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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六中往事不会如烟:(六)我们的学校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
来源:瞿雷   2017-05-11 14:46:27

省立一中校舍---湖北郧阳文庙大成殿

  (六) 我们的学校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

  省立一中的师生,作为山东联合中学的一部分,于38年初夏到达鄂西北偏僻的郧阳城,师范部则落户在距郧阳一百多里的汉江南岸均县。这时,山东联合中学直属教育部管辖,奉教育部之命,将校名改为“国立湖北中学”,很快,校本部就挂上了“国立湖北中学”的校牌,大字榜书,很是醒目。

  省立一中的师生们对学校的新名却不以为然,我们三千多人全是齐鲁子弟,山东是我们的根,是什么缘由把我们变成了“九头鸟”啦!现在分析,当年教育部的官员们也是用心良苦,其一,把山东联合中学迁到偏远的鄂西北,已经是躲避日本鬼子西撤的最大极限了,这所学校可以在这里长期安居。其二,山东联合中学有很好的师资和生源,今后可以招收当地的优秀学生,逐步提高鄂省偏远地区之教育水准。然而,陈立夫们万没有吃准战局的发展,出乎意料,大武汉以迅雷之势沦于敌手,鬼子日日逼近,半年之后,学校不得已又要西迁了。

  到郧阳后,这里的马王庙及几所废弃的兵营住满了学生。省立一中的师生住在还算宽敞的文庙,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成殿里,睡在地铺上。大成殿正对着有一方广场,广场左侧的一排厢房是老师们的集体宿舍。刚到郧阳的老师们常常站在屋檐下闲谈,同学们凑过去打探时局和郧阳一带的地方风物,师生一起感慨一番。老师们每天经过大殿左侧的台阶到后面的餐厅去吃饭,而学生们则从食堂打饭在广场围坐就餐,校园显现出暂时的平静。

  郧阳坐落滨临汉江北岸,是座山城,文庙就在汉江边的山坡上,这里地势险峻,江水波涛汹涌。时值盛夏,郧阳潮湿、炎热、多雨,主食是当地的糙米,用菜籽油做菜,很多师生不习惯,水土不服,消化不良,上吐下泻,患疟疾、疥疮的也很多,这里闭塞落后,缺医少药,大约十几位师生在郧阳病逝。省立一中的老教务主任胡干卿(自1913年即在省立一中任教,山东高等学堂毕业),他年纪较长,在流亡途中打前站,寻觅校舍驻地,躲避鬼子轰炸,他最为辛苦,这年酷夏,他不幸病倒在郧阳卧床不起,后来,胡老师竟奇迹般的扛了过来,捡回了一条老命。而与胡老师一起打前站年轻力壮的齐志化(一中学生、兼事务员,胡老师一路流亡的好助手),则病累交加,病逝于郧阳,胡老师心疼地扶着他的坟头老泪纵横。新上任的国立湖北中学校长宋还吾先生,是山东教育界一代名儒,他体质羸弱,学校抵鄂后校务繁忙,终积劳成疾,救治无效,长眠在了汉江之滨的山岗之上。

  宋还吾(1894—1938)原名宋锡珠,山东成武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校长。他到二师之后,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并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使学校进步力量很快发展。1929年,他批准演出《子见南子》,开罪于曲阜孔氏圣裔,蒋介石下令教育部严办,日后,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公干,路过济南,又召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其对宋严究。何思源与宋还吾是菏泽同乡,又是北大同学,于是,何思源对蒋介石明顺暗抗,对宋还吾则明批暗保。从火车站回来,何思源马上召集手下紧急磋商对策,把他调离另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鲁迅写了一篇犀利的文章《关于“子见南子”》,发表在他的《集外集》中,由此鲁迅和宋还吾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民国“子见南子”案。

  宋还吾先生逝世后,该校校务由杜光埙(后赴台,国民党监察委员)主持,校长由原济南市立中学校长蒋士健(毅生)代理。

  当年师生在郧阳一边上课,一边继续作抗日宣传工作。鄂西北属第五战区管辖,战区长官李宗仁是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山东老乡李延年军长正值在郧阳驻防,他对家乡子弟捐物赠书,对山东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亦有很大支持。当时湖北中学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各种进步书刊可以自由阅读。壁报、剧团、歌咏、读书会都可以自由活动。左翼文化人士郭沫若、臧克家、姚雪垠,都到过这所学校访问,臧克家、姚雪垠还给国立湖北中学的学生上过几堂大课。当时,“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刚刚在武汉成立不久,在湖北中学活动也很活跃,学校壁报公开发表《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署名文章,年龄大一些高中、后师同学,去投奔延安,到延安抗大、鲁艺求学,则是公开的事情,当年开明的教师们极力支持同学们选择自己的道路,纷纷慷慨解囊,资助他们路费,李广田有篇文章记录了湖北中学的这段历史。有一部分学生则赴武汉,参加视为正宗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受训,加入了国军,成了国军抗日的骨干。抗战初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够维持,所以,去武汉、去陕北并不受限制,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过,这时国共两党都在极力争取青年学生,往哪里走只是青年爱国学生的一念之差。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是民族利益大于一切,党派之争被认为小肚鸡肠,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的前途,当时差之毫厘,后来却谬以千里了!

  国立湖北中学的师生中“左”“右”两派斗争激烈,他们大都是在壁报上、读书会里展开辩论,教师也分成了几派,当然还是“只读圣贤书”的中立者居多。

  当年有位林东同学回忆:“郧阳山城消息闭塞,群众对抗日形势知道较少,我们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在迁校和流亡的生活中,大家深深受到了课堂之外的教育。一九三八年秋冬,学校在湖北郧阳,大家看到政府抗战不利,迁都重庆,引发不满。读书会讲演、校内《星火》壁报均有争论。某日傍晚,有数十人右翼学生闯进教职员宿舍,呼喊几名左翼老师的姓名回答问题:我们究竟向何处去?一时聚集了许多同学,情绪极动,剑拔弩张,进步的和顽固的两派同学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国文老师李广田和音乐老师瞿亚先各举一盏马灯,历史老师许衍梁在后,他们镇定地回答了来人提的每一个问题,态度和平,说理简明。提问者感到无言以对,竟自撤离了之。来势汹汹的“兴师问罪”,倒成了一堂抗战形势大课。”看此场景,当年激烈的斗争形势可见一斑,虽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恶语相交,亦属常态。知识青年不管走阳关道,还是独木桥,只要打鬼子,应该就是一家人!

学生们的街头抗日宣传

  省立一中在郧阳期间,成立了学校引以自豪的“狂飙剧团”。当年剧团团员王保庸(田庄)回忆:“我们到了郧阳,济南一中的“抗敌救亡工作团”不再工作了。于是话剧组的同学另行组织了“狂飙剧团”(这个剧团的名字是李广田老师起的,18世纪德国文学革命不是有个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吗!),仍由我们的音乐老师瞿亚先先生担任团长,并由开始的二十个人增加到二十四个人。这时学校方面每月津贴剧团大洋一元,作为化装费用,从此,我们就可以演出有布景的舞台剧了。”“如此在郧阳工作了数月,至1938年11月,湖北中学又要准备西迁,瞿老师和我们二十四个同学下了决心,宣传抗日是我们的本分,无论有任何困难,我们“狂飙剧团”也要沿途工作的。至于经费问题,我们自信只要抖起精神苦干,民众绝不会不帮助的。”果不然,几个月后,狂飙剧团手擎十几方沿途民众赠送的锦旗到达目的地,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

  在此期间,抗日战争发生了令人振奋的战绩,这就是武汉空战大捷,盟军一举击落日军飞机二十四架,郧阳大街小巷的报童声嘶力竭地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后来才知道,这次空战大捷是苏联志愿空军起了主导作用。这次空战中,日军飞机生还的不过三两架,而我们空军的损失却很小。1938年10月,经过将近半年的武汉会战,以武汉三镇陷落告终。同时也有更坏的坏消息传来,中国唯一的出海口广州已落入敌手,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转眼到了1938年底,中国版图上的战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武汉失守,鬼子沿长江而上。武汉沦陷之后,鬼子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进攻湖南,主要目标是长沙,一路踏进鄂西,准备北取襄樊,南下宜昌。均县、郧阳吃紧,鄂北人心惶惶,学校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山东的三千师生不得不做出新的转移准备。

  “国立湖北中学”的大校牌不会挂得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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