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幸运,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少年时代,就读于国立十一中,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六年里,在老师们的身教言传下,我不仅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和求知的基本方法,更重要的是初步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应该怎样做人,和做怎样的人。易锺瑛老师和李颖生老师的课都讲得特别好,对学生非常关心,是我的崇拜对象。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女生曾相约:也要象她们一样,将来当个好老师,到同一个学校去教书,也不要结婚。到高中时,老师们先后成家,我们随着修改约定:先立业,后成家。
龚耀南、何兆先、易锺瑛、刘大栋……等许多老师,讲课熟练灵活,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生动形象的语言,主次分明的板书,帮助我们理解,学得扎实。当遇到疑难问题,去请教易老师时,她总是先问:“你是怎么想的?”一步步引导你自己找到解决路径。这种答疑过程,使你既学习了思维方法,又树立了自信心,培养了自学能力。真正是‘授之以渔’,而不是简单地‘授之以鱼’。
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应试教育’、题海战术’之说。同学们有时间看参考书,自由讨论,思路开阔。每逢统考,国立十一中的学生总能名列前茅。由于课外活动时间有保证,同学们能参加自己喜欢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通过轮流自办伙食,文艺演出、野外露营;为地方上办文化夜校,参加教学,到医院慰问负伤的抗日战士等活动,学生们得到多方面的锻炼。艰苦的生活条件,并不影响我们的快乐成长。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倡导教育下,国立十一中的学生学习认真,勤劳朴素,不怕苦,不娇气,有社会责任心。优良校风,远近闻名。“培养的学生没有一个败类”,这句话多么豪迈!
当日寇进逼湘西时,同学中出现了恐慌情绪。易锺瑛老师在课堂上有一段插话想到时局紧张,一家大小都靠我一个人,就吃不下、睡不着。只有看书,才能安下心来。”由此,我知道了老师的艰难,也体会到大如时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怎样对待,却取决于自己。依靠这点感悟,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难关。
1952年秋,我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到工作单位的第三天,就接受两门课,登上讲台。当时,既没有指导教师带领,又没有适用的教材,更不懂什么教育学和教学法。就是靠回忆和学习各位老师的敬业爱生精神,和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开始进入教师角色,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从此以‘教师’作了终身职业。
十年“史无前例”中,我被发配到机械厂钳工班顶岗劳动,操作钻床。我到书店买了一本《倪志福钻头》,摸索着磨钻头,用废料试钻。几天后,我所加工的各种材料、各种孔径、孔深的机械部件和仪表零件,全部达到优质免检。
七十年代初,我被以“五七战上”名义,孤身一人,下放山区插队落户。在偏僻的小山村,每天随小队社员在大田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上了远离轰轰烈烈‘革命’的‘逍遥派'。突然,上级指示: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工业基础知识》必须立即开课,我就被调到大队小学。当时在农村小学中,小学毕业教小学十分普遍,所以上级的提法是“即使照本宣科也要开课”。也确实有学校“三读而师生仍不知所云”。我想:既然接受了任务,就不能误人子弟,应该尽自己的全力教好课,让学生获得有用知识。想到逃难到松溪口时期,没有条件做实验,刘大栋老师就用自己的身体作教具,边讲边用粉笔在身上画,到下课时,满身都是红红绿绿的粉笔道道。李颖生老师的几个实验,吸引我爱上了化学。于是我以老师们为榜样,就地取材,分解自家的唱机,拆开电池,到处求援……青霉素小瓶、装喉痛片的玻璃管、眼药水瓶,都派上了用场。一段小树枝,剖开一头,就是一个很管用的试管夹。就凭这些穷办法,我给学生作了机械传动、水电解、氧气助燃等一些理化示教实验。还带领学生往返步行近四十里,实地参观了公社小化肥厂。学生高兴,家长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尽责了,可以说不负老师、不负学生、也不负自己。
回顾往昔,我之所以能在浩劫当头,家破人亡,个人前途难卜的逆境中,不迷失自我,做到自信、自重、自救,就在于胸有主桌,心存榜样。我衷心感谢我的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们!“人格教育”使我终身受益。
(作者:高32班校友,浙江大学教授)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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