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六中往事不会如烟：（六）我们的学校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
来源：瞿雷   2017-05-11 14:46:27

省立一中校舍---湖北郧阳文庙大成殿

　　(六) 我们的学校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

　　省立一中的师生，作为山东联合中学的一部分，于38年初夏到达鄂西北偏僻的郧阳城，师范部则落户在距郧阳一百多里的汉江南岸均县。这时，山东联合中学直属教育部管辖，奉教育部之命，将校名改为“国立湖北中学”，很快，校本部就挂上了“国立湖北中学”的校牌，大字榜书，很是醒目。

　　省立一中的师生们对学校的新名却不以为然，我们三千多人全是齐鲁子弟，山东是我们的根，是什么缘由把我们变成了“九头鸟”啦!现在分析，当年教育部的官员们也是用心良苦，其一，把山东联合中学迁到偏远的鄂西北，已经是躲避日本鬼子西撤的最大极限了，这所学校可以在这里长期安居。其二，山东联合中学有很好的师资和生源，今后可以招收当地的优秀学生，逐步提高鄂省偏远地区之教育水准。然而，陈立夫们万没有吃准战局的发展，出乎意料，大武汉以迅雷之势沦于敌手，鬼子日日逼近，半年之后，学校不得已又要西迁了。

　　到郧阳后，这里的马王庙及几所废弃的兵营住满了学生。省立一中的师生住在还算宽敞的文庙，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成殿里，睡在地铺上。大成殿正对着有一方广场，广场左侧的一排厢房是老师们的集体宿舍。刚到郧阳的老师们常常站在屋檐下闲谈，同学们凑过去打探时局和郧阳一带的地方风物，师生一起感慨一番。老师们每天经过大殿左侧的台阶到后面的餐厅去吃饭，而学生们则从食堂打饭在广场围坐就餐，校园显现出暂时的平静。

　　郧阳坐落滨临汉江北岸，是座山城，文庙就在汉江边的山坡上，这里地势险峻，江水波涛汹涌。时值盛夏，郧阳潮湿、炎热、多雨，主食是当地的糙米，用菜籽油做菜，很多师生不习惯，水土不服，消化不良，上吐下泻，患疟疾、疥疮的也很多，这里闭塞落后，缺医少药，大约十几位师生在郧阳病逝。省立一中的老教务主任胡干卿(自1913年即在省立一中任教，山东高等学堂毕业)，他年纪较长，在流亡途中打前站，寻觅校舍驻地，躲避鬼子轰炸，他最为辛苦，这年酷夏，他不幸病倒在郧阳卧床不起，后来，胡老师竟奇迹般的扛了过来，捡回了一条老命。而与胡老师一起打前站年轻力壮的齐志化(一中学生、兼事务员，胡老师一路流亡的好助手)，则病累交加，病逝于郧阳，胡老师心疼地扶着他的坟头老泪纵横。新上任的国立湖北中学校长宋还吾先生，是山东教育界一代名儒，他体质羸弱，学校抵鄂后校务繁忙，终积劳成疾，救治无效，长眠在了汉江之滨的山岗之上。

　　宋还吾(1894—1938)原名宋锡珠，山东成武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校长。他到二师之后，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并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使学校进步力量很快发展。1929年，他批准演出《子见南子》，开罪于曲阜孔氏圣裔，蒋介石下令教育部严办，日后，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公干，路过济南，又召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其对宋严究。何思源与宋还吾是菏泽同乡，又是北大同学，于是，何思源对蒋介石明顺暗抗，对宋还吾则明批暗保。从火车站回来，何思源马上召集手下紧急磋商对策，把他调离另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鲁迅写了一篇犀利的文章《关于“子见南子”》，发表在他的《集外集》中，由此鲁迅和宋还吾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民国“子见南子”案。

　　宋还吾先生逝世后，该校校务由杜光埙(后赴台，国民党监察委员)主持，校长由原济南市立中学校长蒋士健(毅生)代理。

　　当年师生在郧阳一边上课，一边继续作抗日宣传工作。鄂西北属第五战区管辖，战区长官李宗仁是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山东老乡李延年军长正值在郧阳驻防，他对家乡子弟捐物赠书，对山东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亦有很大支持。当时湖北中学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各种进步书刊可以自由阅读。壁报、剧团、歌咏、读书会都可以自由活动。左翼文化人士郭沫若、臧克家、姚雪垠，都到过这所学校访问，臧克家、姚雪垠还给国立湖北中学的学生上过几堂大课。当时，“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刚刚在武汉成立不久，在湖北中学活动也很活跃，学校壁报公开发表《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署名文章，年龄大一些高中、后师同学，去投奔延安，到延安抗大、鲁艺求学，则是公开的事情，当年开明的教师们极力支持同学们选择自己的道路，纷纷慷慨解囊，资助他们路费，李广田有篇文章记录了湖北中学的这段历史。有一部分学生则赴武汉，参加视为正宗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受训，加入了国军，成了国军抗日的骨干。抗战初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够维持，所以，去武汉、去陕北并不受限制，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过，这时国共两党都在极力争取青年学生，往哪里走只是青年爱国学生的一念之差。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是民族利益大于一切，党派之争被认为小肚鸡肠，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的前途，当时差之毫厘，后来却谬以千里了!

　　国立湖北中学的师生中“左”“右”两派斗争激烈，他们大都是在壁报上、读书会里展开辩论，教师也分成了几派，当然还是“只读圣贤书”的中立者居多。

　　当年有位林东同学回忆：“郧阳山城消息闭塞，群众对抗日形势知道较少，我们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在迁校和流亡的生活中，大家深深受到了课堂之外的教育。一九三八年秋冬，学校在湖北郧阳，大家看到政府抗战不利，迁都重庆，引发不满。读书会讲演、校内《星火》壁报均有争论。某日傍晚，有数十人右翼学生闯进教职员宿舍，呼喊几名左翼老师的姓名回答问题：我们究竟向何处去?一时聚集了许多同学，情绪极动，剑拔弩张，进步的和顽固的两派同学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国文老师李广田和音乐老师瞿亚先各举一盏马灯，历史老师许衍梁在后，他们镇定地回答了来人提的每一个问题，态度和平，说理简明。提问者感到无言以对，竟自撤离了之。来势汹汹的“兴师问罪”，倒成了一堂抗战形势大课。”看此场景，当年激烈的斗争形势可见一斑，虽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恶语相交，亦属常态。知识青年不管走阳关道，还是独木桥，只要打鬼子，应该就是一家人!

学生们的街头抗日宣传

　　省立一中在郧阳期间，成立了学校引以自豪的“狂飙剧团”。当年剧团团员王保庸(田庄)回忆：“我们到了郧阳，济南一中的“抗敌救亡工作团”不再工作了。于是话剧组的同学另行组织了“狂飙剧团”(这个剧团的名字是李广田老师起的，18世纪德国文学革命不是有个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吗!)，仍由我们的音乐老师瞿亚先先生担任团长，并由开始的二十个人增加到二十四个人。这时学校方面每月津贴剧团大洋一元，作为化装费用，从此，我们就可以演出有布景的舞台剧了。”“如此在郧阳工作了数月，至1938年11月，湖北中学又要准备西迁，瞿老师和我们二十四个同学下了决心，宣传抗日是我们的本分，无论有任何困难，我们“狂飙剧团”也要沿途工作的。至于经费问题，我们自信只要抖起精神苦干，民众绝不会不帮助的。”果不然，几个月后，狂飙剧团手擎十几方沿途民众赠送的锦旗到达目的地，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

　　在此期间，抗日战争发生了令人振奋的战绩，这就是武汉空战大捷，盟军一举击落日军飞机二十四架，郧阳大街小巷的报童声嘶力竭地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后来才知道，这次空战大捷是苏联志愿空军起了主导作用。这次空战中，日军飞机生还的不过三两架，而我们空军的损失却很小。1938年10月，经过将近半年的武汉会战，以武汉三镇陷落告终。同时也有更坏的坏消息传来，中国唯一的出海口广州已落入敌手，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转眼到了1938年底，中国版图上的战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武汉失守，鬼子沿长江而上。武汉沦陷之后，鬼子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进攻湖南，主要目标是长沙，一路踏进鄂西，准备北取襄樊，南下宜昌。均县、郧阳吃紧，鄂北人心惶惶，学校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山东的三千师生不得不做出新的转移准备。

　　“国立湖北中学”的大校牌不会挂得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