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桃李芬芳〗母校教我如何做人
来源：蒋钟若   2019-08-19 09:15:01

　　“忠义、切实、勤劳”是原国立第十一中学的校训。其实,它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原因之一,它一直是中华民族培养教育后代的重要内容。母校校训,使我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办事,终身受益,没齿不忘。把个人的小命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命运之中,道路虽有坎坷,我始终无悔,毕生感激母校及师友对我的教益。

　　以“反右”为例,当时我负责东川矿区(内有三个国家部辖工业局)党委整风反右办公室的工作,面对报来的材料,要把许多技术骨干和建国前参军入党的知识份子干部划为“敌我矛盾”,所谓“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对苏联专家技术建议有不同看法就是“反苏”,等等划右论据,我总感到理由欠妥,退回基层,拒绝报批。这样的材料接触多了,加上当时周边大量出现右派我总感到不实事求是,于国于民不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动员鸣放之声言犹在耳,即以言治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政治承诺之言方昭世,即施行“腰斩”。失诚信之道。而用“阳谋”之术,何以服天下?窃诚私心忧之。因此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反右工作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化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化助力为阻力,排拆打击许多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应该引起注意。”言出会议主题之外,且不合潮流。当即有人说我是“右派代理人”。翌日,便有人以“反党反革命”帽子来批判我。我于心无愧,年轻气盛,有理不饶人,便反驳说:“我是真心为党为国的,按你们的做法,党将败在你们手上”其后果可想而知。撒销党内一切职务降级降薪,“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帽子一带便是二十多年。

　　历史开了个小小玩笑,小干部竞比大元帅早一年多就带上了同样的帽子。“文革”后,云南省教委主任、党组书记李福钧同志曾跟我戏言:“他们怎会早知道中央要出彭德怀?”我笑答:“可能因为我与彭是小同乡。湘乡人脾气犟。”其实,当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勃同志就曾及时个别招呼我“少说些”。事后矿区党委书记刘子重同志对我说:“你又不是不懂政策,就是嘴无遮拦,我们不处分你,大家都要受处分。周育贤同志(后来曾任东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对我说:“你就装哑、睁只眼闭只眼,官也会做大的。照你的言行,划个极右拿去劳改也够格。上面在保你所以还保留党籍。”我妻子说我:“你真是自己跳出来的,人家躲还怕躲不过,你倒硬要往刺里钻。“我均坦诚相告:“我不想当官,也不是当官的材料。在历史的洪流中,往往身不由己。我的言行后果自知难料。但冤人以自保,于心不安。国家人民利益所在不说不快。明知人微言轻,无补于事,逆时言行,引祸上身,实唯求心静,不昧良心而已。”

　　1979年为我在“文革”中被斗平反时,同时提出为我在“反右”中被处分纠错。其结论是:“不属政治错误,撤销原处分,恢复原级别。”我拒绝接受。提出:“不属政治错误,属什么性质错误呢?如果说是思想认识问题,那什么认识才正确呢?坚持真理坚持党性与随风墙头草相比,哪个正确呢?”我建议纠错结论改写为:“当时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对我提出的正确意见,进行了错误的处分。”有关负责人说:“哎哟!那有这样的结论!党为你纠错是很伟大了,你还不接受,说共产党错了。”我当即表态:“共产党是组织,不是个人,大家都要讲真理,按党纲党章办事。要纠就纠,明确为什么纠。不纠便罢。在正确路线下,这些材料非但不说明我有错误,反而证明我提的意见是正确的。

　　一拖又是八年。直到1987年10月24日才为我作出历史结论:“纯属错误处理。”但反右运动仍是“扩大化,”迄无“纯属错误”的结论,不无遗憾。

　　回首往事,平生遭遇起一经,“忠义、切实”确是经文一页。

　　“忠义切实勤劳”的美德,必将在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党已经纠正了建国以后曾经有过的某些错误,三十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领导人民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现在中华民族正为祖国崛起自强不息,历史已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前程似锦,但道路上不无险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如同过去(革命建设和改革)一样,从实际(民情国情世情党情历史情)出发,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独立自主地探索前进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排除一切险阻,(诸如:洋教条、土教条、执政不为民。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人民权益保障不够,民族分裂主义等)为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其间,“忠义切实勤劳”无疑会化育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同时,在祖国崛起的过程中,也将充实其新时代的内涵,它会像中华民族的接力棒一样,促我中华在世界各民族的接力赛中,勇夺奖牌。

　　老骥伏枥,犹思千里!

　　(作者:高29班校友,云南省教委调研员)

摘自《雪峰山下谱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