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在五十年后—回忆抗战时期的国立十二中学
来源：新浪博客baoziwd 作者：张厚安   2017-05-12 15:43:09

　　国立十二中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沦陷后迁到四川长寿的一所湖北藉中等学校。它由初中部、高中部、女生部和校本部组成，并分别设在北庄、官庄、桅子湾和京庄，各部校区相距约2-3里之遥。离十二中不远，有著名的龙溪河狮子滩水库和发电站，这里也是我们经常去游泳的地方。

　　学校老师多是在武汉沦陷后逃难到四川的原湖北地区的教职工，校长是陶尧阶。在校学员大多数也是湖北籍的流亡学生，这也是当时我虽然同时考取国立二中却选择了去十二中的主要原因。

　　1942年夏，14岁的那年，我提着一个小包裹离开了我曾经生活了三年的北泉慈幼院，只身来到国立十二中学初中部——北庄报到。校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在一个大院子内，教室是面向院子正门右侧的一排房子，左侧是厨房和食堂。对着院子正门下阶梯十多步就是大操场，是我们天天早操、聚会、升旗和课余运动的地方。环境还算不错。就是这块地方，留下了我三年初中生活的记忆。

　　1945年暑期初中毕业，我又继续考入十二中高中部。高中部在东新村旁的官庄。同班多是原初中的老同学，所以并不生疏。进校不久，还没有上课，八月十五日傍晚，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学们欣喜若狂，眼含热泪，举着火把连夜游行到长寿县城。战争胜利了，由于交通的原因，我们还回不了家，所以高中一年级仍在四川度过。

　　1946年夏，我随学校部分师生坐木船复员回到了武汉，学校也随即迁回武汉并改名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1948年我由省武一中高中毕业。此后几经调整、变化，省武一中最后成为今天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1949年5月武汉解放，7月我考入当时随军南下的中原大学，从而参加革命。1953夏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

　　每当回首在四川长寿国立十二中读书的那段往事，战争年代的苦难，点点滴滴，一直不能忘怀。怀念中学老师 开学后，第一堂课是英语。我拿着向校方借来的英语课本和校方发的练习本走进了教室,开始上课了。“N-O no” 、“N-O-T not”，老师念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教完课本上的第一课后，老师令我们自己书写练习。我于是拿出毛笔、墨盒用心地书写起来。突然，我的毛笔被人用力从手中抽去并抛到教室门之外。同时，听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Fountain pen”、“自来水钢笔”!把我吓了一大跳。定了定神，我才搞清楚是老师不许我用毛笔书写英语。但是我没有自来水钢笔啊!事后才知道同学们给英语老师取了个浑名—张阎王。其实，英语老师非常慈祥。事后当他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的时候，第二次上课时他送给了我一支沾墨水钢笔。没有钱买钢笔，怎么办?我和几个经济困难的同学于是到山上找来细竹子，削笔尖，做笔杆，杆子里还能装墨水。这样我们也就有了自来水笔了。这当然也是不合规定的，但是老师再也没有指责过我。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我的英语启蒙老师的。时隔65年，我对张老师第一堂课的记忆还是那么深刻。

　　语文老师姓孙，是长寿县本地人。第一次课，他自我介绍说：“我姓孙，名本笨”，“‘生’本笨就是我”。孙老师讲课生动易懂，语言幽默并富有启发性，大家都喜欢他。同学们有时甚至越过了师生界线和他开玩笑、逗乐子。学校生活很艰苦，孙老师每星期天回家后都带来一些私菜，如雪里红炒肉丝、酱菜等。有一天，同学们来到孙老师的卧室，看到老师正在改作文本。于是一部分人从背后将老师团团围住，另外的人就从他的柜子里把他带来的私菜取走。吃饭时大家将菜分吃个光。第二天，又上语文课了。头天“作案”的同学都低着头，等待着什么。孙老师开口了。他第一句话就说：“哪个龟儿子昨天偷了老子的私菜?”不知情的同学大吃一惊。孙老师越讲火越大了。“那个吃了老子的私菜叫他拉红羹白带，不得好死”。那些“作案”的同学忍不住在下面笑了。这更是火上加油了。一会儿，孙老师冷静了下来说：“我知道你们生活苦，但是不能偷啊!”“要吃，就直接向我要嘛，我难道就不给!”经过这次事件后，我们更喜欢孙老师了。

　　生物老师特别关心时势。每次讲完课后他都要用一些时间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给我们听。特别是重庆的大轰炸。他说：“日本飞机来了五十架，飞到重庆上空狂轰烂炸，丢完炸弹后，走了。又来了五十架，就这样轮番轰炸”。我们知道生物老师爱看报纸，每当考试时，同学们就从校办公室借来一些报纸放在老师的讲台上。老师发完考卷，就安静地坐在讲台边去看报了。同学们也就放心地照着课本抄答案。下课铃响了，老师起身说：“大家很安静，考试秩序很好”，“下课”。这种情况也就成了常规。

　　在1943年的春天，学校出通告规定，男学生头发长度不许超过三公分，也就是说不许留“西装头”。可是三年级高班的一些同学对此规定十分不满，并提意见。学校仍坚持不更改规定。于是三年级部分同学闹事了。在一个晚自习的时间，他们邀请了当时的训导主任、我们的数学老师熊寿衡去对话。同学们商量好如果熊不答应修改规定就闹事。熊老师按时到了教室并讲话安抚同学们要服从规定。同学们见没有改变规定的可能，于是按预先的约定，将学校电灯总开关关了。灯一黑，同学们也不敢冒然行动，寂静了约几分钟，然后就有人敲打桌子、叫嚷，接着还有同学用砚盘砸向黑板。熊老师和去赶热闹的孙本笨老师急急忙忙地向教室门外跑去。这次小学潮虽然是非政治性的，但是放假后，几个带头的学生就接到了勒令退学的通知，被开除了。

　　四年中学，教我们的还有裴球璇、高品珊等一批著名的好老师。当时在老师中，还有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讲课时经常评论时局，课讲得生动活泼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而这些老师往往为了安全，在学校滞留时间不长就会离去。

　　难忘战时生活 从初中到高中一年级，我在国立十二中生活了整整四年。战时的中学生活艰苦而紧张，但也有我们的乐趣。在这个时期，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报效国家走向战场。不少比我年长的同学都先后参加了青年军、远征军(想不到的是，解放后，这些夕日的热血青年为这段历史不得不作没完没了的交待和自我批判)。

　　由于同学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实行了贷金制度。学生入校后都可获得贷金，读书、吃饭和基本生活都由学校负担。正因为享有贷金，学生在校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触犯校规就有被扣掉贷金的危险。而一旦失去贷金也就意味着失学。贷金制规定学生在毕业参加工作后所欠贷金是要偿还的。可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这也就变成了一笔阎王债了。

　　按规定，教育部每个月供应每个学生一市斗米，即24.5市斤。这在当时缺油少盐、伙食供应极差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够吃的。米是最差的，谷子、沙子、稗子、老鼠屎……都掺杂其中，我们称之为“八宝饭”。由于吃不饱，同学们常常去偷老乡种在地里的苕、苞谷、萝卜等充饥。正因为都吃不饱，所以饭的公平分配就很重要了。开饭前，炊事员首先将饭用称均分到每个小木饭桶里，八个人拿一桶回来后，再用瓢均分到每个人碗里。每人轮流掌瓢分一天。在用瓢分饭时，八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生怕把自己的分少了一点。虽然伙食极差，大家都认识到在战时的环境下，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加上办伙食又是采取的伙食委员会民主管理的办法，所以同学们没有一点怨言。

　　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睡的是双人床。夏天木板床上的臭虫之多，令人生畏。学校为了消灭臭虫，专门建了一个比木床还大的灶，在把锅里的水烧开后，将每个寝室的木床一个一个的放到锅里去煮，水都煮成了暗红色，臭虫也得以彻底消灭。床上的臭虫消灭了，但是对那些藏在木板墙壁里的臭虫却奈何不了，等到晚上一感觉到人的热气它们就又爬出来吸我们的血了。

　　四川耗子[老鼠]是有名的。晚上硕大的耗子到处乱窜，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经常爬到床上来，有时甚至把我们的脚底板上的老茧啃去一层，直到第二天下地走路感到疼痛时，才发觉是鼠咬的结果。

　　离学校数公里就是著名的龙溪河狮子滩水库。这也是夏天我们游泳的地方。由于同学们互相影响，胆子都很大。跳水、冲瀑布、游长距离都不在话下。也正因为如此，在无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游泳经常发生溺水事故。

　　国立十二中在当时的长寿就是最高学府了。学校经常举办一些大型的文化艺术活动，对周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我记忆中，学校演出过“屈原”、“棠棣之花”、“雷雨”等话剧，还举办过音乐演唱会。这些演出都是同学们自导自演，灯光布景也是自己动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很不容易的。

　　战争时期，缺医少药。记得是1944年的秋天，一场大瘟疫突然袭来。一天早晨，同学们起床后发现好几个同学无端地死在校门外。紧接着好多同学都不明缘故地发起高烧来，一下子病倒一大批。接着又有好几个同学病死。整个北庄都笼罩在惊恐之中，真是人人自危。当时，既不知道是什么病，也没有药可医。病号都集中到洗澡堂子里。同学们在水泥地上一排排地躺着，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宣判。我在那段时间里整天都感到头脑昏沉、两腿发软、不思饮食。我还记得当时的初中部主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同学们集合起来，安慰、鼓励大家与疾病作斗争，企图用心理疗法去驱散病魔。

　　在十二中四年，虽然战时生活十分艰难，但是我们这群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逃到了大后方，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安心读书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我们时时思念着在沦陷区、在日本鬼子铁蹄下挣扎的父母亲、家人和同胞，我们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行径给我国同胞带来的无穷灾难。这个仇恨、这段历史直至今日、乃至永远都是不能忘怀的。

　　东新村的茶馆 东新村坐落在长寿县城东大约四五公里的地方，它是因国立十二中的到来而得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沿着穿过村子的公路两侧开办了多家以学生为生意对象的杂货店、照相馆、小餐馆和茶馆等等。这时的东新村实际上已变成了一条小街道，一个繁荣、兴旺的集市。当时，女学生爱照相，男学生则爱吃馆子，更爱上茶馆。

　　特别是在夏天，每天傍晚，各家茶馆都会在东新村延公路的一侧，把竹躺椅、茶几搬了出来，一条边的摆开。晚饭后，高中部的学生，都是男生，三五成群地来坐茶馆。泡一杯茶就可以坐一个晚上(晚上十点前必须回校)。在这里，同学们谈学习、谈生活、议论学校内的问题，也摆“龙门阵”。但是，更多地是议论战事、议论国家大事。当时同学们对“校事、国事、天下事”真正是“事事关心”。遇到一些必须要决断的大事，如参加青年军、远征军这样的大问题，同学们都会在这里商量、讨论，互相通气最后变成行动。东新村的茶馆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色的学生茶文化。

　　我升到高中后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坐茶馆也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正是在这里，我感觉到自己更快地长大了。这里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课堂，它让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茶馆里听到、学到的东西虽有一些是负面的，但是正面的东西是主要的。发奋读书、爱国主义精神，对日寇的同仇敌忾是东新村茶文化的主流。

　　重逢在五十年后

　　1996年7月21日我借去重庆市政府工作访问之便，由重庆市民政局政权处兰高智同志陪同并邀约廖适清同学一起专程赴长寿访问东新村，以了却半个世纪来的思念之情。

　　21日的清晨，阳光明媚，我怀着重返故里的喜悦心情乘坐民政局派的专车向长寿县开去。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长寿县，我急切希望寻找到梦里常现的己逝去的夕日印象。但是，我大大地失望了。原来过去长寿县城的那些颇具特色的旧日容貌已荡然无存。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各地千篇一律的水泥建筑的楼房和道路。现在再也不必步行穿过那些用条石砌成的阶梯了，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宾馆。长寿县民政局副局长喻德容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半个世纪来长寿县城与河街的变化，介绍了东新村的现状。当天我们就游览了县城与河街，并在县城住了一夜。22日吃罢早点后，驱车很快就到了东新村——国立十二中旧址。

　　从东新村去北庄(初中部旧址)，汽车不便通行，我们是坐临时找来的一部拖拉机代步到达的。北庄已经成为长寿县凤城镇桃花春光村一组的一个村民居住点。在访问中，一位比我大两岁的古稀老人，听说我是国立十二中的校友，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位老人叫向忠贤，他就是昔日为我们上下课摇铃的、当时年仅16岁的一个小校工。五十年前的初中三年，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想不到半个世纪后，又在故地重逢。这个意外的重逢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我兴奋地听他详细地介绍了北庄的变化，他引导我们边走边看，同时边回答我的问题。

　　相片中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原教室前的一块小空地，教室已无影无踪。相片中，在我的右手就是昔日的小卖部和洗澡堂的所在地。在我的左前方不远就是分部大院的大门，在门的上端还能清楚地看到昔日国立十二中的校徽。进门往里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原学生宿舍。相片中我站立地方的背后就是五十年前我在那里睡过三年觉的房间。这个小庭院、天井可以说还完整地保持着昔日的原貌。在我站立的对面房间里有一家人正在吃饭。原初中部正门外的一块由条石砌成的空地还存在，但是下面的大操场已复垦种上了水稻。原正门右侧的厨房、食堂也都不存在了。在这个昔日读书、生活过三年的地方，我流连忘返、不忍离去，这里有着我青少年时期说不完的记忆。

　　离开了北庄，我们乘拖拉机返回时，路过昔日女生部所在地——桅子湾。长寿民政局的同志指着那架有电线的地方介绍说那里就是桅子湾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变电站，同样住着村民。

　　随后，拖拉机又带着我们来到了昔日的高中部——官庄。走进官庄，发现这里已办了一所长寿县东新职业中学。校长邵淑芬女士、书记车平同志、副校长黄洪均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稍事休息后我们就去寻找昔日的记忆了。

　　邵校长首先带我来到了学校男生宿舍。这也就是昔日十二中的男生寝室和长廊。见物思情，它让我回想起当年在学了物理后，同学们用细铜丝和手电筒灯泡制成小电灯，在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书的情景。随后，邵校长又带我到一个地方，并指着一堵墙说：“这就是原国立十二中高中部的大门所在地，现在被这堵墙封闭了(见照片6)。”除了这些遗址外，其他的房屋都已拆除并被新建的一栋楼房所代替。原十二中高中部的整个框架轮廓已不复存在。所幸的，这里仍然是一所学校，还在培养青少年学子。这天是假日，所以没有见到学生。

　　最后我们一行来到东新村旧址，它还叫东新村。原来的约300多米长的集市、公路两旁的商店、饭馆、照相馆、茶馆都因没有了消费对象而完全消失。村子里还有一些住户，在一家小卖店里还聚集着一些村民在那儿聊天，见到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这里再也看不到昔日一度因战时带来的繁荣和兴旺、热闹的景象了。除了原来的沙石路面变成了水泥路外，这里又恢复了它故有的平静。站在东新村村头，我久久不忍离去。

　　长寿之行至今又过去了11年。这十一年里，那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向忠贤老人如今身体可好?东新职业中学和邵淑芬校长、东新村的乡亲们都好吗?一切都在念中。我时刻想着，在目前身体状况还允许的条件下，再一次去那儿仔细瞧瞧并作最后的道别。

　　写于华中师大桂子山上 2007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