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理：怀念国立九中秦得儒老师
来源：360doc   2017-05-10 15:27:25

　　怀念秦得儒老师

　　我已经80多岁了，这一辈子结交了许多难忘的师友，如果我为之造一本花名册，秦老师应名列“榜首”：一因秦老师年龄最长;二因我们师生间交往时间长;三因秦老给我的教诲、帮助最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流亡到大后方的失学青年，因陋就简办了几十所正规的大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教、科、文、卫的骨干力量很多都来自这一人群。1942年春，我们在四川江津城对岸的国立九中初一分校初三(上)年级开始了新的学年(我们是“春季班”)，讲台上走来一位衣着整饰、温文尔雅的中年教师。同学们起立问好后，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秦得儒”三字——这是自我介绍了：行书字体，落落大方，刚柔相济，功力不浅;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啧啧称道。以往，人们对读书人的识字和写字是十分重视的，那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功，也是名片;读错、写错或写得丑，是被人瞧不起的，尤其是对为人师表的教师。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

　　一个刚上任的老师在回答学生时，错把“琵琶”写成了“枇杷”，校长立即解聘，并送上打油诗一首：

　　琵琶不是此枇杷，只为当年识字差。

　　要是琵琶能结果，胡琴笛子也开花。

　　初三国文教材选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秦老师是南通人，他用下江口音，深情地、缓缓地朗诵了一遍，声情并茂，师生们开始“进入角色”。然后有重点地把字里行间的微声大意加以阐发：眼前出现的这烟波浩渺的锦绣河山，是我们华夏子孙休养生息的腹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我们不能因为天气好坏而忽悲忽喜，也不能因为个人的进退而忽悲忽喜;读书人应该心胸开阔，以民族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中国古代文人的博大情怀感染了这位南通书生，“二传手”南通书生的真情实感，又传授给了我们这些在国难当头时节流亡到川江河岸的青年学生。巧合的是岳阳楼、南通市、江津县都在中国母亲河的长江两岸，我们似乎是在滔滔滚滚的母亲河边传递着民族生存发展的接力棒。

　　秦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国文，这一课给我的印象最深。大致是2000年的初夏，我们九中同班同学聚会北京，清华毕业的温志馨也向我谈及此事。

　　传授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是把握它的核心思想，首先加以洗涤，让它光彩照人，然后适当垫高，使它更为显眼。秦老师讲《岳阳楼记》只是发掘课文本身的内涵，“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不直接说教。依我看，这是“正宗”，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如今，有些人从功利出发，忙于“找理论上的支持”，抓住经典中的片言只语，借题发挥，那是把人引入歧途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说：只有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才能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革命时代的到来。他接着说：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们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意思是说，生产关系不能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去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左”的东西，比如变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年内超英赶美”那一系列的搞法，都离开了马克思以上的理论。而在“舆论一律”的指挥下，却硬把“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宗的却又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你我都吃尽了它的苦头。当然秦老师教的是文学作品，跟以上所说还沾不上边，我这也是“借题发挥”。

　　秦老师批改过我的多篇作文，对我也有多次鼓励。我出生在长沙农村，家境穷;抗战初期，一家6口随大哥所在的防空部队逃到贵阳，我一个农村少年孤身一人又流亡到四川。贫病交加，一家人在贵阳死了一半，秦老师对我十分同情，勉我应该“穷得有志气!”

　　1943年春，我初中毕业，成绩较好，还有温声馨、陆务滋和胡继定，我们都免考直接升入高一分校。秦老师送我们毕业后，从此离开九中，他先是在江津城江津第一高中和武城师范专科学校，后又复员回江苏在上海中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继续从事教育事业。秦老师与长江的情结化解不开。 1946年春，抗战已经胜利，我高中毕业。但必须等到暑假方能报考大学，秦老师介绍我到江津一个军用被服厂子弟小学当教员，在该校我结识了几位同行，其中有秦老师未婚妻王桂兰，陈独秀的儿子、儿媳陈松年、窦宏光夫妇，还有九中校友雷汝南、刘琬如等人。国事、家事都很顺心，此时的秦老师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光彩照人。

　　这一年暑假我在重庆沙坪坝考取了刚从西南联大分离出来的北大史学系。外战刚停，内战又起，华北平原历来是军事家大显身手的场所，打得平汉、津浦两大南北交通干线柔肠寸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这些南方学生必须绕道上海、天津方可北上就学。为筹集路费，我只好向北大请求休学一年，继续当小学教员。

　　大江东去，秦老师也离开四川了。

　　1947年，我穿江入海北上，经上海，我去漕河径上海中学看望秦老师夫妇，他们的下一代秦淮刚来到人间。老师留我住了两天，我代老师改了几本作文。此时此刻，我把明天想得个花团锦簇。

　　在北大一年，听了不少名家的授课和演讲，眼界是亮了一些的。*领导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浪涛汹涌，1948年秋天，又把我推到长城以外的东北解放区。这一场国共第二次内战，山乡巨变，中共得了江山。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随林彪大军南下。我加入了*当了军事院校的政治教员。

　　建国后，“运动”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1955年，“肃反审干”，上海师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奉命来到我所在的军校，叫我证明秦老师在四川江津阶段的历史，并询问秦老师与国民党要员于右任的关系。我所写材料大意是：

　　于右任确实为秦老师写了一帧条幅，那是因为我班陕西籍的李广寿同学的父亲李崇实是监察院秘书长，李秘书长以学生家长身份请陕西籍的于右任院长为秦老师赐“墨宝”。于院长是大书法家，有求必应;秦老师潜心教学，爱好书法。他们之间不会有政治上的瓜葛。我当时也有些“春风得意”，居然以孟子的语言为秦老师做了个鉴定。我写的是秦老师：

　　兼善天下不足，独善其身有余。

　　此后不久便到了1957年。为了“兼善天下”，我中了阳谋，参加了“大鸣大放”划为右派。为着不“株连”无辜，不敢与任何师友通讯，因此与秦老师的联系中断了21年。

　　人世间，无法意料的事极多。1979年，我这个贫苦农村少年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又宣布戴错了，“改正”了，于是我又恢复了与师友的联系，秦老师也为我高兴。此时，我的儿子淘沙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清华，为勉励他好好学习，我填上一首《浪淘沙》。词的第一句是：

　　“淘金尽否咱淘沙，蓬帐且为家。。。。。。”

　　函请秦老师写成条幅，至今还挂在儿子住宅的客厅里。秦老为我们留下了一件值得珍惜的墨宝。

　　有感于秦老师终生在母亲河上下从事塑造民族灵魂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我也写了首小诗送秦老师：

　　万里长江水，千年稻黍村。

　　岸边一长者，两代育秧人。

　　80年代初，秦夫人王桂兰病逝，老师及时告我。悲痛之余，我回了秦老师一封电报：

　　“月有阴晴圆缺，先生节哀。”

　　近30年以来，秦老师先退休了，我不久也离休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老师常参加书艺活动，途经武汉时，曾到寒舍作“家访”，我买“热干面”招待老师;我们到美国去探望儿子、儿媳和小孙女，也几次拜见在上海的秦老师;秦老师的译著也寄我，我也写过几本书寄老师也是“交作业”。

　　我在九中初一分校的同班同学，每个人都对秦老师有深刻印象。南京的胡继定更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滁州的刘咸钟，合肥的宁为，安庆的路炎，万州的刘茂荫，台湾的王多艺和蒋洪彝，上海的蔡善魁和陶其永，我们在通信或通电话中总怀念我们的秦老师。

　　秦老师在人间行走94年，而今乘黄鹤西去，老师可谓高寿了。何以寿?仁者寿;老师心胸旷达，以仁义待人，真可谓“得儒”，所以长寿。秦老师走了事业有成，儿女成才，走得应该心安。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需要那些在太空翱翔的工程师，也需要在陆地修桥、铺路的工程师，更需要像秦老师这样塑造民族灵魂工程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祝老师旅途平安!

　　李理 2008年2月

　　五柳村 2008年3月6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