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各民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来源：团结报   2023-07-21 17:21:03

　　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之下，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中，湘西各民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值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笔者特撰此文，以献给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湘西各民族的优秀儿女。

　　一、北上抗日，湘西各民族红军将士喋血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东北、华北、华东的祖国大好河山相继落入日寇之手。而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内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其中不少湘西籍土家族苗族红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北上到达陕甘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立即投身于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为骨干，创立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围剿，许多土家族苗族的热血青年纷纷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由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许多土家族苗族青年毅然随军长征，北上抗日，据不完全统计，龙山县就有6900余名各族青年参加了红军，保靖县有300多名土家、苗族儿女参加红军长征。如土家族红军田国浩(龙山人)、田吉安(古丈人)、田文成(古丈人)、彭祖贵(古丈人)、廖汉生(桑植人)、李昌(永顺人)、田顺信、梁玉成、向南庭(保靖人)，苗族红军石邦智(花垣人)、石元晋(吉首人)等都随红军到达陕北。

　　参加红军的湘西土家族苗族将士，随红军大队爬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进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沿阵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赴华北抗日前线。湘西各民族红军将士分别被编入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奋起抗日。土家族红军田国浩编入115师，参加平型关战斗，因作战勇敢，升为班长，后又学习炮兵技术，成为一名炮兵营长。土家族红军赵世柱在抗战中历任参谋、营长、大队长等职，与日寇血战八年，先后五次负伤。土家族田文成在抗战期间编入120师717团，1937年10月，在晋西北崞阳镇王董堡伏击战中，荣立二等功，升为副排长;1938年后随贺龙入冀中平原，参加战斗百余次，后为掩护司令部转移，壮烈牺牲，年仅27岁。土家族红军彭国辉、尹天明等都在与日寇血战中为加捐躯。还有像土家族红军向汉生、廖汉生、田吉安、彭祖贵、向南庭等，苗族红军石邦智等，他们在陕北高原、黄土高坡，华北平原、太行山上，与日寇浴血奋战，有的甚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无愧为湘西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诗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奔走呼号，湘西各民族仁人志士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湘西土家族苗族仁人志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宣传抗战、支援抗战的各项救亡活动之中。

　　早在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就发表了《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提出了“驱逐日本强盗，收回已失领土”的口号，在以永顺为中心的四省边界动员各族人民起来保卫中国，反对日寇侵略，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政府及地方军阀压迫剥削的斗争。“七·七”事变后，泸溪县各族人民立即成立了抗日自卫团，8月，湘西各界从大庸县城开始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1938年10月，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湘西工委”)在沅陵成立，旋即在湘西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是红军撤离湘西后领导湘西各族人民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湘西工委的同志们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以地下斗争的方式深入各县发动群众，以学校和各种临时组织为阵地，向湘西各民族青年宣传党的全面抗战的正确主张。当时在长沙、常德、延安等地学习的湘西各族青年中，许多人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回到湘西后成为党在湘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如土家族青年向生圭(龙山人)，在长沙求学时就积极宣传抗日，后经徐特立介绍，北上入“抗大”学习，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回到龙山，积极从事宣传抗日的活动，后于1941年被反动派杀害。

　　经过湘西工委艰苦细致的工作，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许多土家、苗、白各族优秀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永绥县(花垣县)苗民革屯运动爆发后，湘西工委及时成立了苗民部，专门在苗族青年中开展工作，许多苗族青年加入了党组织;还有像保靖县土家族青年彭司续、彭司琰等人都加入了党组织。这样，既壮大了党在湘西的工作队伍，同时这些少数民族党员把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也带到了少数民族群众之中，有力地促进了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外，湘西工委还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团体宣传抗日。1939年2月，泸溪县工委成立后将原来的“抗日书报供应社”改为“战时书店”;乾城县(今吉首)的抚溪读书会、“垦荒书店”，永绥县党组织创办的《反侵略》半月刊，王尚荣(土家族)组织了《抗日救亡画刊社》。许多共产党员如杨宗珍(花垣人)、彭司琰等以教师作掩护，利用学校阵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学生唱各种抗日歌曲，出墙报、漫画等。湘西各民族师生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各种服务团、宣传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服务活动。如1939年8月永绥青年学生杨庆龙(共产党员)动员各族学生20余人组成的“茶洞青年暑假服务团”等。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湘西各民族人民相继成立了许多抗日组织，如大庸、永绥等县成立的抗敌后援会，1938年12月湘西各县先后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凤凰县的垦荒队等。另外还有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如永顺土家族女青年胡冀就曾辗转到达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8岁。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湘西地区许多民间团体、教育界、工商界、实业界的仁人志士也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湘西著名的土家族教育家黄穆如先如(吉首人)在抗战期间曾任乾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宣传抗日，并协助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避难同胞。龙山土家族教育家瞿希廉先后在任里耶镇立二小校长时，也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学校首唱抗日歌曲，首演以抗日爱国为中心内容的“文明戏”，首书抗日对联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就连从常德迁来所里(今乾州)的德丰酱园也贴出了“朝于斯夕于斯老当益壮，胜也罢败也罢决不讲和——抗战到底”的春联。

　　三、揭竿而起，湘西各民族地方武装反蒋抗日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湘西土家族苗族地方武装也纷纷揭竿而起，从1935年至1945年10月间，在武陵山下、酉水岸边掀起了多次自发地反蒋抗日的斗争。其中以梁明元、吴恒良领导的以苗民为主体的革屯抗日斗争和永顺彭春荣领导的以土家族人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最为著名。湘西苗民革屯运动是苗族人民为推翻自清朝以来封建统治者压迫和剥削苗民的屯田养勇制而进行的斗争。1936年起，湘西苗民在石维珍、梁明元、吴恒良等人领导下，揭竿而起，要求“废屯升科”。抗日战争爆发后，苗族人民愤于日寇侵华，将反抗国民党军阀统治与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废屯归民”、“抗日救国”的口号，成立了“革屯抗日军”、“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就连凤凰苗族地主龙云飞也乘机成立了“湘西苗民革屯抗日义勇军”。麻阳县苗民龙杰也率众响应，到1938年，湘西苗区多半落入革屯军之手。在革屯运动后不久，1941年4月，湘西苗民又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政府不断加捐加税和抬高盐价而引起的“布将帅”(跳仙会)运动，这是继革屯斗争后湘西苗民的又一次反蒋抗日斗争。

　　彭春荣领导的以土家族人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主要活动于永顺、龙山、桑植一带。这里曾是当年贺龙领导的红军活动的地方。因此，他们的举事在很多方面受当年红军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在队伍领导层中，有不少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如政治部主任宋湘灵早年就与共产党员朱早观有交往，他曾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的口号，主张抗日;彭部支队长贺文慈是贺龙元帅的堂弟，曾是红军干部，因与主力失去联系才加入彭春荣的队伍;参谋长潘邦典也曾参加过红军。因此，彭春荣队伍的反蒋抗日色彩很浓。1939年，彭春荣第一次组织联军，成立了“湘鄂川边区联军抗日指挥部”，1942年，彭部与龙山瞿伯阶部合股，正式成立了“湘鄂川边区民众抗日游击指挥部”，商议以“抗日”为宗旨，“以抗丁、抗粮、抗税”相号召。指挥部的成立，使边区军民武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形成了自红军之后湘西最大的一支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地方军民队伍。他们提出了“我们的队伍是湘鄂川黔神圣使命的武装部队，我们为被压迫湘鄂川黔同胞首先奋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等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抗日斗争性质的口号。这支部队曾试图从永顺东进，去抗击来犯日军，但在行军途中，惨遭国民党军队围剿而失败。

　　总之，湘西土家族苗族地方武装的反蒋抗日斗争，也是湘西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英勇斗争也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予有力地打击，大大鼓舞了湘西各民族人民为抗战胜利作贡献。

　　四、浴血奋战，湘西各民族爱国将士驰骋疆场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把各民族同胞引上了支援抗战，为抗战出力的具体行动，广大土家族苗族儿女拿起武装奔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为争取民族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一)在抗日民众运动的推动下，湘西土家族苗族热血青年志愿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早在1931年，在长沙的湘西籍各民族青年志愿参加了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他们奔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进攻上海的日军。1938年武汉、长沙沦陷后，湘西龙山、泸溪、慈利等县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湘西各族人民的愤慨，龙山县上辰乡(今水田坝乡)8名土家族青年，“见国难日极，痛日寇横行，激于爱国热忱，自动申请上前方杀敌”。保靖县葫芦乡苗族青年梁官汉、梁官开兄弟争先服役上前线杀敌。1939年12月，大庸县招募抗日志愿兵，各族青年踊跃报名，一次就募得两个营的兵力，后来有的还参加了著名的广西昆仑关战役。

　　此外，湘西土家族苗族知识青年也志愿参军参战。1945年1月，大庸县两批入伍青年共130余名，编入青年远征军205师;永绥县(今花垣县)志愿入伍的知识青年一次就达130余人。土家族知识青年夏次叔(龙山人)，1931年在北大求学时就曾任北大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等职，在徐州会战中壮烈殉国。就连被誉为中国“画马四杰”之一的土家族画家张一尊(吉首人)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担任团长职务。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招收和改编的湘西部分地方武装也奔赴前线，在华中、华南等地参加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有的还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1935年，湘西巡防军改编为新34师(后改为陆军128师)，奔赴浙江一带担任海防。这支部队是清末民国初年以湘西绿营巡防军为前身，大多数官兵是湘西苗、土家、白等各族子弟，骁勇善战，被称为“筸军”。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师长顾家齐(凤凰人)率领下奉命在浙江嘉善阻击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全师官兵浴血奋战七昼夜，伤亡2800余人，有效阻击了日军推进。1938年初，湘西苗民革屯军以抗战大局为重，经过谈判和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斡旋，接受改编为新6军暂5师和暂6师，8000名苗族将士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血战，为著名的“湘北大捷”作出了贡献。1936年秋，龙山县各民族子弟620余人组成龙山兵营，奔赴抗日前线。在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他们先后转战泸、浙、皖、赣、粤、桂、鄂、湘数省，1942年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参加了攻克日军平嘎据点、打通中缅交通线等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全营官兵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最后除一人负伤离队外，其余600余人全部在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

　　此外，湘西各民族人民为湖南的国防工程建设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过湘西泸溪、吉首、花垣等县的川湘公路是抗战时期连接四川后方与前线的主要运输线，这条公路的建成凝聚了湘西各族民工的血汗。在筑路过程中，各族民工不但要自带粮食，工具，还要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且常遭监工毒打。经过各民族民工历时一年的艰辛劳作，以死亡数千人的代价终于换来了抗战交通的坦途，至今竖立在吉首矮寨天桥旁的“湘川公路死事员工纪念碑”就是历史的见证。

　　(三)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许多湘西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在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驰骋疆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土家族将领汪之斌(永顺人)在抗战时历住国民党军师长、军长之职，率部参加过“八· 一三”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战功显赫。土家族将领向凤武(龙山人)抗战时为国民党陆军少将师长，率部从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山西、河南战役，直到打通中缅交通线，屡立战功。还有像土家族将领向阳(龙山人)、田仲达(古丈人)、覃子斌(大庸人)等都是功勋卓著的抗日爱国将领。苗族空军石邦藩(吉首人)曾任中央第二航空队队长，在“淞沪会战”中，为保卫上海，驾机与日机空战，左臂中弹致残。

　　综上所述，湘西各民族人民无论前方将士或是后方民众，在各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湘西少数民族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段历史，在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湘西各民族人民的抗战也体现了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历史特点。湘西各民族人民关心抗战、支援抗战、献身抗战的丰功伟绩，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