的树林里。

● 1941年3月，国立四中“艺风美术研究会”全体成员合影。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在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状况下，国民政府只能对国立中学的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公费教育制度。当时的国立中学初中生每人每月口粮为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猪肉。据一位曾在国立中学就读的老人回忆，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疟疾(打摆子)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有的学生因患疥疮，浑身瘙痒不止，走路只好叉开双腿，艰难地行着八字步;也有的学生患了肺结核后，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咳嗽不止;还有的学生因得了夜盲症，每到夜晚就双目失明，经常碰得鼻青脸肿。尽管这样，国立中学的学子们仍以顽强的毅力体恤时艰，共赴国难，笑对清贫。

　　国立四中本来是中等学校，可阆中本土的人一直把它称为“四中大学”。这里有一个小故事颇耐人寻味。四中迁来阆中之初，教育部供应给学生的口粮常因种种原因接济不上，一次，几个饥饿难耐的学生，到学校附近农户的地里去找了些地瓜充饥，被农户发现后发生了肢体冲突。事情闹到学校后，校长请来那位农户所在地的一个绅士到学校参观。这位绅士在阆中、苍溪两县拥有很多良田，家境非常殷实，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当他看到学生们在简陋的校舍里忍饥挨饿、潜心苦读时非常感动。在学校礼堂，一幅学生写的对联“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诧异地问道：“学生们饭都吃不饱，怎能大着肚皮容物?”校长郑重地告诉他：“这些孩子远离故土来到阆中求学，不怕苦不怕穷，只怕没志气，不大着肚皮容通古今事物，将来怎么报效国家?”这位绅士有感而发：“国立四中真是大人之学!”于是，阆中人便将国立四中视为当地的最高学府，尊称为“四中大学”。后来，那位绅士在学校困难的时候提供了许多赞助，使学生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1941年12月，国立四中初13班部分同学在阆中郊外合影。

　　流亡到国立四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由于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样，所以整个校园到处是南腔北调。但这些不同籍贯的学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们朝夕相处，同心同德，没有狭隘的乡土观念，非常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他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真理。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课余时间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文学社、木刻社，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更多的同学加入了歌咏队、戏剧社，他们高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话剧，使校园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943年3月，国立四中建校5周年全体教职工合影。

　　国立中学的教师，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这是一支爱国敬业的师资队伍。当时的国立四中，聚集了国内许多优秀教师，他们品格高尚，知识渊博，思想进步，教学出色，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呕心沥血，言传身教，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形成了战时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教学水平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超常发挥，为国家培养了优秀人才。抗战期间，在国立四中毕业的高中生有798人，初中生860人。原川大教授张鼎铭、西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张汉诚、画家哈琼文、书法家赵蕴玉、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原四川省省长肖秧、台湾教育家邓玉祥、著名爱国人士孔震生，以及美国共和党终身参议员童道章等，都是国立四中的校友。

●1940年11月，国立四中志愿从军的学生在阆中国民会场前合影

　　1944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力量，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青年远征军。于是，国立中学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热血沸腾，积极响应，纷纷投笔从戎，杀敌报国。当年，国立四中就有96名男女学生从军。从军的学生乘船启程时，老校长率全校师生在嘉陵江边与出征远行的学生依依惜别，他为同学们一一祝酒壮行，挥泪醉倒在白塔湾，那场面令许多阆中人为之动容。

● 1945年7月，国立四中“冲锋号”剧团演出《雷雨》的剧照。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复员办法》，所有的国立中学都在当年秋季以前复员，并给学生分别颁发了毕业证书、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1946年4月，国立四中正式撤销，在校师生各自返回原籍。自此，国立四中的历史宣告结束。

●国立四中校歌

　　如今的四川省阆中市东风中学，就是在原国立四中校址的基础上建立的。书写着国立四中校训“学习”“奋斗”的两扇红色大木门、学生宿舍、阅览室等老建筑，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近年来，遍布海内外的国立四中校友，多次来到阆中寻觅母校遗迹。这些历经磨难的耄耋老人们，在他们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动情地唱起“锦屏苍苍，嘉陵泱泱，大哉吾校，山高水长”的校歌，缅怀60多年前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