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人”在湘西——抗战时期内迁学校与湘西教育的发展
来源：《中国民族教育》 作者：张滢   2017-05-10 08:47:29

位于湘西乾城县的国立第八中学初中女子分校。(资料照片)

　　抗战前的湘西，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其“蛮”，因其“美”，往往被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迷雾中。至于其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则更是迷雾中的迷雾。

　　抗战时期，一些沦陷区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工厂、学校，和大批不甘受日寇欺凌的难民相继来到当时地处抗战大后方的湘西。此次人口迁移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迁入的学校多，中青年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

　　除了来自湖南本地的难民，迁入者尤以江苏、安徽等长江下游省份的流亡学子和教师为多。8年中，这些湖南人口中的“下江人”，亲眼见证了国难当头民族同胞朴素的深情厚谊，也和湘西人民一起创造了当地教育有史以来罕见的辉煌。

　　“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

　　“未出发前，队伍是很整齐的，可是到了西门口，由于暴雨的关系，城门口都浸在水里一尺多深，队伍就涣散了，三三两两各走各的。出得城门，公路上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小桥多已全部炸毁，大点的桥梁也只剩可步行的桥面……一个男同学在未过桥时将扛在肩上的皮箱一下子丢到河里，他是唯一的一个扛箱子离开校舍的人……很快，那只飘在河水里的箱子只剩下一个小黑点。”这是安徽人王延敏脑海中七十多年挥之不去的惨痛一幕。1938年6月中旬，当时设在宿松的安徽省第三临时中学因日寇逼近，战情危急，又与安徽省教育厅通讯中断，临时决定西迁至大后方安全地带，具体校址待定。

　　归路已断，跟着大队上路吧!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无数个和王延敏一样的爱国学生在学校、教师的带领下，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经历严寒酷暑的煎熬，顶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爬山涉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内迁的队伍。湘西，便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

　　研究湘西近代史的学者刘鹤，为迁往湘西的学校勾勒出了两个大致的时期和路线图：

　　第一个时期是1937年到1938年。由1937年3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杭州迁入湘西境内的沅陵，从此拉开了学校迁往湘西的序幕。在接下来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各级各类学校纷至沓来。到1938年10月国立八中师生到达，迁入湘西的学校达到了25所之多，占内迁学校总数的61%，迁校的高潮由此到来。

　　第二个时期是武汉会战之后到1945年抗战结束。这一时期共有14所学校迁到湘西，以中学和职业学校为主，多是湖南省内的学校，主要从中学分布较多的长沙、衡阳、常德等城市迁移而来。

　　总的来说，湘西一带虽有既往名校的迁入，但“几乎一大半只是在湘西过过场”，没有长时间停留。比如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仅仅在湘西驻扎一年便迁往贵阳。

　　相形之下，国立八中在湘西的存在就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当时，湘西已迁入大量战时教育和救助机构。辰溪县有湖南大学，泸溪县浦市镇有儿童教养院，所里镇(属于当时的乾城县，今吉首市)有国立商学院等。国立八中建校的区域，位于沅水中游、武陵山区腹地，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被称为“五溪蛮”，因此又称“五溪地区”。

　　“1937年12月，芜湖、南京陷落，全皖震动……省教育厅乃于皖西山地设立四所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2月，蚌埠失守，5月，合肥、徐州相继失守……四所省立临时中学以及阜阳三所中等学校奉命西迁，师生泣别家乡，开始了长途的流亡生活……当时政府教育部得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大力支持，决定于湘西、川东沅江流域，以安徽西迁各校为基础创办国立安徽中学……设校本部于湖南省乾城县所里镇(今吉首市)，下设11个分部于洪江、麻阳、乾城、永绥、保靖及四川秀山等地……(1938年)夏秋之交，上述各校……教师学生次第到达指定地点。不久改校名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后定名为国立第八中学……”2000年重新修订的国立八中校友录前言，以极简单克制的语言记录下了学校在战火中迁徙的全过程。

　　与西南联大师生赫赫有名的“湘滇黔旅行团”——11名教师和200多名学生历时3个月自愿、有组织，甚至还有事先体检的步行迁徙相比，国立八中学生的迁徙有着更多漂泊的意味。

　　师生有的从武汉坐船过洞庭湖到常德;有的乘车沿粤汉铁路抵长沙，从邵阳翻过雪峰山;还有的则走浙赣线到长沙，最后分途抵达湘西……关于这段历史，国立八中校友、已故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以一句——“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道出了安徽学子远离家乡、千里流亡的心酸。

翟其寅，安徽芜湖人，生于1926年，是国立八中年纪最小的初中

学生，其父翟本槐抗战时期曾任滇川公路责任工程师。(资料图片)

　　参加过迁徙的校友姚德鑫回忆：“学生由教师分别领队，高初中同学按年龄大小混编成队。我当时只有14岁，弟弟比我还小，能走一天山路，已经不易……我们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爬过大别山1382米高的韭菜岩，手牵手走过齐腰深的无桥沙河……”

　　有人出发时还是暮春，到达已是深秋，有人从农历的端午节走到了中秋节……不少尚在童稚之年的中学生，以亲身经历体会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正是从那时起，参加过迁徙的校友刘敬坤开始品味章乃器先生在《给青年们》那封长信中所说的“太不幸与太幸运”的辩证法涵义。

　　“八皖父母邦，弦歌重整在沅湘，诚与毅，立身立国本，念念慎勿忘……”正如国立八中校歌所咏，数千名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少年，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际，在湘西得以重修学业。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腹地，生活环境极其艰苦，学生睡地铺、吃粗粮、穿草鞋。夏天，苍蝇蚊虫猖獗;冬天，无棉衣棉被御寒。武汉沦陷后，师生实际与安徽老家切断了一切联系，更谈不上家庭的经济支援与情感慰藉。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青年的意志得到了锻炼，抗日救国的热忱得以激发，学生们深感学习来之不易，刻苦钻研的学风日盛。

　　就在1939年夏天，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统一招考，国立八中296名高中毕业生，有220余人考取，加上军事院校计划外录取，升学总人数达到250余人，为各方面输送了抗战建国人才。

　　据国立八中校友回忆和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时期国立八中共培养了5000多名在校生，是当时大后方33所国立中学(含国立大学附属中学、国立女子中学)中结构最完整、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学校。

　　艰难岁月，结下深情厚谊

　　在张治中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他曾多次注意到湘西“素以民风强悍著称”，并“以此征问地方人士”。当时，一些学者深入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湘西“民风强悍，壮丁多带小刀自卫，时有仇杀，皆苗胞遗俗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被外人误解为“蛮悍而又愚蠢”的湘西人，对待“下江人”格外友好。就在这艰苦的岁月中，离乡背井的学子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浓得化不开的深情厚谊。

　　国立八中的高二部(编者注：“高中第二分部”的简称，国立八中习惯称呼各分部的简称)设在永绥(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以该县文庙(又称“夫子庙”、“孔庙”)为校址。文庙附近的菜园和果园，只要是学生需要，完全可以像进出自家那样方便取用。村里的农民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临走时还把红薯、花生、柑橘等食物一个劲地往学生怀里塞。一些永绥本地的学生，也常把同学带到家里吃米豆腐和灯盏窝儿。一些老校友多年后故地重游，就是为了有生之年再吃一回年轻时吃过的美味。

　　用高二部一位校友引用当年同学的话来说，“是永绥的人民养育了我们”。

　　校友余淑清曾在国立八中位于乾城县的初女部(编者注：初中女子部)就读，

　　对当地的苗民又好奇又害怕。与苗民相处久了，竟与苗民妇人熟到常借用她们的棒槌到江边槌洗衣服。苗民妇人“慈眉善目，笑脸相迎，从不拒绝我们的请求，有时还邀请我们到屋内歇息，在火上烤自制的糯米粑粑请我们吃。”虽然屋内陈设简陋，苗民妇人的热情却让客人暖心。

　　“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甜美的糕点。” 余淑清如是说。

　　1943年，国立八中高二部学生王良元高中毕业，按规定要和同学一起到所里镇参加湖南省教育厅规定的会考。永绥与所里相距一百多里，虽有公路汽车通行，但学生囊中羞涩，只能结伴步行。傍晚，王良元和同学走到矮寨北麓的独户苗家，就是公路旁的一栋吊脚楼。“和颜协商”后，主人同意他们借宿一夜，且态度和蔼，还给学生专门做饭菜，按时价付款。主人“再三说这里盐巴稀贵，特别拿出来优待我们”。“原来传闻苗族对汉人仇恨，时有抢劫和杀害者，经亲身体验，纯属子虚。”后来，王良元还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回忆文章《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之中。

　　原国立八中校长苏家祥的女儿苏庭林也曾在国立八中就读。据她回忆，随着了解的加深，来自安徽各地的学生和当地同学的情感与日俱增。在学习方面互相协作，有时提醒英文单词文法，有时互相研究解开数学难题，有时互相背诵国文诗词。在生活方面互相照顾，寒暑假时，当地同学介绍外地同学和当地的长辈认干亲，偶尔休息时就到干亲家“摆龙门阵(聊天)”，“无形中沟通了与当地乡亲的感情，与少数民族有了亲密无间的友爱。”

　　每年暑期，国立八中都要组织师生深入苗族和土家族山寨进行抗日宣传。校友江涛就曾是宣传小分队的一员。在分部主任毕仲翰老师的带领下，他和同学们穿公路、踏山径，翻越高峰、涉过河谷，足迹踏遍了十几个山寨，利用山民们赶场交易的墟期进行宣传。歌咏队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话剧组演出抗日活报剧，改良京剧。

　　“在演出间隙，我负责用大喇叭筒，操着半生不熟的湘西方言领喊口号，向山民们宣传日本侵略军的暴行，鼓动男儿们参军抗日。”据江涛回忆，由于这些苗族和土家族同胞都懂当地的汉话，宣传小分队的演讲常常能在群众中激起阵阵高潮。

　　宣传队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己做简单的饭菜，晚上睡在当地小学教室的课桌上。可每到一个山寨，都能得到少数民族同胞热情的接待。当然，所谓接待，只是一钵红烧肉，但对穷学生来说，已是极其丰富的美餐。而且学生们也知道，就算是一碗红烧肉，已是少数民族同胞倾其所有。

　　“当地人的抗战情绪……是十分冷淡的。除了少数的知识分子外，一般民众，甚至连祖国抗战的大事都不知道。就是晓得的，也不过当成内战一样看待，很少有关心的。当我初次走到街头，连一点形式上的宣传标语都很少碰到。”这是抗战初期，一个路人在湘西的观察所得。到了抗战后期，在国立八中等内迁学校的影响下，上述场景早已消失殆尽。

　　对此，有学者这样评价：“正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空前加强了，从‘四夷宾服’的民族关系转变为‘四海之内是一家’的新民族关系。”

　　内迁八年，最终留下了什么

　　“下江人”对湘西最大的影响在于文化教育。

　　抗战以前，湖南省内绝大多数的公私立中学都集中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几个主要城市，偏远的湘西地区每个县都难发现一所中学。直到抗战前夕的1936年，湖南省政府为了办理苗疆义务教育，才在所里镇建立了“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紧接着开办了湘西屯各县联立初级中学。

　　至于少数民族教育，基本上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概括——“学校大门八字开，土蛮苗子进不来”。当时的湘西青年，“略识粗浅文字者，不过千分之三，文理清顺通达国家政务者，万难选一也。至于女子识字者尤少，非但不识粗浅文字，而且于法币数字亦不能知。”

　　抗战爆发后，湘西人民痛感落后的文化教育不能适应救亡图存的需要。尤其是湘西子弟兵118师在与敌对峙和与友军接触中，“深感自身文化科学素质，远不及人，师长顾家齐等官佐，纷纷从前线投书而回，诉诸国家民族危难及急需济世人才”，对当地各界触动很大。

　　受内迁学校的影响，以及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对教育较重视，加之湘西本地群众变革教育的强烈诉求，湘西教育8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境内的中学教育盛极一时。据1937年至1945年的统计数据，仅沅陵一县就有中学12所。

　　除了新办学校，一些内迁学校也开始在湘西本地招收青少年入学。在国立八中就读的本地学生，学费可以“与难民学生同样照顾”。迁入乾州的一所难童小学因为“学校免费入学，教学质量又高”，当地学生争先恐后地报名，甚至于就读河溪中心国民小学的学生也纷纷转入该校。河溪中心国民小学校长不得不要求乡公所下令，禁止本乡学生入读难童小学。

　　受外地学生影响，本地学生的学风得到了极大改善。“苗民有点令人难以捉摸的习气就是情愿结绳记事，绝不肯读书。但近来这种古怪的脾气，似乎有了些改变”，这是时人冯后勤在《湖南保安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发表的《巡视湘西的一角》中记录下的观察。

　　抗战之前，湘西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不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仍然占据大部分人的头脑。国立八中专设初中、高中女子部，开当地女子受教育之先例，仅1939年一年就招收了68名本地女生就读。一些女子中学的迁入，使民风进一步开化。到了1942年，湘西有些县的师范学校，甚至出现了女生比例反超男生的可喜现象。

　　“要不是抗战时许多学校的迁入，湘西的读书人不会有那么多。”一位来自湖南涟源市的老干部曾这样感叹。

　　8年内迁，内迁学校不仅影响了湘西的文化、教育活动，甚至对当地民众的婚姻观、整体思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永绥县富商徐纯武已年逾六旬，还欲强娶17岁的贫女欧瑞芝为妾。欧瑞芝的父亲是国立八中高二部澡堂烧水工，学生听闻此事后，联合初二部上百名学生冲到抢亲现场，打烂了花轿，轰走了接亲人。后又在东西两座城门上，张贴“花甲老翁强占民女”的海报，在永绥县城轰动一时。

　　然而，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内迁学校的逐步复原，除了原先自身兴办的学校，湘西还会剩下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苏家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湘、川、黔三省交界处的永绥茶洞镇设一所国立师范学校，任命当时的国立八中高二部主任苏家祥前往筹办。

　　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苏家祥在当地乡绅侯丹州、刘仲席、杨勋诚、杨栋宇等有识之士和当地百姓的无私帮助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起了一所师范学校。

始建于1941年的国立茶洞师范学校教学楼，直到2012年仍在使用中。(陈刚 摄)

　　国立茶师每年招两次生，地区不限，凭成绩录取，沦陷区的学生优先录取。第一届女师班由国立八中女生部转来，来自沦陷区安徽19人，湖南3人，河南1人，江苏1人。到1944年，在国立茶师就读的湖南学生比例已占大多数。

　　这所名义上只存在了5年半的国立师范学校，共培养了559名师范毕业生，为湘西及周边地区教育的发展孕育了未来的希望。

国立茶洞师范学校校钟。据知情者称，该钟由日军未爆炸的炸弹改造而成。(陈刚摄)

　　另外，在担任国立八中高二部主任的同时，苏家祥还曾接受永绥县教育科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吴庭梅的委托，开办高中部附属简师班(编者注：简易师范班)。同样是1941年，苏家祥把简师班交给当时刚成立的永绥县立初级中学作为办学基础。

　　据苏庭林回忆，为了克服学校教师不足，父亲苏家祥除了平时处理繁杂的学校管理事务外，还一度兼授国立茶洞师范的历史、地理课程。

　　1938年秋至1941年秋，3年心血，3所中等学校——想起苏家祥校长对湘西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贡献，1944年考入国立茶师的永绥本地学生彭庆海至今仍深感于心。

　　文明的火种一旦点燃，就很难再熄灭。

　　“国立茶洞师范为我们当地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解放后花垣县农村小学普及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彭庆海如是说。

　　(作者张滢系本刊记者，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