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劲柏在竹篙塘十一中初九班及高17班先后同学四年,后我因病离开十一中,耽误了一段学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转学他校,后于195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工学院。劲柏毕业于清华大学,参加工作后他一直留在北京。由于我们在中学时代相处甚密,我有机会到北京总要去看望他,一直到他英年早逝,我们的往来才中断。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永世长存的!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劲柏在国十一中初九班属于小字辈,和他经常在一起玩的也多是一些小字辈,但与我们这些“老大哥”们也处得不错。他和彭振清、我三个人,家里有时寄来一点钱,就一起到大操场篱笆外的小吃店去加餐,当时加餐也不过是吃一盆炒豆腐,饱餐一顿大米饭而已。因为,当时处在艰苦的抗日时期,我们学生食堂饭菜都是定量供应,说实话,我们经常是吃不饱,这些往事至今我难以忘怀。
有一年我与劲柏还曾一道登台演出。那是去学校周边农村演抗日活报剧。在剧中他扮演一个农村姑娘,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老母鸡,不幸被日本鬼子抓住,后来由扮演抗日游击队长的我,把她救了出来,我自己却因此落入敌手,慷慨就义。这些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而我们的劲柏却早已与世长辞了。
1958年我从苏联实习回来,在北京会到了劲柏,我们还一起到全聚德品尝了有名的北京烤鸭,其实更多的是享受真挚的友情。后来,我们还曾一起去颐和园玩。
他一开始在教育部工作,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在宣传部科学处工作。为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倦辛勤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他是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留学生管理司、外事局负责人,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参加拨乱反正的伟大斗争。先后参加了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属二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之后,又抱病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小组的工作。他始终把对远大理想追求和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仍然关心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进展。
七、八十年代我由内蒙古包头市调到河南济源某三线一家兵工厂任厂长,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北京出差,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有很多时机倾诉友情、交流人生的经历。他的工作与领导层比较接近,工作比较繁忙,为了赶写材料经常是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却毫无怨言。看到他瘦弱的身体,真是不忍心,我劝他注意自己的健康,他满不在乎,表示干这项工作,也只能这样干。他的工作确实有所成就。
在我的印象中,劲柏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他勤奋好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广泛、持久的兴趣,并在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哲学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知识问题上,他虚怀若谷。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不断更新知识,注意对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了解并努力促进其发展,注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互相渗透和结合,经常用新知识武装自己。他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还积极从事社会学术活动和智力开发工作,担任了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兼职教授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未来学会”的副理事长。他对朋友真诚不逾,但对自己的生活却要求不高,我多次到过他的住处,房间十分简陋,是他当中专副校长的妻子分的房子,他临终前一直没有享受过他工作单位分给他的房子,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某医院干部病房,当时,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科技组组长,机关党委委员、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政策研究组组长、临时机关党委委员。当时他因患胃病住院,可是万万想不到他患的竟是不治之症,我们那次见面和分别竟是我们之间的永别。当我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真是悲痛万分,但也无济于事,现在只能写这篇短文来悼念他。
劲柏,安息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真诚友谊。
(作者:高十七班校友,东南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雪峰山下谱春秋》
罗劲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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