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抗战时期“国立十二中”内迁长寿有感
来源：新浪博客baoziwd 作者：聂树平   2017-05-12 15:26:12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发生，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人们才意识到国事艰危，亡国难忍，于是军人们忙着反击侵略者，而沦陷区的师生们则忙着内迁，我们长寿在当时就迎来了当时的全国名校——武昌中学，教育部根据内迁时间先后，称为国立十二中。

　　正如前人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批国立中学的学生中涌现出众多英才，全国政协委员陈琏、前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是国立二中毕业的;前任国家总理朱镕基、台湾《联合报》前任老总刘昌平、历史学家唐德刚是国立八中(今日的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导弹元勋邓稼先是国立九中毕业的。而我们长寿的国立十二中则和这些学校一样直接归属教育部管辖，勘称当时的“国家级重点中学”，因为全国也不过22所而已!其师资多毕业于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大学，加之国难当头，使得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如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宁、何兆武等都迫于经济困难而只得到中学兼职。由此原因，国立十二中汇聚了该校迁长寿前的整个武汉地区最为优秀的师资，这些老师被誉为“四大金刚”，可见其水平之高。

　　那时的国立十二中分为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各部校区相隔数里，按《长寿县志》记载，分布于松柏乡(今凤城街道办事处桃花工作组)官庄、荆庄、栀子湾、北庄等处。其旧址在今东新村，为民国建筑，四合院民宅改用，占地2000平方米，1994年12月9日被县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这样一所处于长寿乡下的农村学校，培养了众多的中华杰儿女，如西安矿业学院黄作华教授、著名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郎昌清、沈阳农业大学陈瑞清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承仁等。这再次雄辩地证明了“再穷不能穷教育”、“经济管今天，科技管明天，教育管后天”、“得道多助”，“生于忧患”的正确性。

　　事实上，艰难的环境，磨砺了这样一批学子，他们乐观，他们奋发——他们不得不吃着谷子、稗子、沙子、石子、虫子、草根、泥块和老鼠屎的饭，他们说这叫“八宝饭”;吃的菜只有熬胡豆、煮牛皮菜，他们也能坚持到底;他们几百学生守着一个大饭桶，有一次一个小个子同学被拥挤得翻进了稀饭桶里，烫了一身水泡，他们没有退学回家;他们甚至染上疟疾，每天发作，也坚持着复习甚至考试;他们甚至在统考期间只能自己找一个考场附近的中学，像现在的盲流一样在教室外边的走廊上打地铺;她们中的那些女生也像今天的姑娘一样乐观而青春地哼唱各样歌曲，有《追寻》、《初恋》、《游子吟》、《在太行山上》、《开路先锋》、《热血歌》等;他们住的地方只有丛生的竹林，她们自称为“竹林七贤”……这一群自强不息的人，豪迈乐观的人，艰苦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只是成材的催化剂罢!

　　那个时候，大到全国，小到长寿，我们每个人都既支持着前方抗战，也支持着后方的建设。就是这个学校，据宋美龄“机要秘书”张紫葛回忆，国立十二中的校长陶尧阶愿意为了学校经费，直接找宋美龄汇报问题;他为了让高三毕业生顺利到大学报到，愿意赠送路费;而我们长寿人呢，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这所学校的教学活动。七七事变之后，我们重庆各界组织了抗战后援会，我们长寿也积极响应，踊跃捐献财物支援抗战，对那位中饱私囊的丰都籍贪官，我们长寿不惜讽刺以“损公肥私休想长寿，贪污渎职请回丰都”的对联;为了让这些学生增长见闻，有“全球工程师”、“美国水利之父”之美誉的水利高坝专家萨凡奇来就龙溪河水电站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问题到学校作专题演讲;为了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学校不收一分钱学费。

　　而今，一切已经成为过往，抚摸历史的风烟，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当我们花了八年时间，迎来抗战胜利果实的时候，多亏了教育，让我们建设家园的后劲冲天，让我们科技文化的命脉不断，不管是长寿，还是重庆，还是全国人民，胜利的刹那，最适合的诗句或许正是诗圣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吧?然而，在今天，建设新的小康社会、建设和谐长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有“喜欲狂”的兴奋，我们更应该有对往事的沉思，有更加努力的现在，才能换取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