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和湘西苗族人民的革屯抗日运动
来源：《湖南人民革命史》   2014-08-16 09:33:05

　　从“七七”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祖国的半壁山河相继沦陷，湖南始而承担抗战大后方的艰巨任务，继而成为抗战杀敌的前线。由于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张治中态度开明，国共两党合作比较融洽，在湖南创造了一个团结抗战的政治环境，全省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其特点是报刊杂志多、救亡团体多、参军参战踊跃和文化界抗日声势日益浩大。

　　一、抗日的思想发动与舆论宣传

　　抗战初期，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各级党的组织紧紧抓舆论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积极创办抗日报刊，纷纷建立抗日团体，相继创立抗日学校，使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开展，深入穷乡僻壤。

　　自1938年2月始，中共湖南党的各级组织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所创办的报纸、壁报与期刊象雨后春笋，涌现在三湘大地。仅在长沙市内，中共湖南省委直接掌握或影响的报刊，继《湘流》、《前进》、《前哨》十日刊、《现阶段》半月刊、《现实》旬刊、《民族呼声》、《火线下》三日刊、《联合旬刊》、《文艺新地》、《中苏》半月刊、《湖南妇女》之后，又有《观察日报》、《抗战日报》、《大众报》（三日刊）、《客观旬刊》、《妇女》半月刊、《农友报》、《农村工作周刊》、《明日社刊》、《动员》、《杀敌旬刊》、《新湖南》、《今日》十日刊、《阅读生活》周刊、《战时农村宣传资料等30多份报刊。而在各地又有中共邵阳省委的《真报》、淑浦县委的（呼声报》、安化县委的《安化青年》、南华安工委的《怒吼》周刊、《先声报》、《工余晚报》、汉寿县委的《醒报》、岳阳县委的《战鼓报》、新化县委的《野炮》周刊、攸县县委的《友声报》、湘潭县委《快报》、湘南持委的《老再姓》周刊、汝城县委的《星光》半月刊、湘乡县委的《娄底》三日刊、永绥县委的《反侵略》半月刊、湘西工委的《洪江晚报》、《时事动态》、永兴县委的《古城呼声》等30余种。此外，各县的民报或进步报纸如《益阳民报》、《湘潭民报》、《湘乡民报》、《浏阳民报》、沅陵《辰钟日报》等也受共产党影响，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共湖南省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

　　《观察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 日，唐文燮任社长、黎澍任总编辑。不久即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该报刊登战事新闻和社论，宣传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绩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报道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最新动态，痛斥汉奸托派的反共反人民的谬论，介绍国际反法两斯战争的最新消息；通俗讲解抗日救亡的基础知识，利用诗歌、小说等文艺形式宣传鼓动民众开展救亡活动。1938年12月25日至1939年1月5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6日，又全文发表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观察日报》行销全省，成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先导。

　　《抗战日报》由田汉等人创刊于1938年1月28日，廖沫沙长沙任主编。该报辟有“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教育”、“抗战儿童”、“抗战戏剧”、“抗战诗歌”等专栏，讴歌中华民族英勇杀敌的光辉事例，批评所谓文艺与抗战无关论，鞭笞国民党党化教育和关门读书的教育方针，《抗战日报》每期社论皆由徐特立同志审镐发排，他还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战日报》发行量多达3—4万份，成为湖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张通俗生动的抗战报纸。

　　另外，《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抗战三日刊》，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周恩来《怎样持久抗战》、宋庆龄《中国不亡论》、徐特立《抗战文集》、艾思奇《大众哲学》、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统一战线教程》、《抗日救亡手册》、《怎样发动群众》、《打东洋》等大量救亡报刊和书籍如潮水般地涌进湖南，使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路线家喻户晓。

　　中共湖南省委在党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好、交通便利的长沙、衡山、衡阳、来阳、宝庆、南县、华容、岳阳、沅江、汉寿、常德、湘乡、平江、新化、沅陵、溆浦、宜章、邯县等30余县组织领导设设立大众书店和战时书报供应所，推销进步朽报杂志。另时，外来的《生活》、《新知》、上海杂志公司、图书公司等书店也迁湘销售进步书刊。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也在长沙、宝庆设立战时书报供应所，销售进步书刊。

　　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组织的进步书报杂志的创刊和销售有力地动员着湖南民众自觉地投身救亡运动。

　　救亡歌曲能使人猛省，催人振奋。中共湖南省工委组织各抗日团体开展遍及全省城乡的救亡歌曲演唱的群众性活动。1938年2月，妇慰会、文抗会、抗敌总会、基督教青年会等联合第六、九、一四二、一四四等伤兵医院和休养所，在长沙伤兵俱乐部公演《国际会审日本》、《军民一家人》、《打鬼子去》等丰富精彩新剧。伤兵歌咏队演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救亡歌曲，他们演唱的《莲花落》激亢有力：“抗日使我们成一家，鬼子逼我们牵紧手”，“待到伤口愈合后，再去前线争自由。”长沙歌咏队由各界歌咏队20余个组成，队员多达2000余人。其中音乐家张曙教唱的“新声歌咏队”、黄濡教唱的“民声歌咏队”、刘良模教唱的“靑年会歌咏队”，更是一马当先。他们深入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国民党驻军九十二、十五师及张治中所办民众训练班，热情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全省30余县的中共党组织都通过党员和进步青年成立剧团或歌咏队，其中长沙“育英儿童剧团”；衡阳“孩子剧团”；常德“抗日救亡歌剧社”、“一致剧社”；南县“抗敌剧团”；衡山、汉寿“青年战时工作队”；湘潭、蓝田“抗日宣传基站”；溆浦“呼声社”；乾城、 凤凰“战时靑年服务队”；湘潭、新化、益阳、漕县“妇女演唱队”；汝城“农民剧社”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演唱队，救亡歌曲浦普及全省城乡各级学校。爱国师生壮怀激烈，步入城乡，演唱呐喊。 长沙50个学校的青年学生，组成295个晨呼队，天刚蒙蒙亮即分布于各要道口上，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危急！” “工人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农民起来，奔向抗战前线！”“商人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振奋。桃源县委创办了两所抗日救亡学校，吸收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弟和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并组织他们成立歌咏队，到当地驻军第二十集团军所部巡回演出，部队爱国官兵无不为之感动。

　　随着抗日宣传的深入开展，救日团体纷纷建立。中共湖南省委利用张治中所组织的湖南抗日统一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或派人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或直接通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进步人士成立救亡团体。前者如派中共党员李颖生、李涵葳、曹国智、李英华、黄时雨等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和湖南妇工委，影响并推动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负责人施剑翘和湖南妇工委负责人张素我（张治中之女），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援总会以长沙为中心波及各县市，使各界群众按行业分别建立工、农、商、学、妇女、儿童、新闻记者、海员、职业、电信等抗敌后援会。如1938年4月中旬，由余瑞生、黄谷芳等发起成立的长沙职业界抗敌后援会，就由银行、商店、公司、邮政等17个行业的工人、职员组成，会员500余人。他们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慰劳、捐款、各种集会等救亡活动，每周出版壁报张贴市内各要道，具有相当社会影响。施剑翘还不顾国民党顽固派阻挠，毅然将该会募捐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多次代表湖南人民到抗战前线慰劳八路军指战员。

　　1938年2月17日，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到会800多人。中共湖南省工委为缓和与国民党省党部的矛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推选国民党员任理事。大会选举产生由各界爱国人士 104人所组成的理事会，选举陈润泉（中共党员）、陈大榕（国民党省党部）、孙伏园（国民党左派）等23人为常务理事。文抗会经过改组，更为便利地开展救亡工作，并使会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受文抗会直接组织领导的抗日团体仅在长沙地就有35个。中共湖南省工委通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党支部，组织该会所荟集的一批著名文化名人，如吕振羽、田汉、茅盾、翦伯赞、黎澍、枰伯韩、张天翼、杨东莼、蒋牧良、谭丕模、廖沫沙、杨荣国、潘开茨、廖伯华、陈润泉、李仲融、萧敏颂、皮宗石、邵荃麟、魏猛克、邓克生、杨降誉等著书立说，编辑发行《抗战前途》、《战时民众任务》、《战时农村问题》、《战时宣传技术》、《抗战壁报》等抗战小丛书，创办出版《中苏》半月刊。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文化活动的领导，1938 年，中共湖南省工委曾成立长沙市文化工作委员会；1939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又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界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的枳极性。因此，使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公等文化界的救亡团体成为了中共湖南省委发起组织民众救亡团体的有力组织和宣传武器。中共湖南各县组织积极领导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县分队20多个。民先队队员分別组成慰劳队、歌咏队、服务队、宣传队。他们或在街头巷尾和乡村集镇举办抗日壁报、画报；或组织流动宣传，巡回各乡演唱抗日歌曲、戏剧，使基层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动员民众的又一途径，便是领导创办或影响支持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办战时学校、训练班和救亡图书室。其中文抗会所办战时常识训练班，前后共有6期，每期4周，培训学员800余人。内容主要有《抗战的情势》、《宣传与组织》、《战时乡村工作》、《怎样做救亡工作》、《中国革命史》、《日本研究》、 《三民主义浅说》等13门课程，由徐特立、薛暮桥、蔡南冠、聂昭良、陈大榕等主讲。

　　中共湖南党组织创办或掌握的华容东山战时中学、郴县杭日骨干培训班、桂阳战时中学、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国民党七十军“云干班”等影响深远。

　　1938年3月，中共党员朱婴在华容黄鹤岭创办东山战时中学，聘请董必武、沈钧懦、章乃器、钱俊瑞等为校董，朱任校长。学校7月开学一共招学生160余人，学习抗战政治、军事知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10月，即遭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而被迫停办。11月，朱婴组织学生成立“东山中学抗日旅行团”北上延安，历时50余天，步行3000余里，沿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救亡主张，于1939年2月胜利到达延安，毛泽东当即挥毫表示慰问与鼓励。

　　1938年，中共郴县县委通过县民训员中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在栖凤渡、华塘、良田、桥门、保和、竹塘等地开办“民训班培养抗日骨干。参加学习的是中小学教员、各村进步青年和爱国的保甲长。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行径》、《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书籍。通过培训基层人员，普遍开展救亡运动。

　　1939年，中共党员李木庵从陕北回到家乡，受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委托，创办桂阳战时中学，学校成立中共支部，先后招收20多个班，按“杭大”方式办学，培养当地抗日骨干。

　　影响很大的是塘田战时讲学院。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和吕振羽通过统战关系，借用湘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名声，在武冈廷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聘请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任院长，湖南省參议会议长赵恒惕任学院董事会董事长，张治中为名誉董事，吕振羽任书记，为为实际主持人。院部秘密建立中共党组，吕振羽任书记，下辖党支部。9月15 日，讲学院正式开学。办学宗旨为”树文化据点于农村”、“建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办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和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各样的干部，为民族解放输送人才。院歌歌词是:“我们是迎着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塘院第一期设有3个班，即研究部一、二班和补习班一班，共有学生120余人。1939年2月，又设研究部三班和补习部二班，各招新生50名，又招插班生30名。学生来自湖南、江西、湖北及东北各省。塘院所教课程，大部分是教师根据《新华日报》、《观察日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论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抗战救亡手册》等书籍报刊编写讲义而讲授的塘院教师大都是进步学者、教授和作家。塘院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实践，经常深入农村，先后创办20余个救亡宣传站、民众夜校、民众阅览室，遍及邵阳、新宁、绥宁等县。塘院党组织从斗争实践中枳极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使许多学员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因此，国民党顽固派陈立夫公然宣布“塘院是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欲去之而后快。

　　是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又支持和帮助国民革命军七十军举办战时步兵干训班（因七十军军长李觉字“云波”，七十军又以“云”字为代号，故干训班亦称“云干班”）。李觉自兼名誉班主任，中共党员陈希周（即曾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的陈豪人）为训练班主任。“云干班”教员多为思想进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设课程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主要讲授《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民众运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云干班”内有中共支部（书记郭超），直属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杨第甫负责联系。后中共宁乡县工委委员刘柱中受组织委派前往“云干班”工作“云干班”学生经常深入近郊乡村宣传抗日救亡。1939年5月，“云干班”第一期学员毕业。1940年4月，第二期“云干班”又在江西贵溪县上清镇开学。

　　二、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

　　经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湖南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一浪高过一浪。长沙文夕大火之前，湖南作为战略后方，抗日救亡活动主要表现为筹措抗战物资，救护伤兵难民，动员参军参战；长沙大火之后，湖南作为战斗前沿，抗日救亡活动要表现为筹建抗日武装，声讨汪伪汉奸，并向延安输送革命青年。

　　自力更生，发动民众筹集抗战物资。1938年7月7日，长沙各抗日团体和各界民众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张治中到会发表讲话，鼓励民众积极參加抗战。各界代表上台发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全省开展抗战周年纪念献金活动。长沙市设立献金台5个，仅3天就收献金银元96087元；湘潭献金9600元，金银首饰160余件；津市两天捐献金银、珠宝首饰等物折款2万银元；全省共收入297757元。各界人上满怀爱国激情，踊跃捐献，涌现众多动人事例。如张治中带头一次献金3000元，其夫人洪希厚献金310元。有位人力车夫，当场揭开车座木盖，倾其所有钞票铜板，尽数投入献箱，在场观众无不为之感动。驻常德国民党通讯兵第十团教导营第三连通讯排长周文雄（中共党员）将自己平日积蓄的200元，加上该排官兵捐赠100余元，共300元，以该连全连官兵名义汇给华北前线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9、10月间，全省民众响应全国征募寒衣委员会的号召，为前线将上征募寒衣。按照规定，湘省应征60万套，分摊各县。各界民众踊跃捐献，唯恐不能完成任务，其中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捐献17000多件，超额完成任务。岳阳、华容、临武、芷江等县均超额完成任务。湘阴青年教师黄子俊写出《劝募寒衣》一文：“一年容易又秋风，又是寒衣处处催尺的时候了。朋友，你一定很快会想到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的战士，和流落在荒郊野地无家可归的同胞......”然后油印成传单，带领学生广为散发。长沙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倾尽平日积蓄，购棉被100床扔出。湘乡宋修严雇人缝制100件棉背心，并绣“敬礼、胜利”四字，扔给前线官兵。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湖南作为战略大后方，源源不断地接受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和流亡来湘的难民。安抚伤兵难民是一项极为繁重和艰苫的工作，能否做好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后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前方将上抗敌士气的发扬。张治中一上任就亲自抓伤兵的安抚与整顿工作。他与徐特立多次到医院看望伤兵，并采取一些得力措施，解决实际困难。中共湖南省委发动组织各抗日团体组成伤兵难民服务团，开展“服务军人难胞活动”。他们为伤兵洗衣、写信、读报、识字、教救亡歌曲、组织春游，长沙抗日团体与长沙伤兵医院建立了16个俱乐部，成为军民联合抗日的桥梁。中共湘潭县委书记章蘊亲自带领湘潭妇女慰问伤兵。中共党员陈维淸组织湖南基督教女青年团巡回长沙伤兵医院护理伤兵。临澧县委举办妇女救护训练班，组织50名青年妇女到当地驻军第十师收容所服务。该师奉命奔赴前线时，县委又组织群众欢送，并赠送“还我河山”的红绸锦旗。

　　1938年3月，各抗日团体又发起救济难胞活动，号召全省民众视难胞为亲人，救亲人责无旁贷。长沙商界知名人士徐天钧、丁子钦、曹商隐等发起筹组“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进会”，数日之内便筹资金数万元、寒衣30万套。“难协”负责为难民办工厂、发贷款、谋职业、鼓精神。长沙设立10个难胞收容所、7个难民读书班。各抗日团体戏剧队联合举行“济难公演”。在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义演《三江好》、《死亡线》、《最后胜利》等剧。演出结束，不少观众慷慨解囊。湘西、湘北党组织发动民众救济和安抚难胞。中共沅陵县委在设于离县城20余里凉水井的湖南贩济委员分难民工艺厂设立党支部，在百余名工人中传阅进步报刊.安排难民家属，帮助厂方工作，鼓励难民斗志。

　　民众救护伤兵的活动，促使省府改善伤兵管理组织，改进伤兵管理办法，使伤兵生活有着落，医疗有保障。省政府设法依法垫付了100万元的伤兵费，并购棉衣裤、棉被、衬衣各3万套，在省会和各县搭蓬供3万人收容之用，使矛盾突出的伤兵收容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动员民众参军参战。国民党政府因其贾彻实施片面抗战路线，导致各级政权单纯依靠二丁抽一和抽签入伍的冷漠手段，引起民众极大反感和反抗。中共湖南省委多次向湖南地方政府建议改善和健全兵役制度，以动员民众自觉应征。张治中针对国民党各部队在湖南设有80余个征兵机构，到处搜捕壮丁，民怨载道的弊端，提出改革征兵办法，呈报中央政府批准后，撒消了80余个招募机关，将全省每月应征兵额18000名，按每保每两个月出一个兵额的比例摊至全省38000保，统一征集，统筹分配，在以定程度上缓和了强迫抽丁的社会矛盾，但却不能报本解决这个问题。徐特立多次在湖南广播电台讲演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救国和大纲领》。其中谈到兵役问题时，提出：国民党政府应当将带有军阀性质的雇佣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并且实行八路军行之有效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优待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针和措施。各抗日团体积极响应徐特立号召，配合1938年4月16—22日的全省兵役宣传周工作。22日晚，国民党省政府在各界民众支持下，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有各团体、各界人士数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兵役宣传火炬游行大会。张治中到会讲话，指出壮丁服役的重大意义。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动员与支持青年参军参战，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游行队伍一路宣传，沿途民众十数万人群情激昂。会后各宣传团体纷纷深入基层发动，演出《木兰从军》、《班超投笔》、《八百壮士》等戏剧、歌曲，深受民众欢迎。当时，每月征兵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并涌现出众多感人事例。湘乡青年教师李基初冲破家庭阻力，毅然投笔从戎，临行告别父母：假若我死在战场上，敌人还未歼灭，领土还未收复，那么，我请您们把弟弟再送到前线来。靖县900多名各界青年自动报名参军，组成靖县抗日自动兵团，接受整编后开赴前线。浏阳县在兵役宣传周内参军青年就有1000多人。当时各地还有130多名有志青年克服重重艰难，直接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

　　从1938年2月到1939年2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及各地党组织领导和影响下，湖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和高涨，它为后来的三次湘北会战、常德和衡阳等地保卫战、湘西会战，以及湖南沦陷后各地开展杭日游击武装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湘西苗族人民的“革屯抗日”运动

　　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中，湘西苗族人民掀起了“革屯抗日”运动。

　　湘西的乾城（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县）、凤凰、保靖、泸溪、麻阳、古丈等县，历来为苗族人民聚居的地区。远从淸朝嘉庆年间起，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以苗制苗”的目的，即在湘西苗族人民聚居的地区实行一种“屯防制度”。所谓“屯防制度”，就是封建官府将那些以各种名目夺取的苗民田土作为“屯田”，然后再将“屯田”租给穷苦的苗民耕种，以苗民缴纳的“屯租”作为专事镇压苗民反抗的“屯防军”的给养。这种所谓“屯防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将经济剥削和军货压迫结合在一起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

　　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沿袭了淸代的这种暴政，湘西人民的痛苦，不但比以前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当时一首《屯田歌公的民谣，反映了苗族人民在屯田制度下受压迫的痛苦情景：

　　朝锄土，夕锄土，年年月月欠屯租；

　　男耕田，女耕田，子子孙孙欠税钱。

　　一年到头替人锄，苗家没有一块土；

　　四季劳动替人耕，苗家没有地安身。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从淸朝政府推行屯防制度以后，湘西苗族人民曾一次又一次揭竿而起，掀起革屯抗租的斗争。1936年6月，湘西苗民的革屯斗争再次兴起。这次革屯斗争最初发生在永绥县。由于当年永绥大旱，广大苗民交不起屯租，但湘西屯务处长陈渠珍却派大批丁勇武装督催，终于激起苗民反抗，爆发了“反陈抗租”事件。1937年1月，石维桢等人又在永绥县龙潭举起义旗，杀死屯官，打开屯仓，把谷分给贫苦的苗民。3月，梁明元等人在永绥县岩寨起而响应，并联合其他革屯队设立了革屯指挥部，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屯防军，使革屯运动很快形成了颇大的声势。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何键把持的湖南柝政府非倌没有停止对革屯运动的镇压，反而公布了《湖南省屯租章程》，坚持保留屯租制度，并撤消原“湘柙屯务处设立“湖南锊电租征收局”，“综理乾城、永绥、凤凰、古丈、保靖、麻阳、泸溪七县屯租事宜”。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了湘西各族人民的义愤和苗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根据国难务头、民族危亡的新形势，革屯运动的一些领导人顺应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要求，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结合起来，组织了“湘西苗民抗日革屯军”、“川黔湘苗民革屯抗日军”、“抗日革屯倒何义勇军”等武装。起义军首先攻下了乾城，并乘胜占领了麻阳。接着，永绥、保靖、凤凰、古丈、永顺等县部发生了革屯苗民与地方政权、军队武装对抗的斗争。

　　消总传到省城，何键急忙调兵前往镇压。起义军以梭镖、马刃等简陋的武器进行伏击，取得了不少胜利。恰在这时，张治中取代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对起义军改用招抚的办法。1937年12月，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代表与湘西绥靖处代表洽商。革屯抗日军代表义正辞严地说：“孙总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第一条内容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屯租为前淸镇压苗民而设，湘西军阀为割据而留，与民族平等背道而驰。一旦废除，愿受编开赴抗日前线，尽忠报国，万死不辞。”1938年1月12日，张治中通令取消何键发布的通缉抗日革屯军领导人的命令。22日，有屯7县代表齐集长沙，同省府会商解决屯租问题，协商达成了“六条办法”，省府答应给苗民减免五成屯租，并从3月1日起裁撒湖南省屯租征收局。

　　革屯的基本目标达到以后，革屯抗日军先后接受国民党省政府的改编、其中较大的龙云飞部和吴恒良、梁明元部分别编为“新编第一旅”和“新编第一团”。1938年4月14日，以苗族子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队伍，在“一万杆子一万军，革屯抗日逞英雄”的歌声中，难赳赳地开赴泸溪，整训抗日。以后，这两支部队分别编入第七十三军和第七十九军，开赴抗日前线。许多苗族子弟，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为保卫祖国立下了功勋。例如第七十三军暂五师十三团五连连长石扶华，原是湘西革屯抗日军的苗族子弟，在1941年3月收复华容县城的战斗中，他率领全连官兵与日军奋战7昼夜，身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直至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中华各族儿女不畏强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