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恩师难忘〗挥泪忆恩师——怀念候恨生老师
来源：方正华   2019-08-01 10:51:33

　　我得到怀沙先生的噩耗,是在他含冤去世之后若干年。这时,我也已经登入另册,流放湘南,对于这个揪心裂魄的消息,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只能暗暗地把眼泪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

国十一中校徽、校训

　　先生姓侯,讳恨生,怀沙是他的别号和笔名。他教过我一年语文,那是我进入国十一中后的第二个学年,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以他的渊博的知识,开发了我的心田;以他的人格魅力,塑造了我的灵魂;以他的一身正气,硬挺了我的骨架;以他的关爱,鼓舞了我奋发进取的信心和勇气。可以说,我一生的道路,都可以隐隐地看到他留下的痕迹。

　　和怀沙先生接触以后,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名字和身材。我觉得这两个方面,似乎和我有某些类似。从名字想到:人而“恨”生,而要“怀沙”像屈原那样怀石自沉,如此厌世,其中必有某种重大的不幸。因此,我一直不敢探问先生的身世和遭遇唯恐触动他的伤痛。这种伤痛我也有过,不过我当时毕竟是“少年不知愁”,并不懂得什么是厌世。从身材看,先生清癯瘦削的脸形,单薄文弱的身段,不禁又联想到我自幼骨瘦如柴。人们说这是“拖了小苗”—自幼缺少母乳和营养—的缘故。莫非先生也有我那样一个贫穷多难的家庭。这二者只是我的猜想,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在国十一中的头一年,默默无闻,是被冷落,被淡化,甚至是被嘲弄和凌辱的对象。这也无怪其然,只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乡巴佬,土气十足,衣裳褴楼,不会唱歌不会打球,更不会言词交际,加之弱不禁风,胆怯怕事,那些孔武有力、见过世面的哥们,便自然有理由取笑我,乃至欺侮我。

　　可是到了1941年下学期,上述这种状况便迅速扭转过来了。这时,怀沙先生接手教我们的语文,并兼级任导师。他在第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有意把我的压在最后,待到众人的发完了之后,才拿起我的作文本说:“这次的作文,方正华的写得最好,最认真……”接着便把我的那本批有“传观”二字的作文本交给同学们传阅。此后我的每次作文,不是传观,便是口头表扬。侯老师以公平正直的心态、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物,不从衣冠外貌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做人的风格,使我从心眼里十分钦敬,绝不带丝毫个人感恩怀惠的因素。

　　正是由于有了老师的频频嘉奖,才使我迅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正好从泥淖之中而登诸几案之上。从此以后,班上的同学都以亲和的眼光看待我。甚至那些从前欺弄过我的大力士也一变而成了我的“保护神”。当然,无论是“欺侮”也好,“保护”也好,都是尚未褪净童真、童趣的表现。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都成了患难之交的好朋友。

　　作为语文教师,怀沙先生既能口讲,又善笔述;上能博古,下能通今,更旁及域外。他在《资声》杂志上撰文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用的是文言散文,述事说理,直逼唐宋名家;他为学生自治会写的送杨校长序,用的是古代骈体,典雅华丽,不减六朝辞赋;他发表在邵阳日报上的《扩大作文的视野》,纯粹用的现代语体;他投赠亲友言情述志的作品,多为旧体诗词;而刊登在报刊上的作品,均系现代诗歌。他教导我们,阅读要广泛,多读一点外国作品,可以扩大眼界。就是在他的推荐下,我第一次阅读了《哥德对话录》。他介绍说:这本由哥德的朋友写的书,介绍了哥德对诗歌、戏剧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观点和对当时一些作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特别是德国文艺界的状况。他甚至还给我们背诵过哥德诗歌中的一些名句。老师用如此广博、新鲜活泼的知识,诱导我们向文化艺术的广域进军,在全班迅速掀起了一个读新书、求新知的热潮,引导这个热潮的核心人物正是怀沙先生。

　　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而国内政治形势也急转直下,反共气焰甚嚣尘上。学术界、文艺界、知识界,心情苦闷,噤若寒蝉,甚至有些人号召“只写家庭琐事、柴米油盐”。对于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怀沙先生出于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直觉和本能,忍无可忍,在报刊上著文大声疾呼“扩大作家的视野”,要勇敢地面对现实,直刺时弊,揭露黑暗,戳穿铁幕。在那个时代,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有些进步同学发现自己的书报被人黑夜翻动、检查过。这件事传到怀沙先生的耳边后。他怒不可遏,在课堂顿足大骂这种无耻、下流的勾当,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你们去告密吧!就说我坚决痛骂你们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听了这番话,同学们都拍手称快,不仅把怀沙先生当作给自己传授知识的良师,而且从此他的家便成了同学们经常过往的场所,在那里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师生之间,浑然一体。怀沙先生一身正气,凝聚了同学们稚嫩、纯洁的心。

　　从我个人来说,在师事怀沙先生的一年中,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及其相关方面都在迅速成长。怀沙先生也时时注视这个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适时地予以诱导,有时纠正偏差,有时指明道路,更经常的是鼓舞进取精神。而这一切又集中到一点一表达他对我关爱之深和期望之切。

　　1942年春天,省运动会在耒阳举行;国十一中组织了一支劲旅前往参赛。出发之前,为了郑重送行,杨校长决定全校各个班级在同一时间,以同一题目,进行一次作文比赛,以代本周的作文课。赛题由杨校长亲自拟定一《送校队参加省运动会序》。试卷一律密封送校本部,由教导处组织全校语文老师评审。结果我的文章以内容充实,创意新颖,名列第一,使我名噪一时。怀沙先生唯恐我因此而骄矜自误,便在我的下一次作文本上批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应防骄矜自满,须知山外有山。”这就等于给我打了一次预防针。

　　有一段时期,我爱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胡适的(四十文存》,特别欣赏梁氏的少年中国说和胡氏的“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于是我把他们的这些观点结合起来。在一篇作文中斗胆提出“少年壮志不怕难,治学务求博而精。”先生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下长篇批语,说:“读书而能活用,化人言而为己意,不露形迹,具见学而思之勤;但须知确定目标容易,实现目标便难;大抵做事、治学目标既定之后,还须持之以恒,持之以毅,方能克抵于成。青春易逝,时不再来,勉之,勉之,余日望之,但愿能睁眼以待子之成也。”读了这篇批语,令我感激泪零。他既肯定我学而能思,又担心我好高鹜远,一曝十寒,继而指出成功的道路,必须是踏踏实实,以恒以毅。最后归结到他关爱我之深,期望我之切。这种至性的流露。岂仅是师生之间的情义?

　　更令我难忘的是,先生以自己的事例教育我,读书要洞达人情,深谙世事,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生活;否则便会成为死啃书本的蠹书虫。他讲了他自己的故事:有一年春天,他把自已的旧体诗投送曹孟其先生,求其指教。曹先生乃长沙名士,享誉甚高,奖掖后进,也不遗余力。曹老回信说:“尊诗已阅,堪称力作,但有不谙世事之处。例如有句云‘脍炙争尝春后笋’,笋过清明,即已成竹,何争尝之有?此事农夫知之,书生不知也。”侯师毫不掩饰自己的缺失,公然把曹老的信亮出来,意在教育他的弟子,无论读书和作文,都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

　　1942年下学期以后,学校安排先生改教另外的班级,但他仍时时在关注着我。次年春,杨宙康校长奉命调西北大学,临行前,学生自治会拟送一本由全校师生签名的纪念册给他。纪念册的前面应该有一篇序文,自治会分派我去恭请老师承此重任,但俱婉言相辞;我只好借着私谊去找侯师。侯师起初说:“这类文章你也可以写的。”这使我惶惑无地,赖着脸皮央求他。他终于应允了,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不愿写这类文章的真实原因,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这个小小的插曲,说明我们师生之间,仍然是心心相印的。

　　我是一个孤儿,最缺少的是人们的关心和爱抚,而这一切怀沙先生慷慨无私地给予了我。当年我清夜自思,我能够报答先生的,就只能是遵照他的教导,孜孜不倦地学习,诚诚恳恳地待人,切切实实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我把他的一言一行、都作为自己奉行的楷模,真有点孔步一步、孔趋一趋的味道;连他那笔童派的字体,至今还可以从我的毛笔字中找到他的影子。难怪我和先生有着类似的命运。

　　解放后,先生执教于湖南大学。五十多年后,听说先生的儿子。那个在竹篙塘才牙牙学语的小师弟也是一位大学教授,继承了先生的旧业。先生地下有知,也应该含笑于九泉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