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过去了,回思往事,却恍如昨日。
李校长(白色衣服坐第一排中间)
1944年日寇进犯湘西,学校由竹篙塘迁往龙潭,爬过雪峰山,恰遇土匪,将学校款项抢劫一空。几千师生员工生活费
告断绝。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早已没有,现在又遭抢劫,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际闾校长此时比任何人都着急,他一方面急电教育部汇款,一方面乃将祖传遗物一袋金器如金钗、金镯、金环、金戒指乃至金砖等都拿出来,换成法币,买上粮食,以解全校燃眉之急。国十一中之不散,沦陷区师生之不成为饿殍,实有赖于此。事后校长对此事从未道及,我是从一位他的亲密的同事处得知的。以后我曾亲自问过校长,他仅笑笑而已。
抵达龙潭后,学校因陋就简,就地开课,我们高中部有三十多个同学因鉴于国难严重,乃于课余秘密组织“中华浩气团”,准备事急即上山打游击和日寇拼命,事缓向后方逃亡,互帮互助,集体行动总比个人力量强。一天际闾校长找我谈话,问及此事我乃实告;问是哪些同学参加,我也一一告知。校长见都是一些平时品学兼优的学生,乃默然良久,最后直说了一声:“我们年轻时也同样组织过,于事无成,解散了。”从此不闻不问,直到解放。其实当时有两个地下党员参加“中华浩气团”,连我们也不知道,解放后乃得知。
1947年上学期我以同等学历考入湖南大学,因不满文科,乃想重回国十一中读毕业,拿到证书,再考其他大学。正好听说际闾校长来长沙开会,我便前往将想法告知,他即欣然同意,并告知他返校日期,约我同行。在船上我将铺盖打开,师生席地而坐。他知道我曾回家乡,问及日寇投降后岳阳情况,我说满目疮痍,他不胜慨叹者久之。我告诉他日寇投降时遗下几百部军用汽车,摆在岳阳大操场里,移交时每部汽车都围绕那个大操场开了三圈,表示是好的,可是几个月来日晒夜露,风吹雨打,无人管理,有的部件已被人偷走,不能行驶了,接收人员都忙于发接收财去了。际闾校长听了之后,乃叹了一口气:“国民党腐败黑暗,乃至于此,国事没有希望了。”
又问及湖南大学学情况,我说,新生伙食都是包给商人办的,很贵,天吃腊八豆,吃久了,都不想吃,国十一中同学因为苦日子过惯了,还可以顶得住。学校没有洗澡堂,包伙食的每天把洗脸水烧热了,倒到一个大桶内等天亮了同学们起床再打到脸盆内洗,可有的学生等大家还未起床偷偷地跳进大桶内洗个澡,包伙食的不敢管,学校也没有人管,这事作得真缺德。校长听了后,咬牙切齿地说:“你们何不邀几个同学拿棍子去狠狠地揍他一顿!”随后又问,“十一中在这里的同学没有做这种事的吧?我说:“没有,都是循规蹈矩的。”过后,他说,“责任在学校,应该设法解决洗澡问题,同时对学生应该加强品德教育。”
1947年8月、9月,新生报到还没有到期,我和柳振家都考取了武汉大学。特地到岳阳去国十一中看望际闾校长及其他老师。这时,校长很高兴,邀我和振家到他家去住。他家就在学校附近,一个厅堂,两间卧室,很简单。一进门就拿一盘煮熟的花生招待我们,说花生是一种好食品,又卫生,又不能搞假、又有营养,炒着吃,好吃;煮着吃,营养更好。我家的胖子,不准他吃别的零食,就是煮花生吃,你看他长的多好呵。不禁呵呵笑了起来。
吃晚饭了,四菜一汤,三素一荤,他毫不客气地说:“随便吃点,不饿就行。”他不好酒,但兴来了也很能喝几杯。这天他边喝边谈,天南地北说了很久,我们毕竟是学生,只好陪着恭听。他说:“曾国藩和左宗棠喜欢闹别扭,一天左正在给小老婆洗脚,曾来了,左仍不停止去陪曾,曾即说‘替如夫人洗脚’,左随声应曰“赐同进士出身’。曾平时最忌讳提他的“赐同进士”,左偏要打他的痛处。曾又说季子自命太高,与我性情相左。左宗棠又叫季高,所以曾把他的姓字押上。左略加思索即答曰:藩侯以身许国,问尔经济何曾。结果曾国藩悻悻而去。
话谈得高兴,酒也喝得高兴,他接着说下去:“左宗棠平定新疆是有功的,杀了很多很多的人,人家叫他左屠夫。他得意洋洋的写下了一首诗: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要是谁弄死他栽的一株杨柳,他也要杀人,你看他手段多毒。左宗棠平时最爱将自己比作诸葛亮,有一次,忽报前方打了胜仗,这时他得意忘形地摸了一下下颔,摇头晃脑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时他的亲家郭嵩焘在座,郭对左很不满,但又不好讲。过了一会,忽又报前方吃了败仗,左听了很不高兴,这时郭也照样摸了摸下颌,摇头晃脑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诸(猪)也。左又恼又羞,哭笑不得。”过了一会,校长评论说:“曾、左、彭(玉麟)、胡(林翼),在当时都是第一流人才,无论在军事上、文学上……都是上乘,可是在政治上却是如此落后、反动,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服务。清王朝腐败无能,当时只要他们反清,经号召,全国响应,真是易如反掌(说毕还做了一个反掌手势)。如果不是那样,今天中国国势恐怕要好多了。”
夜已深,何兆先老师带着胖子去睡觉了,校长颇有几分醉意说:“何老师很贤惠,学校行政,从不干涉,只要我有客人来家,她就带着胖子坐在一边,从不插嘴。你看她今天不就是这样吗?
他又谈到总务主任易子通,赞叹不已地说:“他虽然有五个儿女,家庭负担沉重,但财务上一丝不苟,前年有个单位送了他一把小刀,他拿回来也交了公。在竹篙塘时物资缺乏,纸张尤其缺少,我号召一个信封四用,即正面用了反面用,拆开来又两面用,他首先响应。他认真负责,清廉自守、洁身自爱,数年如一日,真是一位好主任,可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
岳阳快解放时,我又到了国十一中,说要到武汉联络军队起义,经费带少了,要向学校借点钱用。校长欣然答应,只问要借多少,我说10元银币就够了,他要我写个借条到总务室去拿,他仍然跟以前一样,写一个“行”字,连同“李际闾”三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校长的面。解放后,听说某些老师和学生为了表示自己“进步”,对他批评、攻击得很厉害。结果他挈妇将雏,贸然离开学校,远去大连。文化大革命中,又听说加了他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前才听说他已于1978年9月5日在北京与世长辞。整整二十年,我才得到一个确凿的消息。回想往事,历历在目,缅怀旧雨,不禁凄然泣下。
(作者:高21班校友,武汉大学教授)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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