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国立第十一中学,是我梦魂绕、没齿难忘的地方。1944-1946年间,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高中的学习生活,经历了一段很不寻常的岁月。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所曾发生的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每当想到这些,我总不禁心潮起伏,思精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家,与十ー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来往的亲友,许多都是在这里共过患难的人。在这里,我有写不完的情结,有抽不断的情丝。
一、十一中的创办和苦心灌溉它的园丁
创办国立十一中的杨宙康、李际闯、阮湘、郑泽等师长,是一批充满着爱国激情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那军阀混战、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他们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后来并为此面贡献了他们的一生。在日本,他们研究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日本原本是一个封建落后的国家,受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欺负和侵略,与中国有类似的情况。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两国的发展却很不相同一个因循守旧,逐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一个则变法维新,争取了国家的独立,并逐渐强大起来。日本的发展,有它内在的原因,但有的地方却值得我们借鉴,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特别重视教育。日本小学教育普及,而且办得十分认真,每个国民在这里都受到了严格的培训。日本国民爱国、守纪律、讲公德,有团结互助的精神,就是这种严格教育的结果,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教育给日本争取独立斗争,在精神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前,为了使国家独立、富强,一个名叫松下的教育家所作的贡献,引起了日本政府极大的重视。松下先生创办了松下村整,苦心孤,培育人才,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教育兴国在杨宙康、李际间、阮湘、郑泽等教育家的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9年,他们在受命创か国立第十一中学时,终于得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于是,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大家的理想而共同奋斗。他们废寝忘食,力图把它办成一所既能发扬民族美德、传授文化知识,又能培养具有劳动观念的学生的新型学校。杨宙康等在所提十一中校歌中提出:“忠义、切实、勤劳,悬为主桌”,“生产训练、人格教育精神贵发扬”,明确地宜示了这就是他们创办这个学校的理想和目的。一开始学校就狠抓学生的道德、纪律教育和业务学习,并要求学生自己背柴、运米、搞生产劳动,甚至在过雪峰山时还要学生自己背行李、背桌椅,所在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今天,当母校校歌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时,这些母校园丁的形象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限前。他们慈样而又严肃的面容,我们水远也不会忘记。
二、“亲不亲,十ー中”。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情结
194年年初,日本侵略者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而进行了垂死的挣扎。他们继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今京广铁路的南北两段)之后,又发动了进攻大西南的战役。战火所及,直接威胁母校的安全。因此,学校决定由竹篱塘翻过雪峰山迁移到龙潭,次年又被迫从这里仓促撤往溆浦,并转往辰溪的松溪口以及潭湾,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搬到岳阳的黄沙街。短短的三年,我随学校经历了搬迁、逃难和复员的整个阶段。这是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师生们在患难之中所表现的友爱,把我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组带。学校迁龙潭以后,由于长沙沦陷,我与家乡完全失去了联系。不久,老家房东的女儿蔡月姐姐也逃到了龙源。从她那里,我听到了老家自日本鬼子来到以后所遭受的灾难。我家寄居的那个乡有几十个男子被杀,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妈妈精神错乱,在山里逃窜,是死是活,详情不得而知。我听了悲恸欲绝,常常独个儿躲到山里去哭,哭够了方才回来。我此刻走到了绝处,幸亏母校收容了我。我就以校为家,读书、生活一切都仰仗它。那年冬天龙潭大雪,雪深一尺有余。我赤脚草鞋,冻得十分难受,不得已去找李校长请求帮助。李校长批给我一点钱,总算是买了双钉鞋,挨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不久,进攻湘西的日本鬼子也逼近龙潭的后山。道路传闻,情况非常危急。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刚从医务室病友管致那里归来。吃晚饭时,学校向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命我们各领一点盐、米和钱,立即收拾行装向溆浦进发。这样,我背着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和两本书,就和同学们一窝蜂似地出发了。天黑以后,我们这些疲意不堪的孩子,就男女混杂地躺倒在大路上,小溪旁,彼此互相偎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里,迎面来了大批国民党王耀武的部队。我们被他们叫醒,抹抹眼睛,又接着向前奔走。那时,我看到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有几个穿军服的美国人,在地上用电话机进行联系。军队时而向前,时而向后,不断地改变着行进的方向。四周山上,到处都是火光;枪声,炮声交织在一起。我们已陷入战火纷飞的战场了。这时,我们别无选择,扶老携幼,只顾向前奔行,与迎面而来的军队擦肩而过,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浦县城。不久,我们又从这里转往版溪县境内的松溪口,在一座炼油厂的库房里
住下,松溪口是一个山密重叠的地区。为了互相照顾,学校把高中部和女生部安排在一个小山的两旁。我们用油桶和木板搭成了床,既当床,又当课桌,才两天就在这里复课了。学校重视教学,不让时间白过,这就是一个例证。我还记得李静老师在这里给我们讲课时的情景。清静的山谷,终于又响起了弦歌的声音。
由于逃难,劳累,不少的同学在这里染上了痢疾和疟疾等传染病,身体瘦弱不堪。我也染上了病疾,由廖世珍同学来照顾我。我刚好,他接着又躺下了,便由我来照顾他。这种相依为命,互相照顾的情况,在当时的同学中,几乎比比皆是。直到李校长从重庆弄来大批磺胺之类的药以后,这种局面才得担转。女同学的情况比我们更为凄惨。有天晚上,两位女同学不幸去世,山谷里传来了一片哭泣。我们也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眼泪。那时湘西山村并不安静,各地常有坏人出没。一天傍晚,忽然听说有女同学被人挟持,高中部同学当即奉命前往营救。我也拿根扁担随着大家奔向附近的道口山头,分兵把守,俨然如临大敌。直到得悉那位同学平安无事以后,我们方才归来。十一中师生同学,生死与共、患难相扶持的精神,多么值得留恋!不久,我们又搬到了潭湾,在小河旁的一所学校里住下。这里有一个大操坪。操坪的一头为高中部,另一头为女生部。当时我没有课本,便写信向何享同学求助。她立刻让人送来了数、理、化和英文等书,使我得以顺利地进行学习。我至今仍念念不忘。
由于学习努力,我在十一中先后得了八张奖状。老师们认识我和关心我。1947年初,我生活无着,到邵阳乡村工业示范组找到了李静老师。她立刻介绍我去附近的爱莲女子简易师范教三角和化学。七十年代,李际间老校长来北京探亲,在和我的老伴杨以宁谈到我时,还依稀记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以后,他和何兆先老师来北京定居。我们经常跟随在他们的左右,听他们讲当年十ー中的许多往事,使人心花怒放。我也忘不了敬爱的章寿衡老师和与他一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他的弟弟。几十年来,他们先后教过我革命的真理和做人的道理。他的女儿章曼直姐姐在送我上大学时,还亲手用红线在我的枕巾上绣上了 Be faithful to your country(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她是在用十一中的精神勉励我,要努力奋斗以报效国家,我热爱十ー中,永远忘不了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永远是我心坎上的亲人。
三、国立十ー中是一所受人怀念和尊敬的学校
十一中由于办学认真,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成绩极为优异。当时在大后方的几次会考和评比,它都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提到十一中,人们莫不肃然起酸,把它当作教学的圣地和完美的象征。我记得毕业那学期,学校刚复员至岳阳黄沙街的坪桥河。我由于生活穷困、交不起学费,便去求助于一个远房的叔叔。他是长沙善救工厂的厂长,是当时唯一能资助我的亲戚。但他由于听信流言,误认我被十一中开除了学籍,因面是一个不可教育的人。当见到我时勃然大怒,声色万地责问我:“为什么被这样好的学校开除。”我一时有口难言,幸亏身边带有学校颁给我的那几张奖状,便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后默然无语,半响才说这是误听了流言,因面错怪了我。他说十一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人们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你能在这里学习,是很幸福的。于此,他转怒为喜,当即解囊给了我这个学期所需的一切费用。我得以在十一中毕业,原来与她的崇高声誉和几年来我的刻苦学习,还有这么一点联系。
十一中的崇高声誉,不仅为社会所公认,而且还为当时某些接触过它的实力人物所称道。1944年,她由竹篙塘迁往龙潭时,在雪峰山的制高点老庵堂,遭到了土睡的抢勘。学校的全部经费,顿时化为乌有。这个打击是严重的。面对着学校的存亡和这么一大群嗷待哺的孩子,李校长别无他法,只有去求助这里的驻军首脑王武当时,他整理衣冠,佩带着学校的标志和证件,硬着头皮去见了王耀武。王耀武听到十一中被土匪抢劫的报告以后,十分震怒,当即答应要负责处理这个问题。接着,他召集附近四个县的县长开会,责令他们限期破案。这些县长本就很尊敬十一中,这时
又受到王耀武严厉的指令,立刻行动起来,通过种种渠道去寻找那笔经费的下落。当时,湘西一带土匪都与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一番周折,这笔经费很快就被追了回来。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十一中的崇高声誉,就连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也不能不副目相看。
十一中呵十一中!你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和教育了我们。对于您,我们有说不的怀念。您对我们的情意,已经深深地刻划在我们的脑海中,水远与我们同在。
(作者:高24班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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