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六中往事不会如烟：（二）拉开了省立一中流亡的序幕
来源：瞿雷   2017-05-11 1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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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拉开了省立一中流亡的序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九月间日寇占领平津，济南的空气紧张了许多。每天清晨，市民们争相购买《华北新闻》，看头版新闻了解战局，大街小巷里议论纷纷，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济南省立一中的校园内依然照常上课，只是在每天下午，全体师生列队经杆石桥前往南山的山沟里搬运石头，运回学校覆盖防空洞顶，奉命加速这项“战备工程”。

　　然而现实出乎人们预料，战局急转直下，国军节节败退，日寇沿津浦铁路迅速南下，济南城里已隐约听到黄河北岸的炮声，敌侦察机不时在济南上空游荡，街市上恐慌气氛弥漫。这时，十几位德州中学的学生，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投奔到省立一中。原来德州已经沦陷，德州中学宣布解散。后来，不断有东北及平津的大中学师生相继流落济南，省立一中的宿舍和部分教室住满了流亡的师生。这些师生的到来，增添了校园内的紧张气氛。一中的老师们在校长感召之下统一了思想：决不能把学生留给日本人接受奴化教育，我们有义务保护好未来的民族生力军!不日校方正式宣布：学校暂时停课，教职员工集中学校，学生回家听命，随时准备迁校，目的地是济南之南泰山脚下的泰安城——他们天真地认为那是个安全的地方。当年学生的思想非常明确：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紧跟学校，追随师长，延续学业，学好本领，效民报国，抗日救亡，誓死不当亡国奴!

　　省立一中校长孙维岳(字东生)，他的左膀右臂是事务主任胡干卿(学生亲切喊他“胡老干”)、教务主任丁履观(字用宾，同学亲切喊他“丁大皮鞋”)，在这“三驾马车”的引领下，省立一中全体师生的流亡生活就要开始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大家终于得到了学校命令：“今晚七点整，在济南老站(火车站)集中上车!”没想到，济南到泰安仅80公里，今天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当年却是到第二天的凌晨方才到达。

　　省立一中当年的初二同学孙跃冬(离休前任新华社四川分社高级记者)，是这次的迁校的亲历者，他90年代初有一篇回忆《济南一中迁校泰安记》，对这段情景有生动地描述：“这是已是十月下旬，进入深秋季节。大家捆好行李，陆续扛着向校门口走去。我一手扶扛着的行李卷，一手夹着我的黑布棉大衣，紧跟着人流朝火车站走。这时，我看见了我们的国文老师李广田先生，他在路旁照顾着大家，大声喊：‘不要慌，还有时间!’他看到了我，指着我手中的大衣说：‘大衣穿上，晚上天冷!’我顿时心头画了个问号：这位大作家也要跟我们一起走吗?这位作家老师的出现，一下子给我这个从未出过门的少年壮了胆。”

　　“我的同班刘传信推着他的大飞轮自行车从后面赶了上来，他似乎很有远见，这学期开学时他骑了自行车从鲁北临邑县赶来，这次又把行李捆在自行车上带走。因为事前学校有通知，有自行车的可以带上。但当时有自行车的人少，这次带的车子也就二十多辆。他们骑上车子先行直奔火车站了。

　　“在济南老站集中后，由各位老师带队上车，原以为能坐三等车厢，谁知逃难的人多，只好坐了闷罐货车。老师同学上车后把行李堆在中间，大家则列坐四周。我们的老事务主任胡干卿老师站在货车门口，帮着后来的同学传递行李。胡先生平易近人，最爱说笑。一件特大行李从下面递了上来，胡老师一人提不起，身着一身西装的音乐老师瞿亚先赶紧过来帮忙。胡老师说：‘哟!好大家伙，老牛腰，搂不过来。这是谁的?’瞿老师说：‘是王宝钟和王保庸(田庄,瞿老师的高足，一中狂飙剧团的台柱子)两兄弟的，他哥俩的行李捆在一起了，真似一头赶不动的老牛呢!’车厢内外一片笑声。五十年后的一天，我与田庄在北京相聚，回忆起这件事，两人仍大笑不止呢!”

　　“由于战争紧张，津浦铁路的火车没有正点，闷罐车又没有灯，大家只好摸黑坐等。不时传出车外的喊声：‘×××在车上吗?’‘×××，你妈到处找你!叫你赶快回家!’大都是家长来车站找孩子的。同学们盼望火车快一点开，但是，火车却依然纹丝不动。”

　　“火车开出济南时大约已快深夜12点了。泰安离济南很近，小站也不足十几个吧。但是各站都要停车，让军车先行，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在第二天凌晨终于到达泰安车站。”

　　老师同学们哪里知道，这一步迈出家门，济南不日沦陷，整整八年之后才得以返回啊!

　　这时泰安的中等学校已经停课，省教育厅安排给省立一中的是进驻泰安中学的校舍，不料这里已经被临时伤兵医院占了，全校师生无奈,只好暂住泰安东门外的几家骡马大车店。孙校长宣布立即上课，说学生们的学习不能耽误，学校在骡马店里开了大课，针对时逢战乱，教生理卫生的张揆一老师还专门为学生讲了《细菌战》课。大约一周之后，经孙校长和胡主任和当局的反复交涉，把泰安中学校舍一分为三，省立一中占绝大部分，伤兵医院和平津学生流亡会各占一小部分，同学们得以搬进城里继续上课。在这期间，有济南育英中学等其学校师生也来到泰安，加入到一中的行列。学校对学生进行战时必要的训练，譬如背上行李爬泰山，整队去泰山脚下小溪边洗脸刷牙，手工课学习针线缝补，学习一般外伤包扎，这些训练对学生以后的流亡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这时的日寇沿津浦路南下速度极快，泰安城频频响起防空警报。残暴的鬼子飞机，向泰安这座毫无防空能力的小城狂轰乱炸，最初的目标是泰安火车站和大汶口铁桥，后来转向城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1937年12月24日黄昏，鬼子的九架重型轰炸机肆无忌惮地在泰安城低空盘旋，继而对泰安城里的民用目标进行了野蛮的轰炸，顿时，火光映红半边天，城内一片烟尘狼藉，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人叫，孩子哭，叫人撕心裂肺。这时，一颗重型炸弹在校门口爆炸，地面被炸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校舍被震得门窗跌落，玻璃粉碎。黑暗中，孙东生校长手擎一盏马灯，在操场边大声呼喊：“各班集合!清点人数!”幸好学校里没有人员伤亡。孙校长借着马灯昏暗的灯光，穿梭在各班级队伍之间，心疼地看着同学们一张张惊恐的脸庞，孙校长恨得咬牙切齿，双手颤抖：“万恶的东洋鬼子，齐鲁之大，竟不能给我的学生们一张安稳的书桌!”他立即爬上操场检阅台，对全校师生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最后果断地大声说：“泰安这地方，是不能呆了，我们走，马上走，今天夜里就出发!”

　　更大的艰难困苦正在等待着孙校长和他带领的那“紫色的一群”。(一中校歌中师生们自称是 “紫色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