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天水县天靖山玉泉观岱庙脚下,立有“国立第五中学纪念碑(1938.5.1——1946.6.30)”一块,纪念碑正面简单介绍了国立五中创办的历史原由、经历,以及在天水办学期间的丰功伟绩。正面刻有“抗战爆发,沦陷区爱国师生云集西安,由著名教育家查良钊率领辗转来天水,择玉泉观为校本部,成立国立第五中学,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开学。教师殚思极虑,学生奋发报国,屡以优异成绩名列全陇前茅并竭力传播进步思想、科学文化,中共陇南地下工委即创建于此,师生投奔延安者不乏其数。在各界鼎力支持下,举办八载培育专家英才逾千,遍布海内外,为新中国建立和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天水县志评国立五中在甘肃教育史上占独特一章……”
国立五中的建立还得从1937年说起,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东南沿海及华北广袤领土的相继沦陷,沦陷区各界人士云集陕甘两地。后来部分到西安的爱国人士又分批辗转来到天水县,使得地处大后方的天水县(今秦州区),在文化生活方面,一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这些沦陷区各界人士在辗转天水的行列中,便有我国著名教育家查良钊率领的西安收容战区中学师生1700余人,由陕西凤翔县步行至甘肃天水县,到达天水县后择陇东南道教圣地玉泉观为校本部,1938年创办国立甘肃中学(8月改名为国立第五中学),最初设甘谷、秦安第一、第二两个分校(后改设为礼县分校),1938年5月1日开学,教师殚思极虑,学生奋发报国,屡以优异成绩名列全陇前茅,并竭力传播进步思想、科学文化,中共陇南地下工委即创建于此,其后学业有成的师生积极投奔延安者不乏其数。
1939年1月,礼县县长邹维枚呈文教育部长,言礼县无中学,请准将国立五中设于秦安、甘谷之分校于寒假期内迁往礼县,以利小学升学。时任礼县教育科长刘文郁,也积极参与呈请,邹刘二人配合默契,在此前步履草鞋,遍访乡里,不分寒暑,兴办教育。深知礼县地处偏壤,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有外来引进学校教育之必要。邹刘多次亲赴天水,说劝国立五中校长李赞亭,得之许可,后撰呈文部批。文称“职县地处边僻,交通阻塞,人口虽有十余万之众,而教育程度太差,是以文化落后,在此抗敌期间,教育之普及,救国青年之产生以及后援动员各工作之推进,无不赖教育之力以完成之。职到任伊始,即从事整理全县教育,唯以地方清贫,经济破产,人才经费,诸感困难,经极端之筹措,始有乡村师范之举办,然现在正筹备之中,尚未成立。此不过鉴于教师之缺乏而暂为补救之计,绝非普及教育之长策,若欲发展本县教育,非设立中学不可。窃查,国立五中在陇南设立分校,而设立地点为秦安、甘谷等县。唯该各县有中学一处,文化水准,亦较本县为高。计本县现有小学七十余处,学生二千余名,每年由小学毕业后,感于无中校升学,而废学者约计数百名。故本县设立中学,为目前极重要之条件,拟恳请将甘谷分校,于寒假期间,移设礼县,以为礼县文明之先导,并普救小学毕业失学之学生。”后三次电文,呈准。中央教育部收文后,1939年8月26日,颁令国立五中二分部从秦安10月迁往礼县。秦安县国民党部书记刘文杰、县长李沛霖、教育局长岳建鼎得悉此况,大为不悦,联名上告中央教育部要求收回成命,游说李赞亭动摇迁校决心,但未成功。1939年10月3日,教育部长再次电告校长李赞亭准于寒假将初中部迁移礼县,拨专款国币2249 - 41元,用于迁移、购置。
1939年寒假12月,国立五中初中第二分部7班计351名学生,教职员43人,雇夫驮运,物有铺板、学生铺盖行李、黑板、图书、家俱等从秦安县迁来礼县。校址选在县城北后牌村的天嘉福地寺院一处,有校舍38间,修缮支出国币114.4元,另有关岳庙一处有校舍83间,修缮支出国币588.6元。在搬迁建址中,办公、文具、邮电、旅运、杂支、修誉、购置共花支国币3605.49元,后又加拨办学专款国币6000元。翌年寒假,国立五中分校第一分部初中5班,190名学生和教职员奉命从甘谷迁来礼县。两部迁来礼县、合并一校,聘请杨益刚先生担任国立五中分校初中部主任,原主任张元亨让贤辞职。杨益刚,男,是年53岁,河北省南和县人,北洋大学师范科毕业,曾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师范中文部主任。 国立五中分校(初中分部)迁来礼县,分部主任下设教导、事务两课,各设课主任1人。教导课设教务、训导、体育、卫生等干事若干人。事务课设文书、庶务、出纳等干事若干,分别承部主任负责办理事务,全分校组织童军训练管理。国立五中分校校务会议,每学期举行两次,为本校最高审议机构。校长主席、部主任、会计员、各组长出席,其他人员主席临请。由于天水距礼县远,校长来往两地巡回办公并出席校务会议。分部主席会议有,一月开一次部务会议,开一次事务、教务会议,每周开一次训导会议和各科教研会议。国立五中分校所开课程有国文、算学、英文、物理、化学、公民、历史、地理、图画、体育、劳作、家事等。教员每周授课18 - 22课时,校长、主任、导师一律兼带课,一周不少于4课时。教师在校工作时,每日不少于7小时,并定有相应奖罚条例。学生操行考查有十二项目,分别是1信仰: 笃行主义,不渝不惑;2意志: 坚强刚毅,精精不移;3思想: 纯洁正大,敏锐细密;4行为: 有为有守,廉贞不苟;5态度: 安详镇静,和悦恭谦;6言语: 清晰明确,信实切要;7精神: 焕发振奋,活泼愉快;8体魄: 英挺壮健,任重致远;g生活: 整齐清洁,注意运动;10服务: 见义勇为,不计功利;11社交: 真诚待人,敬业乐群;12公德: 爱护公物,牺牲私利。此十二条文,成为学生崇尚笃行的标志;成为教师,正身示人的鉴绳;成为校方严教治校、肃律警戒的训示。国立五中分校教室、操场、寝室、饭厅、膳食都有规则可循。全体教职员工,实行聘任。有违背校纪,教学无力长进,行为不检,损失教师名誉者一律辞退;有注意人格感化,树立师表,学生信仰,业精突出教学得益贡献者一律实行奖励。学生奖励分为免还本学期贷金;发给奖品;记大功;记功;奖勉五等,处罚有训戒;无故缺席处分;记过;记大过;停止贷金;留级;令其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九等。国立五中分校初来礼县,计有初中一、二、三级各两班,共有六班,后迁来一分部计有三级15班,共有学生637名,多属直、鲁、豫、晋四省战区学生。1942年送一班毕业生去河南洛阳进修,后升入高中送天水高中部就读,年龄稍大的学生参军、就业。学校每月按月支出国币6300元,学生灯油供水由学校供给。膳食每人每月发面粉42市斤,副食费30元。学生入学由学校体检,保健医药由宋美龄红十字会赠发,学生生病去天主堂医院就诊。每周体育课两小时,每天早操15分钟,课外活动1小时,项目有兰球、排球、单杠、田径等。
分校实行童子军训练体制,校纪严明,教学并然有序。各学科教师学历水平较高,其中曾出国留洋外学教师不乏其人。各学科开设门类齐全,教学管理甚为严格。规定教职工须遵守在校办公政课,不得迟到早退。凡任课教师,学期开始两周内编制各周教学预定进程,交教务处存查,每周授课1小时即填写进度表,教案月终送校长及主任阅处。任课教师中,国文每周订改作文一次,每学期不得少于16次。算学每周至少订改练习3次,英文每周订改练习I次,公民、历史、地理每两周改订1次,图画1次,劳作、家事每两周校正1次。
国立五中分校实施导师制,以教学班为单位设导师1人,由校长在专任教员中聘任。导师对学生思想行为、学业及日常生活、身心摄卫均须体察个性,施以严格之训导,使得正常发展,以养成健全之人格。训导方式分别为个别训导和团体训导。
国立五中分校师生远离故土,国难当头时,同舟共济,教风、学风甚佳。学余暇时上街宣传、演出,极为活跃。校园集会、讲演、读书会活动,频频举行。学生班额大,七、八十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僧房改建的教室里,教者有声有色,听者津津有味。全体师生身着英丹士林浅兰色抗战制服,别人一看便知是五中师生。1943年后,战时人力物资缺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困难,同年校方动员师生利用旷地暇时,自营生产,种菜种粮,饲养家禽,使师生获得适当劳作,学习生产技能,兼亦可解决师生营养之不足。1943年10月,国立五中新任校长李铁寒来礼视察,看到学生衣服单薄,饮食粗糙,流下眼泪,但又看到大家精神饱满,身体健康,也受到鼓舞。又亲自察看了12亩园艺作物地,2亩农舍地,1处畜养地,勉励大家坚持到底。
国立五中分校教师,大多思想进步,业务水平高。如数学老师刘润之,物理教师冯平兰,语文教师刘仲芳,并后在礼县中学兼课,在教学上颇有建树,饮誉省内外,受到社会各界尊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国立五中教师刘芝培先生在世时,回忆在礼县国立五中任教的几年经历,感慨很多,常常与人淡起当年师生聚会,散步在刘家花园刘沟小河堤的情景,历历在目。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国立五中分校师生返乡心切,归心似箭,在此前已有教员辞职离校。10月,国立五中全体奉命离礼。当时交通不便,先后分批离礼,有个别学生流落礼县,后来在礼县招亲、就业、成家,最后确切人员数字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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