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校已经半个多世纪,随着时间的消逝往日的许多印象已经逐渐淡漠。但对于较我所熟悉的良师擊友,特别是刘若云和熊部安两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却经常萦绕在我心中。
国十一中旧址
在那战火纷飞,国难深重的年代,我和我的妹妹曹宁平有幸考上了国十一中,那时是1943年的秋天。妹妹上初一,我插入高18班一年二期。和其他两千多同学一样,国十一中使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刻,重新获得了希望,又为尔后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
在高18班,刘若云老师教历史课。我听同学说,刘老师曾经留学法国,早年参加革命,可能曾经是个共产党员。当时我想一个出过国、留过洋的人,即使没有机会到大学当教授,也很容易谋得一官半职的,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甘于清苦来当老师呢?这一定是由于他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为民族复兴而奋不顾身的志向和勇气。因此,我觉得刘老师非常神秘而崇高;并且急切地想和他接近,倾听他的真切教导。在此之前,我已深知白色恐怖的厉害,不敢公开和他接触。于是,我便在夜间熄灯后,偷偷摸到他宿舍,找他谈话。在多次的长谈中,他从不说具体的政治问题,不谈国共两党的斗争,也不谈什么“主义”,只是以写实、叙事的方式对我进行启发和教育。他谈过旅居法国时的观感,介绍过一些西方文明的业绩,他谈过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现象、老百姓受的盘剥,压迫的疾苦。也谈过如何做人、做学问等等问题。我虽然从这些教诲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但并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当时日军压境,并且进通四川,眼看中国快要灭亡了,我迫切希望知道我们的国家、民族会不会真的灭亡。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办法能够走出困境。这些问题不解决,个人的生存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刘老师却始终不谈具体的政治,我也知道,由于他的恶劣处境,使他实在“有口难言”。
当时,政府招募学生充当青年军,以便和美军配合,扭转败局。不少同学由于救国心切,纷纷报名。为此,有的同学向我征询意见,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能轻率表示意见。于是,我向刘老师请教,刘老师答复我,同学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十分可贵,投笔从戎是个壮举,然而,蒋介石是终会把青年军作为内战的“资本”的。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随即转告给曾征询过我的同学。通过这次谈话使我了解到刘若云老师在重大问题上并不回避观点。后来,时局越来越紧急,在一天夜晚,我急不可耐地突然向他提问“中国究竟会不会灭亡?”他毅然决然地说了一句:“你要知道,中国总会有一部分人让中国灭亡的!”这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他没有解释,我也不能请他说明,但我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刘老师的这些言简意赅的谈话,使我增强了信心,看清了方向,使我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
此后不久,我对刘若云老师的“暗访”终于被高中部教导干事刘老师发觉。有一天夜里,刘老师提着马灯守候在过道里,等我从刘若云老师宿舍出来时,便告诫我不能在夜里打扰老师的休息。当夜,我失眠了,我想,我的确不能只顾自己渴求知识而不顾老师的休息。我也想到刘老师也可能怕我受到政治上的“牵连”和思想上的“影响”。从此,我找刘老师的次数大为减少。
1944年暑假,日军打通湘桂线,并且进犯湘西。学校准备迁往龙潭。我早已和家庭隔绝,身无分文。为了照顾妹妹,准备逃难,我决定暂时休学去教小学,以便挣点必需的零用钱。我由一位武冈的同学介绍到了花园市的一所小学,但那所小学也因战火逼近,不能开学。我只得在一位校董家当了一学期的家庭教师。半年下来,除掉伙食和零用,仍然一无所有。45年初,我回到龙潭,转入高21班,高兴地又见到了同学和刘老师。可惜不久,刘老师离开十一中到溆浦另一个战时中学任教去了。后来,我还写过几次信向他求教。在回信中,他却只谈如何拉胡琴的问题,绝口不谈“政治”,我虽然十分惆怅,但也知道他之所以不写信,是因为“白纸黑字”,很容易沦为被迫害的“证据”。从此,我和刘若云老师失去联系,再也没有见面了。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高中部从松溪口迁往辰溪潭湾。由朱晖南同学介绍,我有幸认识了熊邵安老师。熊老师一直在初中部任教,和我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然而,熊老师却一见如故,对我们十分亲切,十分慈祥。他殷切的鼓励我们好好习,好好做人,使我们增强了不断进步的信念。民族解放斗争虽然胜利,但内战形式依然更加紧张,白色恐怖变本加厉,但我仍能够从地下组织传来的新华日报了解到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和胜利的消息。46年秋,我们班毕业了,告别了母校,各奔西东。解放后,从朱晖南,肖亶平的来信中,得知熊老师曾到武汉中南党校进修,并在武汉住院治病,他们去看望熊老师的时候,他仍然提到了对我的关怀,然而,我却没有和他联系。但是,我对熊邵安老师和刘若云老师的想念并没有因此而淡化。由于学习和工作十分紧张,压力也很大;再加上不断的“运动”和接二连三的审干、外调,使我不愿和两位老师通信。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被人疑为“串供”。这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我始所不及的。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刘若云和熊邵安老师被打为“叛徒”。凡曾参加革命被入狱过的同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遭遇。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有人到北京来向我进行“外调”。当我如实的反映我所确知的关于刘若云老师的情况时,他们单位来外调的人竟然拍案大骂,说我“包庇叛徒”,我当即答复他们:我只能写我确实知道的情况,不能捕风提影;你们所说的情况是我进国十一中以前的事,我无从知道,我不能写,否则,你们找军宣队去。在这之后,我更加担心两位老师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保全性命,以待分辨。
文革后,我打听到了刘老师在长沙的住处,也得知熊邵安老师已恢复工作,心里才平静下来,并渴望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82年的四、五月份,我回到长沙,先找到刘若云老师的住址,得知刘老师已因病逝世,家也搬走了。人去楼空,给我留下无限的惆怅。随后,我到河西省委党校宿舍,见到了熊邵安老师和师母周碧良,我和熊老师热泪盈眶。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不见到你,死不瞑目!”由于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留我住了几天,谈得最多的仍然是他忧国忧民的思虑和他奋斗一生的历史。当时,他正在草拟自传,希望我帮助他整理材料,作些文字工作,因为他身体不好,视力很差,有不少困难。我认为,他在十一中时期的经过,应当由朱晖南同志执笔。分别时,熊老师和师母邀我合影,熊老师在相片的背面作了如下的题词:
若闲同志来湘,四十年未见,感成此诗相赠
竹篙塘畔忆旧游,昨日少年今白头。
促膝谈心纾积愫,相期老骠励征途。
我认为这首诗绝不是对我一个人的,它反映了熊老师对所有学生的爱心。随后,我按照原意敬和一首,聊表感激之情于万一:
雪峰云雾伴踪游,指点崎岖觅尽头。
峥嵘往事欣回首,卅年桃李满征途。
84年5月我再去看望熊老师时,他已因脑溢血住院。他虽然说话已经非常吃力。而且言词不清,仍坚决示意家人安排我到他家去住,这种情景使我倍感伤感。
朱晖南在83年给我的一次来信中,曾经抄寄了熊老师狱中诗作五首。读后,使我非常感动,字里行间充分显示了熊老师坚贞不屈的意志和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豪情。今年恰逢熊老师诞辰90周年,我把诗作中的两首,转抄于下,以供校友们共享和纪念:
九三二年在上海狱中抒怀,七绝一首
大好神州岂陆沉,黄钟毁弃瓦釜鸣。
青年爱国缘何罪?剑斩魔王恨未平
烟台狱中(七律二首之一)
春申监斗挫仇雠,转解烟台亦壮游。
脚镣铿锵传北海,河山破碎叹危舟。
铁窗攀听海涛急,狱室凝看月色秋。
誓把丹心献华夏,一腔忠愤补金瓯。
1988年12月,熊邵安老师和我们永别了!“今日盖棺求定论,岂将名位论英雄!”熊老师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作者:高21班校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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