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来源：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网站   2014-03-22 08:50:40

　　内容提要：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湖南少数民族同胞与各民族一道，英勇抗击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湖南少数民族红军将士北上抗日，喋血华北；在后方，湖南少数民族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抗日救亡，各民族、地方武装也纷纷揭竿而起，树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湖南少数民族许多爱国将士也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浴血奋战，驰骋疆场。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7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之下，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中，湖南各民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战，为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付出了巨大代价。聚居在武陵山下的土家苗胞、白族兄妹，沅江之畔的侗族兄弟，九嶷山间的瑶族同胞，以及散居在全省各地的回、维吾尔、壮、满等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或喋血华北、驰骋疆场；或揭竿而起，奔走呼号，都以各种方式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笔者特撰此文，以纪念曾经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湖南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

　　一、北上抗日，湖南少数民族红军将士喋血华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东北、华北、华东的祖国大好河山相继落入日寇之手。这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1]而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内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其中不少湖南各少数民族红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北上到达陕甘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立即投身于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他们是湖南少数民族的精英，他们的抗日业绩是湖南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所作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为骨干，创立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湖南土家、苗、白、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围剿，许多土家、苗、白、回等民族的热血青年纷纷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由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毅然随军长征，北上抗日，据不完全统计，龙山县就有6900余名各族青年参加了红军，[2]保靖县有300多名土家、苗族儿女参加红军长征，[3]（P2）慈利县也有3700余名各族青年加入红军，北上抗日。[4]如土家族红军田国浩（龙山人）、田吉安（古丈人）、田文成（古丈人）、彭祖贵（古丈人）、赵世柱、黎瑜、向汉生（慈利人）、廖汉生（桑植人）、李昌（永顺人）、田顺信、梁玉成、向南庭（保靖人），苗族红军石邦智（花垣人）、石元晋（吉首人）等都随红军到达陕北。

　　1934年冬，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境内，途经江华、江永、道县等瑶族聚居区时，许多瑶族青年踊跃参军，如江华县瑶族青年邓远积、何至周等跟随红军长征。[5]红军经过靖州时，侗族青年粟周华等一批青年跟随红军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6]中央红军在著名的“通道转兵”后，西入贵州、通道、新晃等县的侗族青年也有不少随军北上抗日。[7]

　　参加红军的湖南土家、苗、瑶、侗、白、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将士，随红军大队爬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进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沿阵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赴华北抗日前线。湖南各少数民族红军将士分别被编入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奋起抗日。土家族红军田国浩编入115师，参加平型关战斗，因作战勇敢，升为班长，后又学习炮兵技术，成为一名炮兵营长。[8]土家族红军赵世柱在抗战中历任参谋、营长、大队长等职，与日寇血战八年，先后五次负伤。[8]土家族田文成在抗战期间编八120师717团，1937年10月，在晋西北崞阳镇王董堡伏击战中，荣立二等功，升为副排长；1938年后随贺龙入冀中平原，参加战斗百余次，后为掩护司令部转移，壮烈牺牲，年仅27岁。[8]土家族红军彭国辉、尹天明等都在与日寇血战中为加捐躯。[3]还有象土家族红军向汉生、廖汉生、田吉安、彭祖贵、向南庭等。苗族红军石邦智等，还有许多侗族、瑶族红军将士都是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喋血疆场。总之，在陕北高原、黄土高坡，华北平原、太行山上，到处都留下了湖南少数民族红军将士的足迹，有的甚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无愧为湖南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诗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奔走呼号，湖南少数民族仁人志士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湖南各级党组织和分散各地的党员，坚决贯彻党的“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邀请各少数民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在湖南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政策。湖南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热烈响应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宣传抗战、支援抗战的各项救亡活动之中。

　　在湘西土家、苗、白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早在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就发表了《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提出了“驱逐日本强盗，收回已失领土”的口号，[10]在以永顺为中心的四省边界动员各族人民起来保卫中国，反对日寇侵略，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政府及地方军阀压迫剥削的斗争。“七·七”事变后，泸溪县各族人民立即成立了抗日自卫团，8月，湘西各界从大庸县城开始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1938年10月，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湘西工委”）在沅陵成立，旋即在湘西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是红军撤离湘西后领导湘西各族人民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湘西工委的同志们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以地下斗争的方式深入各县发动群众，以学校和各种临时组织为阵地，向湘西各民族青年宣传党的全面抗战的正确主张。当时在长沙、常德、延安等地学习的湘西各族青年中，许多人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回到湘西后成为党在湘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如土家族青年向生圭（龙山人），在长沙求学时就积极宣传抗日，后经徐特立介绍，北上入“抗大”学习，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回到龙山，积极从事宣传抗日的活动，后于1941年被反动派杀害。[2]

　　经过湘西工委艰苦细致的工作，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许多土家、苗、白各族优秀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永绥县（花垣县）苗民革屯运动爆发后，湘西工委及时成立了苗民部，专门在苗族青年中开展工作，许多苗族青年加入了党组织；还有象保靖县土家族青年彭司续、彭司琰等人都加入了党组织。[3]这样，既壮大了党在湘西的工作队伍，同时这些少数民族党员把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也带到了少数民族群众之中，有力地促进了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外，湘西工委还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团体宣传抗日。1939年2月，泸溪县工委成立后将原来的“抗日书报供应社”改为“战时书店”；乾城县（今吉首）的抚溪读书会、“垦荒书店”，永绥县党组织创办的《反侵略》半月刊，王尚荣（土家族）组织了《抗日救亡画刊社》。许多共产党员如杨宗珍（花垣人）、彭司琰等以教师作掩护，利用学校阵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学生唱各种抗日歌曲，出墙报、漫画等。湘西各民族师生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各种服务团、宣传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服务活动。如1939年8月永绥青年学生杨庆龙（共产党员）动员各族学生20余人组成的“茶洞青年暑假服务团”等。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湘西各民族人民相继成立了许多抗日组织，如大庸、永绥等县成立的抗敌后援会，1938年12月湘西各县先后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凤凰县的垦荒队等。另外还有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如永顺土家族女青年胡冀就曾辗转到达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8岁。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湘西地区许多民间团体、教育界、工商界、实业界的仁人志士也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湘西著名的土家族教育家黄穆如先如（吉首人）在抗战期间曾任乾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宣传抗日，并协助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避难同胞。[11]龙山土家族教育家瞿希廉先后在任里耶镇立二小校长时，也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学校首唱抗日歌曲，首演以抗日爱国为中心内容的“文明戏”，首书抗日对联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7]还有桑植白族教育家谷梅桥先生在抗战期间也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表达自己坚持抗日救亡的决心。就连从事常德迁来所里（今乾州）的德丰酱园也贴出了“朝于斯夕于斯老当益壮，胜也罢败也罢决不讲和——抗战到底”的春联。

　　在湘南瑶族、壮族聚居区，一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各民族人民，又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江华县瑶民冯绍异不忍祖国沦亡，竭尽家资，奔走瑶山，向湘南瑶族同胞散发加入抗战军队书，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他在《告湘南瑶族同胞加入抗战军队书》中说：“我们湘南的瑶族同胞，也是中华领土内的各民族之一。”并号召全体青年瑶民加入抗日军队，“为瑶民争荣光”，“为国家民族雪奇耻，为子孙幸福”。[13]冯绍异在中共江华地下党的支持下，于1938年6月在县城沱江设立了“组军筹备办事处”，号召瑶民行动起来，反对日寇的侵略，并用瑶民代表冯绍异的名义，张贴“驻江湘南瑶民请缨抗日组军筹备处”的布告。布告贴出后，前往报名参加抗日军旅的瑶族同胞就有1921人。

　　抗战爆发后，居住在常德、邵阳、长沙等地的湖南回族、维吾尔族同胞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湖南回族爱国人士刘达三、高生俊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湖南分会”。次年春，在邵阳又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邵阳分会”，推举回民马遵范为理事长，律师马图为总干事，并选出10多名在邵阳回族中有影响的人物为理事。“分会”从成立至1944年秋邵阳沦陷的五年里，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分会”采取多种形式，在回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为使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回族中家喻户晓，他们从本民族的信仰风俗出发，利用每周五的“主麻”聚礼和开斋节、古尔邦节的“会礼”，由阿訇在讲“瓦尔兹”时，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反复宣讲“团结、互助、共济”，“武装反抗外来侵略”的穆斯林精神，使许多回民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分会”还组织回民为抗战士兵和难民募捐寒衣，解决食宿，为部分难民介绍工作、寻找职业，还捐款购买飞机等。此外，“分会”还为抗日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回民青年入伍抗战，并组织回民与入侵邵阳的日寇殊死斗争。[14]湖南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吕振羽、田汉等知名学者撤退来湘后，与湖南各民族爱国青年一道，在党的领导下，深入群众进行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5]

　　湘西南是侗族、苗族聚居区。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也被迫迁往重庆，这样，湘西南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突出，这里地处黔楚蜀之咽喉，西南江山之门户，成为西南大后方的前沿军事重地。抗战爆发后，湘西南各族人民愤于国民党的溃败自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秋，靖县（今清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族人民组成了有800多名官兵的“靖县抗日自动兵团”，开赴宝庆（今邵阳），其中有200多人编入国民党正规军，走上抗日前线，杀敌卫国。[6]在通道、新晃、芷江等侗族地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体育场下，一些侗族青年积极参加“读书会”、“抗日同盟”、“抗日救亡大队”、“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他们订报纸、出墙报，了解和报道前线战况，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的侗族青年还奔赴延安，献身抗日救国大业。

　　三、揭竿而起，湖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反蒋抗日

　　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湖南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也纷纷揭竿而起，从1935年至1945年10月间，在湖湘大地上掀起了多次自发地反蒋抗日的斗争。其中在湘西有梁明元、吴恒良领导的以苗民为主体的革屯抗日斗争和永顺彭春荣领导的以土家族人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在湘南有冯绍异领导的以瑶族人民为主体的反蒋抗日斗争；在湘西南有杨位三、杨圭洁等领导的以侗族人民为主体的“三抗”武装暴动，等等。

　　湘西苗民革屯运动是苗族人民为推翻自清朝以来封建统治者压迫和剥削苗民的屯田养勇制而进行的斗争。1936年起，湘西苗民在石维珍、梁明元、吴恒良等人领导下，揭竿而起，要求“废屯升科”。抗日战争爆发后，苗族人民愤于日寇侵华，将反抗国民党军阀统治与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废屯归民”、“抗日救国”的口号，成立了“革屯抗日军”、“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就连凤凰苗族地主龙云飞也乘机成立了“湘西苗民革屯抗日义勇军”。麻阳县苗民龙杰也率众响应，到1938年，湘西苗区多半落入革屯军之手。在革屯运动后不久，1941年4月，湘西苗民又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政府不断加捐加税和抬高盐价而引起的“布将帅”（跳仙会）运动，这是继革屯斗争后湘西苗民的又一次反蒋抗日斗争。[16]彭春荣领导的以土家族人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主要活动于永顺、龙山、桑植一带。这里曾是当年贺龙领导的红军活动的地方。因此，他们的举事在很多方面受当年红军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在队伍领导层中，有不少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如政治部主任宋湘灵早年就与共产党员朱早观有交往，他曾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的口号，主张抗日；彭部支队长贺文慈是贺龙元帅的堂弟，曾是红军干部，因与主力失去联系才加入彭春荣的队伍；参谋长潘邦典也曾参加过红军。因此，彭春荣队伍的反蒋抗日色彩很浓。1939年，彭春荣第一次组织联军，成立了“湘鄂川边区联军抗日指挥部”，1942年，彭部与龙山瞿伯阶部合股，正式成立了“湘鄂川边区民众抗日游击指挥部”，商议以“抗日”为宗旨，“以抗丁、抗粮、抗税”相号召。指挥部的成立，使边区军民武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形成为自红军之后湘西最大的一支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地方军民队伍。他们提出了“我们的队伍是湘鄂川黔神圣革命的武装部队，我们为被压迫湘鄂川黔同胞首先奋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等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抗日斗争性质的口号。这支部队曾试图从永顺东进，去抗击来犯日军，但在行军途中，惨遭国民党军队围剿而失败。[17]

　　南瑶民冯绍异领导成立的“组军筹备办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流产，但他并不气馁，1944年，他又联络冯福太、盘长保等人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瑶民队伍，同时又在江华县麻江河、蒋家河两地组织了另外两支瑶民队伍，共达五百余人。为了反对投降，奋起抗日，冯绍并决定夺取水口警备队的枪支，武装瑶民队伍，后由于敌有准备未成，乃化整为零，返回瑶山，待机再起，这就是著名的瑶族人民反蒋抗日的“水口事件”。

　　在湘西南侗族地区，1939年爆发了以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为中心的侗族人民自发的“三抗（抗丁、抗役、抗税）武装暴动。三十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以抗日为名，行加紧准备内战之实，在后方大肆征兵，一个11万人口的晃县，每月征兵多达85名，年征兵数占全县总人数的1%，征抽壮丁时，又畏强凌弱，徇私舞弊，引起乡民愤怒。1938年8月，县政府派兵前往凉伞乡抽丁，遭到群众反抗示威，次年3月，县政府又派兵武装抽丁，更激起侗族人民的反抗，群众包围了乡公所。这时，侗族人民“三抗”斗争声势大振，共推侗族人杨位三、杨圭浩等为首领，正式建立了暴动武装，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震动了国民党省政府和鄂湘川黔边区绥清公署，派兵镇压，到7月，坚持了五个多月的“三抗”斗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有百余人。[18]

　　总之，湖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反蒋抗日斗争，也是湖南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英勇斗争也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予有力地打击，大大鼓舞了湖南各民族人民为抗战胜利作贡献。

　　四、浴血奋战，湖南少数民族爱国将士驰骋疆场

　　湖南少数民族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把各民族同胞引上了支援抗战，为抗战出力的具体行动，广大土家、苗、瑶、侗、回、白等族儿女拿起武装奔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为争取民族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一）在抗日民众运动的推动下，湖南少数民族热血青年志愿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早在1931年，在长沙的湘西籍各民族青年志愿参加了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他们奔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进攻上海的日军。1938年武汉、长沙沦陷后，湘西龙山、泸溪、慈利等县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湘西各族人民的愤慨，龙山县上辰乡（今水田坝乡）8名土家族青年，“见国难日极，痛日寇横行，激于爱国热忱，自动申请上前方杀敌”。[19]保靖县胡芦乡苗族青年梁官汉、梁官开兄弟争先服役上前线杀敌。[20]1939年12月，大庸县招募抗日志愿兵，各族青年踊跃报名，一次就募得两个营的兵力，后来有的还参加了著名的广西昆仑关战役。[21]“中国回教协会邵阳分会”也为抗日输送了一大批回族青年入伍，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邵阳就有苏建雄、苏建武、苏荣、苏超等一批回族将士壮烈殉国，海宝生等多人负伤致残。

　　此外，湖南各少数民族知识青年也志愿参军参战。1945年1月，大庸县两批入伍青年共130余名，编入青年远征军205师；永绥县志愿入伍的知识青年一次就达130余人。土家族知识青年夏次叔（龙山人），1931年在北大求学时就曾任北大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等职，在徐州会战中壮烈殉国。就连被誉为中国“画马四杰”之一的土家族画家张一尊（吉首人）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担任团长职务。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招收和改编的湖南少数民族部分地方武装也奔赴前线，在华中、华南等地参加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有的还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1935年，湘西巡防军改编为新34师（后改为陆军128师），奔赴淅江一带担任海防。这支部队是清末民国初年以湘西绿营巡防军为前身，大多数官兵是湘西苗、土家、白等各族子弟，勇敢善战，被称为“竿军”。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师长顾家齐（凤凰人）率领下奉命在浙江嘉善阻击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全师官兵浴血奋战七昼夜，伤亡2800余人，有效阻击了日军推进。1938年初，湘西苗民革屯军以抗战大局为重，经过谈判和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斡旋，接受改编为新6军暂5师和暂6师，8000名苗族将士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血战，为著名的“湘北大捷”作出了贡献。[22]1936年秋，龙山县各民族子弟620余人组成龙山兵营，奔赴抗日前线。在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他们先后转战泸、浙、皖、赣、粤、桂、鄂、湘数省，1942年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参加了攻克日军平嘎据点、打通中缅交通线等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全营官兵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最后除一人负伤离队外，其余600余人全部在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12]

　　（三）湖南少数民族人民积极配合正规军作战，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1944年，作垂死挣扎的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预湘桂战役，大举进攻湖南各地，但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配合正规军打击日寇。1944年秋，日寇近邵阳，“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邵阳分会”成员组织城中回民转移。日军占领邵阳后，回汉各族群众组成摸夜队，配合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寇，沉重打击了日寇的气焰。1944年9月，日军又侵入江华县沱江、大路铺、白芒营等地，当地瑶族、壮族同胞自发起来抗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寇多名。在1945年4—6月的“湘西会战”中，湘西南侗、瑶、苗各民族同胞更是积极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寇。当中国军队反攻到洞口县桐山乡境内时，以蓝春达为首的瑶族自卫队30余人自觉拿起武装，密切配合中国军队作战。[23]而侗、苗各族人民为保卫芷江机场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此外，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为湖南的国防工程建设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过湘西泸溪、吉首、花垣等县的川湘公路是抗战时期连接四川后方与前线的主要运输线，这条公路的建成凝聚了湘西各族民工的血汗。在筑路过程中，各族民工不但要自带粮食，工具，还要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且常遭监工毒打。土家、苗等族民工历时一年的艰辛劳作，以死亡数千人的代价终于换来了抗战交通的坦途，至今竖立在吉首矮寨天桥旁的“湘川公路死事员工纪念碑”就是历史的见证。1938年，晃县、芷江、黔阳、麻阳、会同、凤凰、辰溪等县的侗、苗、汉各族民工几万人齐集芷江，参加芷江机场施工，仅一年就峻工起用。芷江机场的建成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为加强抗战防空能力贡献了一份力量。

　　（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许多湖南少数民族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在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驰骋疆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土家族将领汪之斌（永顺人）在抗战时历住国民党军师长、军长之职，率部参加过“八· 一三”淞泸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战功显赫。土家族将领向凤武（龙山人）抗战时为国民党陆军少将师长，率部从淞泸会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山西、河南战役，直到打通中缅交通线，屡立战功。还有象土家族将领向阳（龙山人）、田仲达（古丈人）、覃子斌（大庸人）等都是功勋卓著的抗日爱国将领。苗族空军石邦藩（吉首人）曾任中央第二航空队队长，在“淞泸抗战”中，为保卫上海，驾机与日机空战，左臂中弹致残。桑植白族谷师墨在抗战时一直负责物资运输调度，忠于职守。其弟谷师孟1940年赴缅作战，任新一军少校营长，在密支那攻坚战中与日军血战两昼夜，终于攻克据点，受到盟军英方联队长卡尔上校的赞誉，并荣获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援予的“青天白日”勋章。在“湘西会战”保卫芷江机场的战斗中，国民党第18军第11师师长、芷江籍侗族将领杨伯涛带领全师官兵，直插日军左侧背，向南攻击，迅速切断了日军退路，使日寇遭到最后的惨败，[24]等等。

　　　 综上所述，湖南少数民族无论前方将士或是后方民众，在各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湖南少数民族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段历史，它在湖南少数民族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湖南各民族人民的抗战也体现了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历史特点。湖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关心抗战、支援抗战、献身抗战的丰功伟绩，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将永垂青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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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龙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龙山县志（铅印本）[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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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红军长征过通道[M].（内部资料）；新晃侗族自治县概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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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湘西文史资料[J].第17辑.

　　[12]龙山文史[J].第5辑.

　　[13]江华县委档案局档案329号.瑶民代表冯绍异等告湖南瑶民国胞加入抗战军队书[Z].

　　[14]马亮生.湖南回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5]林增平、范忠程.湖南近现代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6]苗族简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17]湘西文史资料[J].第7辑.

　　[18]新晃侗族自治县概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9]龙山民报[N].1943.4.12.

　　[20]边区通讯.边声月刊第1卷第4期，1940.

　　[21]湘西百年大事记.湘西文史资料[J].第14、15辑合刊.

　　[22]凌宇.生命之火长明——记沈从文（四），人物[J].1988.5.

　　[23]湖南文史[J].第47辑，1992.

　　[24]芷江侗族自治县概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