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十中学潮及党在学潮中的作用探讨
来源：清水党建网 作者：中共清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苏小东   2017-05-10 16:15:42

国立十中学潮及党在学潮中的作用探讨

中共清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苏小东

　　一、国立十中概述

　　国立十中于1938年创建于甘肃天水，初名为“陇豫公学”。同年12月陇豫公学大部分师生迁入清水县城，更名为“国立甘肃第二中学”，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许逢熙兼任校长。1939年改称“国立第十中学”。1946年由甘肃迁址河南，先后易名“省立中正中学”、“郑州市立第二中学”、“河南省立郑州第二初级中学”、“河南省第二初级中学”、“河南省郑州市第二完全中学”，1958年定名“郑州市第四中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反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和不抵抗政策，致使我大片山河沦陷，亿万同胞惨遭蹂躏。卢沟桥事变不到一月，平津沦陷。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政府迁逃重庆。1938年3月，华北几乎全部沦陷。6月9日，国民党当局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妄想借洪水阻挡日寇进犯，致使豫、皖、苏三省遭遇史上罕见的洪水浩劫，无数群众流离失所，学生失学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倾向进步的青年学生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涌向陕、甘、宁边区，部分学生沿途乞讨，向西流亡。

　　国民政府为阻止这批流亡师生到延安去，一面开办王曲训练班，以优厚的条件招收沦陷区失学青年到后方办学，胡宗南派人在郑州、偃师、洛阳、西安收容河南、山西、安徽等地流亡学生约3000余人，称“天政学生队”，于1938年夏分批西进。在西安集中后，部分大龄学生被胡宗南编入战干团;其余青年学生徒步西行，经陕、甘两省，历经艰辛到达驻地天水东关造币厂(现岷山厂)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杨集赢为总负责，周楠任总教官，成立“甘肃省救济灾区流亡学生委员会”，将男女学生编成区队、中队，整天进行军训。远离故土和亲人的青年学生由于生活上蒙受克扣虐待，训练中忍受打骂训斥，与求学的初衷相违，加之水土不服，卫生条件极差，死亡和逃跑时有发生，广大师生积怨与日俱增。因军训教官的凶狠和“流亡”刺人的字眼，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懑不满，遂发生殴打反动教官和质问校方的事件，10月，流亡学生委员会被迫更名为“陇豫公学”，半日上课，半日军训。

　　1938年12月，陇豫公学大部分师生迁入清水县城，易名为国立甘肃第二中学，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许逢熙兼任校长。1939年4月，奉国民党教育部命令，国立甘肃第二中学更名为国立第十中学，学校设高中二部、初中二部、小学二部及职业班，分驻校本部及分校。校本部设在文庙(今原泉小学址)，设高中部和小学部;分校设在永清堡城西营房(今清水一中址)，学生1500多人，最盛时学生达3000人之多。1940年初因校舍狭窄，高二部迁永清堡，初中第五部迁往张家川镇(现张家川县城)，设立第二分校，1942年夏又合并与清水。1946年6月，国立十中迁河南新乡。

　　国立十中设教务、训导、事务、体育主任各1名，职员若干人。另有会计室、图书馆等，各设主任1人，助理员若干人。中、小学各部均设部主任l人，教导主任1人，庶务员1人。高中部设军训教官1人，初中部设童训教员1人，每班设导师1人。国立十中教职工300多人。除中学教师外，也有大学教授、讲师和助教任教,各科教师齐全。所用仪器、教具由教师自制。数名学生使用一套课本。在清水8年间共培养高中、初中、师范毕业生6000多人，培养小学毕业生1000多人;保送空军学校、骑兵学校、兽医学校、空军通训学校及远征军学生共862人。

　　国立十中学生多来自沦陷区和战区，全部享受贷金 (公费)待遇。新生人学后，高中学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两周。许多学生因不服水土，生病者较多，多数患有疥疮，学校在永清堡西侧设疗养院1处，在温泉修简易病房10多间，供学生沐浴治病。

　　国立十中在清水期间，先后有160多名清水籍学生入学就读。为清水培养高、初中毕业生约100多人，其中高中20多人，中师29人。这百余名学生中安树义考入中央政法大学，阎启昌考入北平朝阳法学院，崔世勋考入西北大学，王慧明考入兰州医学院，陆荫仁、杨兆英、陈明霞考人西北师范学院，邢嘉禄考人西北医学院。有相当一部分于建国前加人中国共产党组织，后成为清水、张家川两县的领导干部和各条战线的骨干，其中以党政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医务工作者较多。另外尚有30多人分布在外地10省、市 (包括台湾)工作。有的已成为知名记者、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

　　二、国立十中三次学潮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战进入最艰苦岁月，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贪官污吏、豪绅地主横征暴敛，贫苦百姓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国民党政府全面实行“防共、反共”的发动政策，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国立十中发动当局忠实配合国民党，在学校实行恐怖政策，对广大师生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教管上对小学、初中实行童子军管理，高中军事化训练;政治上大力发展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和各种特务组织，监视、跟踪进步师生行动，检查扣压往来信件、书籍。师生动辄得咎，被诬为“异党嫌疑”、“不良分子”等罪名，被解雇、开除。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仅被学校当局处分、开除或解雇的进步师生达200多人。更有甚者，国立十中特务当道，言论受阻，师生被绑架、失踪，白色恐怖笼罩十中校舍。生活上师生每天吃玉米面馍、喝玉米面糊糊、炒黄豆芽，大家称之为“三黄政策”;睡的是高架床、通铺，几百人挤在文庙大殿，空气污浊不堪，卫生医疗设备几乎没有，传染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事故不断出现，1939至1940年5月仅病故学生达50多人。国立十中是所公费学校，学生一切费用由国家供给，但学校当局肆意贪污、克扣学生生活费。校长许逢熙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引起大部分教师的极大不满。这些都成为学潮的诱因。

　　国立十中学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下，倾向革命，师生中成立“励学读书会”、“海燕社”、“燎原读书会”等进步组织，除互相研讨功课外，还传阅进步报刊，从思想上启发了反抗反动当局、追求进步的觉悟。1941年至1946年，国立十中爆发了三次学潮。

　　第一次学潮发生于1940年5月，因学校部分管理人员贪污公费，学生们因伙食不好传染疾病，已死亡学生达到50多人，而学校当局置之不理，激起了国立十中等一次学潮。学潮的起因是高二乙班学生郎中钊因患足疾在水房打热水洗脚，教导员认为该生故意违犯校规并报告训导组长王扶中和代校长马炳亮，马决定开除该生学籍。高中部学生请求校方收回成命从轻议处遭拒，学生钱道、余荣祥等质问为何克扣学生代金，提出取消“三黄”改善师生生活、赶走“饭桶”教师等条件。学校当局不但拒绝答复，反而态度蛮横、恶言压服，激起全校师生强烈反对，成为学潮的导火线。

　　学潮开始时，先由高中部串联到初中一、二、三部，又延伸到小学一、二部，实现了全校总罢课。教师大部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很快各班选派代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公开领导学潮。学生自治会下设组织、宣传、保卫、生活四个组领导学潮，李馨任主席，骨干学生为刘晓鸾、钱道、唐凤英等。4日晨，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许逢熙一伙中饱、克扣学生贷金的罪行，并向国民党教育部发电进行控告。5日，代校长马炳亮报告国民党清水县县长晏尚志并邀请地方绅士和各机关首脑来校协助动员复课未果。5月10日，于3月赴重庆开会的校长许逢熙闻讯返回天水，要求学生代表去天水谈判。学生自治会代表40余人15日抵达天水后，许对学生时而威胁，时而请吃酒席，妄图软化、扼杀学潮。20日，国民党专署派3名卫士护送许返校。许回清水后，对学生提出的(八项)条件毫不答应。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扣押了反动教员王竹平、王若虚，痛打了反动教员刘启光、刘景尧，一时学校秩序大乱。许在卫士保护下逃到文丰路寓所，求救保安队队长黄忠良派兵警卫。当晚，学生自治会派出学生警戒巡逻站岗，控制了清水街衢。21日，学生队伍冲向清水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吁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当日下午，许秘密离开清水逃往张家川镇。第二天会计人员和校长的亲信教师、学生约300多人亦先后前往张家川，成立了护校团。至此，学生正式分裂为两派，互相攻击、谩骂、械斗。23日夜，护校团学生郭守敬、延龄成德等五、六十人潜回清水，持枪绑架营房初二学生代表张光礼、王健、邱山芳、李蔚春、李文智(地下党员)等5人。5人被抓到张家川后遭到捆绑吊打、严刑逼供，许的追随者又以停止学生伙食进行威胁，强令学生复课，声称“要吃饭就去张家川”，对去张家川护校团的学生一切从优，妄图以此分化瓦解学生组织。在即将断炊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25日，学生自治会组织1200多人的队伍徒步沿草川、社棠、马跑泉赴天水专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抓学生代表，确保学生人身安全和生活供给。并通过邮局向教育部及全国拍发电报，揭露校方蚕食公款、忽视青年生命、实施奴化教育、克扣贷金(生活费)、滥收亲私拒收流亡青年等八项罪行，要求当局彻查惩办反动分子。天水行营当局受学校密电造谣“学生受异党煽动，抢劫枪械进攻天水”影响，出动军警持枪和棍棒将学生驱赶到天水中学操场，四周架起机枪逐人搜身后进行训话，并将学生在天水中学关了一晚后于次日由军警强行押解回校。学生代表刘晓鸾在天水城外中弹，流血过多不幸牺牲。6月初，许逢熙在天水与省上派来镇压学潮的委员杨文华、李芳泉，会同国民党专员庄以绥多次密谋策划后，于6月5日派第二十六补充兵训练处团长候占彪所率步兵一团到清水武力镇压;6日，庄、许又带保安一中队、马跑泉骑兵学校学员一中队，又调秦安保安队一中队来清水集结，策划准备。9日下午，杀气腾腾的军警将学生驱赶到城南十中操场上，重兵包围后开始了大逮捕，将学生领导人邱水泉等57人捕押在隍庙大殿，绑架到张家川的5名学生亦押到隍庙大殿。是夜前去营救被押学生的西关营房同学又遭到保安队的弹压失利。10日，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邱水泉、万士锷、王健、屈成国等16人被五花大绑押进清水县监狱。庄、许亲带保安队又去营房继续镇压，学生打呼“匪至”，在逼向绝境时投石掷瓦自卫还击。军警冲进教室、宿舍大肆搜捕学生，小学二部学生武铭芳在宿舍看书被诬为投石者抓出，该生据理争辩，被开枪击中，未及时抢救而毙命，年仅15岁。王健被打成重伤送入兰州劳动营后因伤势过重牺牲，是学潮中的第三个遇难者。6月中旬，庄、许联合发布公告，对学潮开始所谓“严肃处理”：将万士锷等18名学生解押省府兰州劳动营(后转押西安劳动营)，杨步瀛等31名学生押解出境，周浩然等18名学生被勒令退学，刘铭璠等9人被请令通缉。同时，清水县县长晏尚志因“坐视风潮扩大”被免职;军训教官梅践三、王道昌和清水国民兵团团副熊月如因“鼓动风潮”嫌疑被调离清水;教员樊楚农、刘强夫、秦泽、彭殿选亦因“操纵风潮”之嫌被强令出境。在清水留驻保安队两中队、步兵两连以资镇压。其余学生于6月15日复课(实际上课学生寥寥无几)。上课一周后，即行放假。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被镇压。

　　第二次学潮发生于1945年6月。1941年10月底高维昌任国立十中校长，用特务手段统治学校，大肆发展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1944年6月间强迫毕业班集体加入三青团，学生群起反对，把誓词改为“我不愿参加杀(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学生们公开称刮(国)民党、杀(三)青团、“校狗”(高维昌的走狗学生)为十中的三大害。学潮爆发的原因是学校学生和教职员不满校长高维昌的贪污剥削，虚报冒领教员米金和学生贷金，开假发票贪污公款，倒卖公粮，侵吞学生做衣布和伙食费，就连玉米面馍也实行配给制，师生生活苦不堪言。直接原因是救济平布长期扣发、学生贷金的晚发少发。1945年6月下旬，高维昌去重庆教育部述职，广大师生成立学生自治会，提出“打倒高维昌”、“反对贪污中饱”、“要求改善师生生活”等口号，并以国立十中教职员联合会名义发表题为《教育界的败类、青年的蟊贼、党国的罪人》的公告，揭露高维昌积压米金、虚报员额、籍公营私、倒卖公粮、私刻名章、官僚成习六项罪名，发起反对高维昌的第二次学潮。地下党员、国立十中教师周震中和学校进步组织“励志读书会”领导学潮。正式的反高维昌是由“重庆留渝国立十中同学会”发起，主要成员有李振华、赵得秀、王万统、吴思贤等，主要行动有八项：在重庆沙坪坝“中大新闻”上刊登揭发检举高维昌贪污失职文告和新闻等检举材料;联络各大学国立十中毕业校友一致行动;联络在校学生何兆旭、刘炳善等;与国立十中教职员工会取得联系，共同发表宣言;由伪监察委员高一函出面检举高维昌;李振华、赵得秀给高教视察团团长许德珩面呈“检举高维昌贪污失职书”;到教育部请求撤销高维昌校长职务;油印“告国立十中师生书”等材料。由于学潮在党的领导下讲究斗争策略，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扰乱社会秩序，没给反动当局任何借口，最终取得胜利，平价布和贷金如数退发，伙食也得到改进，高维昌被迫离职。

　　第三次学潮发生在1946年上半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国立十中迁回河南新乡，并拨来迁校经费。继任校长翟韶武(1945年6月来清水)肆无忌惮地克扣学生复员费和生活费，只给每个学生一万元法币作为旅费和生活费，激起学生群起反抗，向校方提出质问。翟汲取前两任校长身败名裂的惨痛教训，采取更为毒辣隐晦的手段，一面给学生每人加发一万法币，安定人心，一面暗中勾结天水调统室和省室特务秘密逮捕了学生王学俭、吕贤文，连夜解押天水。事后，翟又装模作样地埋怨说“天水抓学生不打招呼，太岂有此理;学校对师生员工安全无法负责，希望大家赶快离校”。这一阴险狡诈、软硬兼施的阴谋果然得逞。加上教员学生思乡心切，几天后教师学生先后离开了清水。一场即将爆发的学潮无形中被瓦解了。

　　三次学潮，1940年5月初至六月中旬的国立十中第一次学潮虽被镇压，但广大进步师生的鲜血没有白流。学潮教育了全校师生，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震动了整个陇南地区，尤其是促进了清水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使他们更快觉醒。大批觉悟较早的学生向往光明，如李文智、高建文、李清、王华等20多人先后离开蒋管区，冲破封锁奔赴延安，投向党的怀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在学生 和广大人民的声援下，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校长许逢熙被调离，部分反动教师被解聘，部分账目开始公布，学生生活初获改善，如“三黄”变为“三白”(白馍、白面汤、豆腐)，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第二次学潮因为有党的领导，讲究斗争策略，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第三次学潮，因为校长翟韶武采取阴谋手段软硬兼施，加之广大师生返乡心切，风潮消失于无形。国立十中学潮对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改善师生生活，启发民众觉悟，传播进步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国立十中学潮中党的主要活动及作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在天水设立陇豫公学、国立五中、国立十中等公办学校，通过发放贷金、组织军训和学习的方式，阻止豫、皖、苏流亡师生投奔延安。为了把这批流亡师生适时引导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中共甘肃工委以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先后派陆治安、高健君、周震中等党员到清水开展工作。

　　帮助拍发电报，指导斗争策略。第一次国立十中学潮前后，地下党员、清水邮电局局长陆治安(榆中县人，1937年入党，1938年开始任国民党清水县邮电局局长，解放后任甘肃省储备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1968年6月21日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利用职业优势，拒绝了当局的检查电报。当时，学生学校争拍电报给重庆国民党教育部互相申述理由以辩是非。校方电报重复说学生有人操纵，受“匪党指示”;学生则列举校长贪污苛政十条。那时清水走重庆的电路有两条，西达天水，东达陇县。对学生所拍电报，陆治安两面都拍，以免受天水或陇县延误，使电报迅速妥达重庆，积极帮助学生有效反对许逢熙学校当局。拍发电报，告诫学生要加强纪律，加强团结，注意斗争策略。学潮炽热时，针对学生行动散漫、组织不严的特点，陆治安用复写纸写了五、六张“告同学书”，叫他们与各界人士联络，召开座谈会，申述暴露许逢熙贪污苛政，以争取社会同情。再严格组织纪律，禁止学生无事散荡街衢;团结开明教职员等。写好传单以后于晚上撒放在清水公园及校址周围，指导学生开展学潮。传播进步思想，领导学潮开展。1941年2月，中共地下党员周震中(原名周荣萱)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意，由赵以文介绍以英语教师职业为掩护来国立十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八办胡嘉宾给周震中的任务是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策略、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教育、启发青年学生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培养、积蓄干嘛力量。周震中到国立十中后与流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武震、孙同安、李文智等接上了头。在周震中的影响和领导下，国立十中相继建立了“励学读书会”、“石火社”、“北海社”、“海燕社”、 “燎原社”等进步组织;创办了以“海星”命名的诗刊，发表抗日救亡诗歌;还组织了“剧声社”，演出抗日救亡剧目;组织大家传阅《新华日报》、《新哲学大纲》、《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等书刊文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以及被改编为歌剧的《流亡三部曲》等;并向学校当局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抗日”等呼吁。每逢假日，党员们还带领同学深入乡村和驻军兵营，宣传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战。无论走到那里，同学们都高唱着“渭水之湄，关山之阳，是伏羲的故里，黄帝的家乡。我们来自东方，缅怀先贤，追求前王，担负起抗战救国的重任，为国为民族之荣光”的校歌。这些，都为启发觉悟，宣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1945年6月反对高维昌的第二次学潮爆发后，周震中通过励学读书会会长常耿武联络各班选出班代表，组织学生自治会，制定章程，下设组织、宣传、保卫、生活4个组领导学潮。共产党员武震担任初中一部总代表，李文智担任初中二部代表，推动学潮。为了保护常耿武，周震中指示学生会主席不由常耿武当而又李明远当，出头露面的事也由宋铭鼎来做。学生自治会成立时曾经罢课开大会，周震中指导学生注意斗争策略，通过常耿武、宋铭鼎转告提议学生采取不打乱教学秩序、不扰乱社会秩序，照常上课，课后进行的办法。学生会和广大教职学员接受的这种斗争策略，使校方失去任何借口，国民党清水县党部和清水县政府也因学校照常上课、街道平平静静，认为秩序都很正常，把学潮定性为学校内部的具体问题，拒绝了校方“学生闹学潮”的请求。最终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斗争，第二次学潮取得全面胜利。

　　团结进步师生，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周震中通过学生进步组织，不仅把广大流亡师生紧密地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将他们及时吸收到党内，分期分批送往延安和八路军中。国立十中驻清水期间，“励学读书会”会长常耿武、会员郜宝善、崔东红、孙志远、周嵌，国立十中学生李文智、高建文、李清、王华、江振帆(参加革命后改名红力耕)、常世泽、常世禄等20余人先后投奔延安和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