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校情思〗我所感受到的国立十一中特色
来源：耿宪章   2019-07-24 11:41:52

　　我于1939年到1945年，即14岁至20岁时，在十一中生活了整整6年。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常常感受到十一中对我的影响，感受到十一中的特色。

　　(一)教学认真，全面发展

　　十一中的教学十分认真，名师荟萃，非一般学校所能比，学生水平也较高。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高徒促名师。1942年夏，十一中高中毕业班参加全省毕业会考，大获全胜。校外有人说十一中是“日到中天”。阮湘先生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日到中天不是好话，因为到中天后就该下沉了。我们要使这个中天无限大，水远不会下沉。1945年夏十一中从龙潭逃难到辰谿，十分狼狈，人们称我们是“叫花子学生”。但是当湖南大学考区高考发榜时，十一中被各校录取的学生最多，而且有9个头名(按校、系列榜名次)，二、三名的更多，一时乐坏了李际间校长。十一中不仅狠抓教学，也注意学生全面发展。每年有两次各科大赛，一次在5月4日，后改在4月27日，即黄花数学、理化、史地、时事、中英文演讲、英文作文以及各种体育比赛。平时还有各种辩论会、文艺晚会。春秋二季有登山远足等。

　　(二)勤劳朴实，劳心劳力

　　十一中绝大部分学生来自战区沦陷区，生活、学习全靠学校资助，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吃的大米全是糙米，菜主要是自己种的，包括养猪。学生经常到河边去搬柴运米，校长、老师有时也参加。“生产劳动”是高初中生都有的一门课。初中的课曾是一位梁老师教，他十分认真，多オ多艺，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与生产有关的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还经常在各种晚会上表演与生产有关的节目。他确实热爱自己的学科，敬业乐群。高中的生产劳动课由图目的尹吉三老师担任，他介绍了不少日本人对待体力劳动的事和留日中国人的遺遇。这些活动无形中使我们养成了既劳心又劳力的习惯。

　　(三)开明民主，伸张正气

　　1939年我刚进十一中时，校内空气相当自由，各种进步书刊，包括新华日报，都能看到。皖南事变前后，空气陡然紧张。1941年春当时的教育部专门发了《整伤学风令》，在语文课中专门学习。该文文词激烈，把学生的许多言行均斥为不轨。但渐渐地某些进步气息还是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记得初中一位教语文的田老师，益阳人，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就说:“我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并不吃惊而是报以笑声。阮湘老先生每年五四都要对学生讲他当年发起五四运动的经过。彭一潮老先生的儿子公开在晚会上唱《延水谣》，音乐课魏开秦老师几次指导演出来自解放区的《农村曲》，李校长夫人何兆先老师多次指导学生演出夏行、洪深、陈白尘等进步作家的名剧，如《蜕变》，《寄生草》，《大地回春》等。读鲁迅的书，言必称鲁迅是师生中的常事。巴金的《家》更是人人争读。彭一湖老先生教我们的高中《公民课》，经常斥责当局的腐败。蒋光增老师留美7年，教我们的英文，经常对比美国的情况影射国民党。高中时傅洁秋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要批阅学生的周记。突然一次他在班上大发脾气，因为一位同学在周记中称孔祥熙(国民党财政部长)为伟人。傅老师也许是借题发挥，怒气冲冲地说:“孔祥熙算什么伟人?他只配当个要人。“当时学生中也总有个别人溜须拍马，向上面汇报学生的情况，大家就叫他们“马王”，十分孤立。敢于伸张正义的则深受尊敬。高一时谭梅生同学不知何故被一个军训教官打了一巴掌全班同学冒着得罪所有军训教官的危险坚持替谭梅生打抱不平。李校长最后把那位教官调走了。

　　(四)报效国家，奋发有为

　　抗战时期，日寇步步通近，长沙几度沦陷。194年中日本更大举进攻湘桂，迫近贵阳。国事、家事牵动着青年学子们的心。我们在竹篱塘过了相对平静的5年之后，又不得不跨越雪峰山迁校到龙潭，不到半年多，又从龙潭逃至辰谿。途中听到大炮轰鸣，河中漂浮着国民党土兵的尸体，忧时悲愤的情绪十分强烈。但国民党腐败不堪，又使人无可奈何，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另外，湖南一百多年来人才辈出，建功立业，也深深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在同学中不少人立志有所作为，不甘一生平庸。有人在高中就自学微积分;有人热爱地理，能在空白的地图上填出全国县市的名称位置;有人把巴金(家》的片段译为英文登在墙报上;有人公开扬言要背100篇英文名篇。杨宙康校长一次说过:“青年人做气一点不要紧，只要有抱负，岁月会使人慢慢谦虚的。"(大意)

　　几十年来，沧桑巨变，命运各异。昔目学子，现在大多已年过古稀。白居易名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辦材须待七年期”，十一中的我们已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十一中教育的传统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友们。

　　(作者:高十五班校友，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投、博导)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