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6，湘西有所国立八中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薛小林 摄影：朱辉峰   2017-05-09 15:10:27

　　2012年8月16日，花垣老县城小北门外,国立八中初二部旧址，下临酉水支流兄弟河。4-年前的一场大火将曾作初二部校舍的张飞庙、大兴寺、真人殿化为灰烬，只剩下这块原址上的纪念碑。

乾州区乾城小学内，暑期钢琴培训班

　　位于万溶江边，原协台衙门旧址的乾城小学。这里曾作国立八中高女部校舍，如今旧迹了然无痕。

国立八中初一部第十届学生毕业照

乾城文庙，曾为初女部校址

国立八中迁徙及各分部分布图

　　□撰文/薛小林 摄影/朱辉峰

　　从1938年到1946年，抗战时期从安徽流亡至湘西、川东的国立八中存在了8年。“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国立八中校友、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诗句)，在那些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日子里，十几岁的少年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湘西报国图存，保存“读书种子”。它也给落后的湘西地区播下文明的火种。回首这个短暂存在过的中学，它在艰难时世里走过的足迹，和它辉煌的成果，能带给今天什么启示?

　　背景

　　为了保存“读书种子”，“国立安徽中学”迁入湘西

　　抗战爆发后第二年，安徽省战时成立的四所临时中学，加上当时遭到空袭、处于动荡不安中的颍州(今阜阳)三所省立学校(颍州中学、颍州师范、颍州女中)，先后西迁。颍州三校迁校前，时任颍州中学校长苏家祥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示，李指示颍州三校迁往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潢川。

　　当时正值台儿庄大捷后，据说日军空袭阜阳是冲着李宗仁而来。据当时在场的苏家祥的助手李春晓回忆，日机空袭阜阳时，李宗仁正在校长室和苏家祥会谈，“我还给他们倒茶”。由于颍州中学地处城郊，未引起日军注意，没有遭轰炸。

　　当时有人要求颍州三校学生加入“广西青年军团”，参加抗日，为苏家祥所反对。情急之下，他请求当时正在当地视察的安徽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华(后任国立八中校长)支持。邵华面对师生当场演讲，称要学生安心读书，保存“读书种子”，以图将来报国。

　　于是在邵华的支持下，颍州三校迁离安徽，到达河南潢川，后又到达武汉。安徽其它几所省立临时中学也先后到达武汉。1938年7月，教育部决定由这7所学校成立国立安徽中学，后改名国立八中。因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是安徽人，对国立八中师生颇为关心，安排其迁往湘西办学。

　　出发还是暮春，到达已是深秋，随校流亡的孩子最小才8岁

　　1938年初，安徽省教育厅在该省几个县城及偏僻小镇设立4所临时中学，接纳抗战中流散的学生。但日军侵略迫近，经过几个月短暂平静后，被迫迁校。

　　据国立八中校友阚家蓂回忆，设在皖西小镇流波疃的第一临时中学，借用当地茶棚作教室。但有一天，该镇遭日军飞机轰炸，一个张姓女同学未婚夫被炸死，另一姚姓女同学母亲遇难，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小弟弟只有七八岁。

　　该校随即迁走。老师带着一群中学生，最小的初一学生才十二三岁，翻过大别山的崇山峻岭，磨破鞋子，衣不蔽体，到达武汉。

　　有国立八中校友回忆，在武汉停留期间，有同学在空袭中遇难，有同学弃学，有的看见报纸上的招生启事报名入学，有的随校继续迁徙。老师又当老师又当父母，带他们离开武汉。

　　国立八中师生有的从武汉坐船过洞庭湖到常德;有的乘车沿粤汉铁路抵长沙，从邵阳翻过雪峰山;还有的则走浙赣线到长沙，分途抵达湘西。

　　有校友回忆，从金华到株洲的火车上，一位同学病逝，被抬下车在铁路附近掩埋，离开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火车上难民如潮涌，连车头都坐满了人。行车还要躲避空袭，每当有日机飞临，就要停车，火车头跑进隧道，乘客下车躲避，等警报结束才上车。从金华到长沙就走了两个月。

　　有的迁校学生在桃源女中休整了几天，还参观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逢此乱世，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此后时而陆路时而水路，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学生们已疲累不堪。有的手牵手在路上拦车，有幸碰上过往车辆的，就乘车前行。途中已是夏天，为避开烈日，昼伏夜行，边睡觉边走路，有时会碰醒。

　　师生经过长达数月的逃亡，出发还是暮春，到达已是初秋，艰苦备尝，终于到达这片可以容身的山水。

　　抵达湘西前，令学生们普遍印象深刻的，是抗战前刚刚修通的湘川公路上的矮寨天险。如今矮寨已修通公路大桥，成为湘西代表性风景之一。那时的矮寨公路盘桓曲折，奇陡无比，很多学生从这段天路开始认识湘西。

　　据部分学生后来写的回忆录记载，到达湘西不久是中秋节。当时气氛敏感，学生们都是背井离乡，很多同学和家人音信隔绝，甚至父母已在战争中身亡，遇到这样一个节日，心理格外脆弱。

　　为了让学生忘却思乡之苦，学校当晚举行了联欢晚会。但晚会结束，气氛微妙，有一个同学唱起《松花江上》，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之感顿时迸发，很多同学掩面而泣，女孩子哭得格外伤心，在老师百般劝慰下才度过这个夜晚。

　　“童子兵”吃住、学习，在湘西6县11地的寺庙或“大屋”

　　国立八中学生从流亡开始，就实行军事化管理，穿军装、扎绑腿，平时进行军训，练习出操、打枪等。初到湘西时，学校还办织布厂，给每个学生做了两套灰布军服，一套军大衣。学生就穿着这些衣服行走在当地，吃住、学习在寺庙里。起初当地人以为是“童子兵”，并不知道他们是学生。

　　抗战前期，湖南是后方，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则成主战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但湘西地区多山，地势险要，敌军一时难以攻克，仍保持一时的平静。

　　当时湘西已迁入大量战时教育和救助机构。辰溪有湖南大学，泸溪县浦市镇有儿童教养院，吉首有国立商学院和江苏省立旅湘临时中学(后并入国立八中)，花垣有贞信女中和儿童保育院，等等。

　　国立八中建校的这片区域，位于沅水中游、武陵山区腹地，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被称为“五溪蛮”，因此又称“五溪地区”。流亡途中细心的学生发现，沅水两岸每隔不远就有一座“伏波庙”，为纪念东汉征讨“五溪蛮”的伏波将军马援而建。

　　湘西历史上匪患严重。来湘之初，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就指示“湘西王”陈渠珍和湘西各县长官对国立八中办学、师生安全给予关照，并派军队沿途护送。此后各县对国立八中给予特别优待，师生很少遭土匪侵扰。

　　由于国立八中人数众多，集中在一起办学无法供给，分散在各富裕商镇或湘川公路边交通便利的村镇，利用寺庙、书院、“大屋”(大型民居)等公私建筑作校舍。教学点分布在湘西、川东6县的11个地方，每处为一个分部，校本部在湘川公路边的小镇所里(今吉首市)。11个分部中，4个高中分部，6个初中分部，另设一个师范部。高中和初中各有一个女子分部。国立八中师生习惯叫各分部简称，如高中第一部简称“高一部”，初中女子部简称“初女部”，以此类推。但这只是最初的安排，日后又根据当地交通条件、供给及生源变化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各部之间有分合。

　　洪江的高三部因打死闯入女生宿舍和尚事件，被迫迁往所里，后来并入永绥(今花垣县)的高二部。洪江的初一部后来也因生源缩减并入麻阳初四部。高二部最初设在所里附近的河溪镇，因校舍分散在山上，师生上课“难爬坡”，及当地供给不足，迁往永绥县城。

　　此前永绥县城已设有初二部，在小北门外。高二部利用西门外的文庙做校舍。文庙用来祭孔，大部分时候闲置，1949年前后当地“城乡事变”时围墙被拆除，日后逐渐被毁，今已不存，原址是花垣县小学。

　　1804年迁建于此的永绥文庙，规模宏大，堪称湘西最大文庙之一，据见证者回忆，是今乾州文庙的4倍，后者占地5000多平米。格局和一般文庙一样，前方是棂星门、状元桥、泮池，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后部是亚圣殿。高二部将文庙建筑改建为校舍，另在庙前还搭建了几间教室。

　　“红苕不是你们先生吃的，是喂猪的”

　　彭庆海家在花垣县城，离初二部不远。彭作为国立八中后期在当地招生的学生，1944年后曾在该校就读。和他的外地同学不同，彭是走读生，早上6点钟起床，曾穿过城中那些街巷，边走路边记英语单词或国文课文，去高二部读书。

　　当时国立八中办学已接近尾声，安徽籍流亡学生缩减。彭的同学中有安徽人，其中有的是从儿童保育院长大考入国立八中的，也有来自湘东北沦陷区的，以长沙、浏阳两地居多，其中就有日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彭对国立八中学生勤俭刻苦留有深刻印象。尽管他们是公费生，学费和吃住费用全免，还发放生活用品和零花钱，但毕竟数量有限。彭的同学中有部分教师子弟，少数人父母随校流亡，在县城做小生意维持家庭。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和父母中断联系，失去接济，生活非常拮据。有的为了完成学业，甚至不得不辍学，到乡下教书挣钱。

　　彭回忆，当时的学生只有一两件衣穿，不够换洗，夏天他们跳入兄弟河(酉水支流)中游泳，等洗净的衣服晾干再上岸穿。但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相当刻苦，晚上几人围在桐油灯下夜读，灯光微弱。

　　据国立八中校友徐成龙回忆，每天课余时间，学生们就在“附近田野里，农家柑橘园中，甚至稍远的山坡上油桐与油茶林中，河边草地上及巨轮水车旁”，三五成群看书。由于学校地处偏远，他们和乡野的接触更为频繁。有的假期还深入苗族、土家族村寨开展抗日宣传演出，行走在乱世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静林里，陶冶了性情。

　　徐成龙回忆说，他们到当地苗家花钱买老奶奶烧的红薯，老奶奶告知“红苕不是你们先生吃的，是喂猪的”，颇觉新奇有趣。

　　老师中也不乏奇人。如公民课老师谭佛心，曾是同盟会员、孙中山的战友，当时70多岁，透露黄花岗72烈士中有一个其实没死，当了和尚。

　　国文老师张汝舟，在有当地官员参加的祭孔典礼上讲话，大骂官僚腐败，搞得对方不快，事后亦未遭报复。

　　国立八中教师大部分来自安徽，使用彭庆海“起初有三分之一听不懂”的安徽话或其它方言。他们中有很多是安徽的著名教师，部分来自大学，后来很多也进入大学成为著名学者。

　　被学生提及较多的，如“不带三角板和圆规，随手一画，圈圆线直”的数学老师沈沅湘，讲解古文如从胸中出的国文老师张汝舟，用英文和到访的美国大兵流利对话的英语老师王道平。彭庆海转述当时从长沙来的同学评价，称国立八中老师“比战前长沙名校教师毫不逊色”。

　　国立八中毕业生中，有很多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官员、工程师，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有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

　　11处校舍仅一处保存完好，几乎每处校址附近都有病逝师生墓地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师生复员回家，安徽籍师生返回该省成立的几所学校，其它省籍的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就读。国立八中随之自然解散。

　　并非所有国立八中师生都能够平安归来。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每所分校“只有一个中医，没有西医，药品匮乏”，很多师生在当地病逝。

　　据国立八中校友回忆，有一次洪江的10多名学生染上肺炎，设在镇上的教会医院因青霉素太贵，学校买不起，不给学生注射。直到初一部主任刘文修用英语和医生交涉，对方才同意以较低价格注射，学生才脱险。

　　更多师生是染上痢疾、伤寒、肺结核等病后，得不到有效医治去世。麻阳初四部主任谭植菁就是患肺结核在所里病逝。

　　据彭庆海称，师生病逝后，学校会举行葬礼。原先在花垣县城西北一处半山上，有国立八中病逝师生的墓地，如今迁往县城西南一个更高的山上，有13块墓碑，上面刻有墓主姓名。几乎国立八中每个分部都有这样的墓地。他们仍然守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梦里可曾回去?

　　国立八中的多处校舍所剩无几。让人最遗憾的是，花垣县城中用作初二部校舍的张飞庙、大兴寺、真人殿，4年前在一场火灾中焚毁，据说大火因住户熏腊肉引发。如今花垣只有花垣县小学内的一块纪念碑和花垣民中内的一处纪念亭，可以让来者凭吊，两者皆建于2001年朱镕基访校后。

　　目前国立八中惟一保存完好的遗迹，即做过初女部校舍的乾州文庙，朱镕基夫人劳安曾在此就读。该文庙基本保持当初格局，内设国立八中校史展览区。2012年8月17日，我们找到这里时，主体建筑大成殿正在维修。

　　而高女部在万溶江边，这里曾因国立八中老师作词曲的一首歌《万溶江》而闻名，原为清朝协台衙门，现为乾城小学校址。校内已找不到任何遗迹，学校隔壁有一座三层小楼，彭庆海判断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但已无法考证是否和高女部有关。

　　万溶江仍在，江边有一座建于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的风雨桥。江水清清，只有那段“万溶江，愁波荡漾。四围山色，绿杨芳草，无限凄凉。每天每天飘零的女儿来洗衣裳……”的歌词，还能让人回想70年前那段岁月。

　　当时学生尚使用毛笔，用砚台磨墨写字。国人风气未开，通常男女分校，即使同校上课，“朝夕相处，从未说一句话”。今昔对比，恍若隔世。

　　身后

　　“如果没有国立八中，湘西教育至少要落后20年”

　　2001年4月，国立八中校友、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回到花垣县，重访母校，令原本名动一时，却尘封达数十年之久的国立八中重新引人注目。

　　朱访校后常被人提起的，有和花垣小学一街之隔，对面花垣民族中学内的一对石狮。它和校内几株桂树、槐树及一块失而复得的抗战纪念碑，构成当时所剩无几的几处遗迹。

　　因为此事，外界普遍误以为国立八中校舍在花垣民中。但花垣民中和国立八中确有渊源。

　　据国立八中校友彭庆海讲述，当时花垣民中前身永绥中学就在国立八中校舍对面的崇山公园内，该公园是县城名胜，内有假山、园林等，常有人来游玩，公园内有一对石狮，位于公园旁边当地一户宋姓大户所属的“空坟”所立牌坊前，八中学生来公园时也会看见。

　　据彭庆海回忆，这对石狮在他小时候就存在，“好高大雄伟”。彭介绍，永绥中学是随国立八中迁入当地而建，他在永绥中学上初中时，老师由国立八中教师兼任，永绥中学师资力量不足以办学。如此一来，国立八中复员后，永绥中学理所当然成为其在当地继承者。

　　湘西原本中学很少，只有吉首的省立十三中等极少几所，国立八中在湘西办学的八年，把中原地区的文明带入湘西。“如果没有国立八中，湘西教育至少要落后20年”，彭庆海称。

　　国立八中培养的学生也成为日后发展当地教育的主力。像彭庆海1949年后，就在当地中学教数学，桃李满天下，当地很多数学老师都是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

　　国立八中留下一个很大成果就是国立茶师(以国立八中教师为基础1941年创办)，即后来的湘西民族师范。据从该校毕业的花垣民中副校长陈勇称，该校为湘西培养了大批教师，对当地教育影响甚深。

　　参考资料 《烽火弦歌——国立八中回忆录(第1、2、4、6、7期)》(国立八中校友联谊会编)、《故园情——国立八中校友与花垣的往事》(花垣县委、县政府编)

　　鸣谢 花垣县教育局、花垣县民族中学、彭庆海、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