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向朝辉低声吟唱起《万溶江之歌》,心中思绪万千
红网吉首站9月2日讯(记者 肖庆宾)“万溶江,愁波荡漾,四围山色,绿杨芳草……”江边台阶上,耄耋老人向朝辉低声吟唱起《万溶江之歌》,满眼都是自己十几岁的影子,“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最难忘的还是在国立八中就读的那段日子。”
国立八中师生所做歌曲:《万溶江》与《告别万溶江》
九十年代初,乾州人士陈金章出差安徽。“因为和当地人不熟悉,大家都比较局促。”借着酒性,陈哼唱出《万溶江之歌》。一曲作罢,“一些年轻人纷纷鼓掌打开了话匣子,说这首歌自己家中不少老人都会唱,乾州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一首歌拉近了两地人、甚至两代人的距离,这是陈金章万万没想到的。
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这一长串人们耳熟能详的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相比,国立中学并不那么耀眼。然而八年全面抗战,八年办学,流亡在大后方的国立中学师生历尽艰辛,同舟共济,在流离岁月中坚持学业理想,在动荡年代里坚持抗日救亡,最终迎来抗战胜利,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饱满而积极的一笔。
迁徙辗转 只为放下一张平静书桌
1938年4月18日,日军轰炸安徽和县
1938年4月下旬,侵华日军渡过长江,安徽皖江地区因逼近抗日前线,终日饱受空袭不得安宁。
1938年5月4日,日军攻占安徽淮南地区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失利,安徽局势日益紧张。安徽省教育厅决定迅速将四个省立临时中学和阜阳颍州中学、颍州女中和颍州师范等省立三校,约四千余名师生员工,集体迁往西南大后方适当地方继续办学。
同年春末,金寨县一临中、舒城县二临中和宿松县三临中等皖西三校师生身背书包,携带简单行李,分成小队,三五成群地翻山涉水,走过峰峦起伏、绵延数百里的大别山区。初夏,抵达湖北武汉市,驻进武昌各校,听候安排。
而远在江南至德县(今东至县)四临中的数百名师生员工,也由校长带领,由至德县起程,越过皖南山区而到安徽屯溪;再乘新安江木船,抵达浙江金华,换乘浙赣铁路火车,经江西南昌到湖南省会长沙市,暂驻湖南第一师范校舍。
与此同时,阜阳三校近千名师生员工顶着日寇轰炸,日夜兼程,向淮西方向迁移。两天后,到达河南潢川县城。适逢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华(后任国立八中校长)。他认为流亡学生必须继续读书,要求此三校师生员工迅速赶往武汉集中驻定,再图西迁。6月,此三校师生员工全部驻进武昌安徽旅鄂中学和汉口难民所。
1938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1938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正式拉开进攻武汉的战幕。7月初,教育部决定将上述7校合并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后改名为国立八中。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
抗战前期,湖南是后方,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则成主战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但湘西地区多山,地势险要,敌军一时难以攻克,仍保持难得的平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遂致电”湘西王“陈渠珍,指示将滞留师生迁往湘西继续求学。
为保流亡师生安全,“湘西王”陈渠珍立下军令状
“安徽学生来湘西,对我们大有好处,我陈某保证他们的安全,如稍有闪失,拿我是问。”史料记载,得知将流亡师生愿来湘西授业读书,陈渠珍当场立下军令状,选定校本部和各个分部校址后,还在武汉、常德、长沙等地设接待处,并派军队沿途护送师生。
出发还是暮春,长达数月的逃亡,4000余名国立八中师生艰苦备尝,终于到达湘西可以容身的土地,而时间已经到了初秋。
艰苦卓绝 精神昂扬传递抗战薪火
国立八中高女部设乾城协台衙门内
由于国立八中人数众多,集中在一起办学无法供给,教学点便分布在湘西、川东6县的11个地方。11个分部中,4个高中分部、6个初中分部、校本部在小镇所里(今吉首市)。另设一个师范部。高中和初中各有一个女子部,为保障女学生不受土匪流寇侵扰,特设在乾城县(今吉首市乾州)。
国立八中初女部设乾城县文庙内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湘西敞开胸怀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用湘西质朴水土养育了他们,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地方住,远离了战火纷飞,摆脱了蹉跎青春的厄运。
全副戎装打扮的国立八中女生
因长期抗战,国力困乏,教育部对流亡学生只能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救助标准,加之物价飞涨,师生生活之拮据可以想象。
国立八中师生开展劳动生产
向朝辉作为国立八中后期在湘西本地招收的学生,1944年就在乾州文庙的初女部就读。她介绍以口粮为例,南瓜、白菜是主食,萝卜、酸菜要从年头吃到年尾,有时粮食供应不上,“拿几颗蚕豆混糙米煮稀饭,各人半碗也是一餐。”向朝辉说因为食物短缺,学生们常年是饿着肚子去上学,“要是哪天看到点油星子,那真的像过年一样。”
乾州文庙内,国立八中“艰苦卓绝”校训依然清晰可见
即使条件艰苦,功课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英语、数学、国文、政治、军训......每天的课表上,课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各科作业也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候半夜了,大家就围着一盏桐油灯看书。”因为几十号人挤在一间木房子里,地下铺的茅草,学校通常不允许晚上在寝室看书,“所以巡夜的老师来了,她们就把油灯吹灭,听着老师走远了,又接着点起来。”
国立八中女生登台演出
然而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学生们仍然利用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话剧团、读书会、戏曲社,通过文艺表演的方式,唱救亡歌,排抗战剧,丰富文化生活,宣传团结抗日思想。
旧时万溶江
清幽的万溶江畔就留下了“飘零的儿女”们的身影。张中之、张金帆两位国立八中、省十三中教员,面对这“四围山色,绿杨芳草”的绝妙景色,却是有家归不得,说不尽的思念,说不尽的惆怅,于是创作出了《万溶江之歌》和《再见万溶江》两首歌曲。一经试唱,不仅唱响了整个湘西,还传遍大江南北,俗称北有《松花江》南有《万溶江》。
师生泛舟万溶江
笑对清贫,没有抱怨,就是靠一股精气神,流亡的学子们顽强地把学业坚持了下来。他们不仅为湘西这块“蛮夷之地”带来了先进文化教育,同样还影响了身边不少湘西子弟,将抗日救国的薪火扩散开来。据不完全统计,从学校开办至抗战结束,仅乾城县就有4000余名儿女投身抗日救国队伍,整个湘西加入救亡洪流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硝烟散去 他们在此留下宝贵遗产
登台演出庆祝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老师们从广播得知消息后,立刻在学校集会上宣布我们胜利了。同学们听到后,都沸腾起来了。唱啊跳啊,围在一块笑啊。乾州城内也是锣鼓、鞭炮声一片。”说起胜利时刻,向朝辉仍然记忆犹新,“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想到八年来付出的艰辛,老师同学即将分别,想到马上就要离开留下自己最好年华的地方,慢慢从一个人到两人,到最后变成了一片抱头痛哭的场景。”
离别前的合影
1946年,八中复员回皖,国立中学番号就此消失。吴朝辉转入湖南省立十三中继续学习。
国立八中走出的部分杰出代表
1936至1946,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时间虽短,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篇章。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赓麟、中国工程院院士肖纪美、台湾原《联合报》社社长刘昌平等一大批官员、学者、工程院士,都是当年国立中学走出去的杰出代表。
国立八中毕业证书
国立八中纪念亭
大量学校的迁建,让湘西无数像向朝辉一样的土家、苗、汉族子弟得到了公平教育的机会。后来,他们成为发展湘西本地教育的主力。“假如我们没有到国立八中来接受文化基础教育,没有好老师的培养,那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忆起母校,向朝辉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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