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编者注：2015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8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这个年近九旬的老翁，以抗战时期一个‘难童’的名义，根据亲身的经历，来回忆这段历史，并以此献给今天在和平幸福生活中成长的新中国小朋友，特别是献给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小朋友。
沙市收容所的“难童”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大片国土沦丧，大批逃难儿童离乡背井并大量聚集鄂西之际，为了抢救战区儿童，世界红万字会沙市分会成立了慈幼院。沙市慈幼院实际上就是一个难童收容所和转运站。今天，在荆州市档案馆材料的记载中还清楚地可以看到从1939年春到12月28日所收容的七批难童共287人(不含第六批)的名单。武汉失守后，我也成了难童，被沙市慈幼院收容。当时，沙市慈幼院在《告比邻战区小朋友家属书》的布告中写道：“现在劫难日亟，战祸演进已到大家身边了，你们知道长途跋涉、扶老携幼的痛苦么?幼小儿童，既无强健的体力，又乏交通工具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本着慈善的宗旨，组织了慈幼院来收容难童，就是来解决你们的负累，又可以使他们得到读书的机会……”。当时被收容进来的有华北、华东各地沦陷区的儿童，但更多地是湖北和华中新沦陷区的儿童。被送到这里的儿童，战难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大家聚到一起都诉说“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和自己家庭的痛苦遭遇。我也是在祖父被日军枪杀后噙着泪水、怀着仇恨逃出家乡来到沙市的。在沙市住了不到一个月，由一位年青的冉老师带队，送我们这一批共30个孩子去后方。在轮船甲板上，冉老师指挥我们唱抗战歌曲。“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歌词至今未忘。轮船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在宜都停了一个星期再继续西行，最后到达万县慈幼院。记得在船到万县的那天，风雨交加，我们一身淋得透湿，冒雨前进。这也是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离家后遇到的又一个考验。万县慈幼院在一个叫王家岩的很高、很高的山寨子上。我们拖着疲惫无力的双腿，不知走了多少路、又爬了多少坎，才爬上那个望不到尽头的悬崖陡壁的顶端。第二天，雨过天晴，我第一次用皂角到溪沟里去洗衣服。当然，这时我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皂角，也不可能洗干净衣服上的黄泥。但毕竟是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在万县王家岩慈幼院时间不长，我们又被送往重庆。解放后，我多次路过万县，但始终未打听到“王家岩”在何方?
重庆神仙洞的“难民”
到了重庆，我们被送到‘神仙洞’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大人、小孩都有)，这样，我们也就成了小难民了。
神仙洞在长江边,离江岸不远有一座水上飞机场。我记得还看见过水上机场停的飞机。不过，这个机场后来一直未用。在神仙洞大门右侧不远就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所在地。在财政部前有一片树林。当时正值五月，天气已开始热起来，敌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我们有时未能去防空洞就跑到那片树林子里躲空袭。晚上，敌机投弹后的一片火海，机枪扫射和我方的防空高射炮弹发出的满天闪光和响声令人生畏。好象那些子弹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把头抱得紧紧的。我记得有一次空袭后回到宿舍，发现一个睡四个人、有四层的架子床被敌机机枪子弹所打穿。
收容所的难民来自各敌占区,说话有着不同口音 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难民都是没有组织、分散地来到后方的，神仙洞就是当时政府为他们準备的一个棲息地。我们这群难童的到来，给神仙洞带来了生气，也带来了困难。大人、孩子都有着同样的遭遇，彼此同情、相安无事。但是由于收容所的供应跟不上人员的不断增加，吃饭时又由于没人组织、维持秩序，经常发生争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吃不饱饭。
难民收容所每天开两餐干饭，每餐只有两筲箕饭。常常是筲箕刚一搬到桌上，饭就被大人(难民)一拥而上，抢得一干二净，我们这些孩子(难童)只能等大人离开后拾得一些饭粒，当然无法裹腹。无奈，只好到厨房借一只小桶和一条扁担，两个人到江边抬水到街头叫卖。每天卖水可得二百文一枚的铜板数枚。等到傍晚，专门有人从餐馆将拾得的残菜剩饭煮热后，挑到神仙洞卖时，我们就用卖水得来的铜板换碗汤饭吃。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已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像这样的事又怎么能忘记昵?
解放后去重庆时，多次寻找神仙洞未果。1992年冬，在重庆朋友的陪同下再次专门去寻找神仙洞。最后，地方是找到了，那里的街道、环境变化不大，过去的印象还依稀可见。但是神仙洞所在的那个院子、那幢房子、那个洞已无影无踪。
在神仙洞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又被转送到位于重庆北碚、北温泉缙云山山上一座古庙“绍隆寺”的北泉慈幼院。从1939年——1942年，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时间。
缙云山古刹的读书声
经过沙市-宜都-万县-重庆，最后到达北泉慈幼院。而这一路的经历也使我们进一步受到战难的洗礼。到了北泉慈幼院，我们很快习惯了这儿的一切。我们爱院长、爱老师、爱同学;我们爱学习、爱劳动、爱这座古老的庙宇、爱这里的一切……慈幼院是一个难童收容所，同时也是一所小学。收容到这里来的难童不仅在生活上有了很好的照顾，而且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人人都有书读、个个参加劳动。也正是这群‘难童’的到来，从此古刹钟声变成了孩子们的读书声。
北泉慈幼院设在缙云山中段的一座古庙——‘绍隆寺’里。这里环境十分优美。古寺大门前有两棵千年银杏，大门内小院有四棵生长茂盛的桂花树。进到前厅是四大天王殿，再往后是一个大院子，如来佛和十八罗汉的大殿位于院子中央。大殿后面有偏殿、方丈和僧众住所。再往后是一个巨大的竹林。寺庙的生活用水是用竹子连接起来，从山上引来的。这水，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一点污染”。
到慈幼院后，我被分到四年级，住在十八罗汉大雄宝殿内。其他同学也分到相应的班级。从此，北泉慈幼院就成了我们这群难童战时的‘家’。除了读书、劳动外，我们经常到温泉去游泳。每周星期三，北温泉管理处还照顾慈幼院的儿童免费到温泉‘内池’游泳洗澡(平时我们只能在内池流出的水而形成的一个外池洗澡)。北温泉公园有个‘乳花洞’，洞里有一种名贵的石头叫‘乳花石’。我们常常借到江边抬米、抬菜、洗澡的机会，到乳花洞去找乳花石。
缙云山在四川有小峨嵋之称。战时，国民党和政府的一些显要人物经常到那里去休息、游玩。所以我们有机会见到这些党、政要人。
在慈幼院的三年期间，我先后见到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时的许多党政高官。如孔祥熙、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等。我记得孔祥熙来到慈幼院对我们演讲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小朋友”。他还给我们讲了华盛顿小时候砍了他父亲的樱桃树能诚实对待使他父亲转怒为喜的故事，这使我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对他存在的不好的印象。孙科来慈幼院了，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意。可是，他对我们演讲的第一句话却是：“各位难童”。表现出了在我们看来‘最大的不敬。’我们气愤地说：我们是‘难童’，你不也是‘难民’吗?为什么瞧不起我们!特别是他临走时只捐了五万元法币，‘太小气’。于右任留着很长很长的银白的胡须，演讲时精神很好，特别是他的字写得好，大家对他很敬仰。
冯玉祥将军当时就住在缙云寺。据说是被蒋介石软禁在那儿的。缙云寺与绍隆寺相距不远，因此我们有机会多次见到冯将军。有一次他给我们一个个的看相，并声称在我们中间将会出现一位部长。他在演说中经常指责国民党军人，说他们穿着一身‘二尺五’(指国民党军人上衣二尺五寸长)到处欺压老百姓。有一次他嘴上发炎，擦了一些白药膏，在绍隆寺大殿前对我们演说时，我们还以为他长了白胡子呢。有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周院长指示送些西瓜给冯将军吃。于是，派了六位男同学抬了一大箩筐送到缙云寺。看到慈幼院的孩子，冯将军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的高兴，连连向同学们打招呼。同学们说明了来意，并告诉冯将军这些瓜是自己生产的，希望能给将军解暑。在临别时，有一位同学拿出了一大张白纸要求将军题词。将军一看有六位同学.于是把纸裁成六张，然后给每个人写了一张。题词的内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希望您们永远做雪里送炭的人”。并签上他的名字，盖上冯玉祥的大印。
慈幼院(绍隆寺)的大门
这是慈幼院(绍隆寺)全貌
俗话说“人在福中不知福”。这时的我们，却是“人在苦中不知苦”。我们深深地感到，比起敌战区的孩子，自己甚至是幸福的。我们庆幸有了这个新家和这么多来自战区的兄弟姐妹。我们还庆幸能生活在北温泉缙云山这样一个幽美的环境中。在战争年代，北泉慈幼院不仅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教育、无比的温暖和爱，而且培养了我们走向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坚忍不拔”、“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奋斗精神。
当时全院有四百多名难童。但是，湖北来的难童几乎占了一大半，而且一家兄弟姐妹几个同时来到慈幼院的不少。今天还活着并有联系的昔日难童尚有二百多人，其中在台湾和海外的有二十余人。我2001年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时，就见到了十六位战时的慈幼院同学。由于教师的精心教导和我们的刻苦努力，当时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在慈幼院，我们不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种菜、种瓜，而且还要抬煤、抬米。“上山抬黑的(煤)、下山抬白的(米)、上山打豹儿、下山打疤儿(指寺庙的主持)”的顺口溜就反映了当时我们的乐观情绪。
正是在北泉慈幼院，我第一次生了疥疮、第一次患了砂眼、第一次生了癞痢。在一个冬天当我第一次在内衣上发现一排排白色而发亮的小虫子——虱子时，真吓了一大跳。还有我们和臭虫作斗争的那些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不少同学患病。有一次我患上严重的痢疾，一天跑二十多次厕所，由于没有手纸，几乎把垫絮扯去了半截。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患的什么病，也没有吃药，慢慢地就拖好了。
供给慈幼院经费的盐务总局因遭敌机轰炸等原因而无法继续支持下去了。慈幼院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很长时间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是全院师生都能坚强地面对战时环境下遭遇的一切，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当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如踢毽子、打弹子、游泳、爬山……几乎个个都是能手。1995年我重游绍隆寺时，还发现了当年我们用来磨弹子的那块石头，石头上磨出的一条条深深的印痕还清晰可见。见到那块石头，重温儿时的苦、乐，怎不令人思绪万千。1998年5月当我再次去绍隆寺时，昔日的庙宇、殿堂都已拆毁，新规划建设的道观正在加紧施工。所幸的是那块见证了我们苦难童年的磨弹子的石头仍在原地，没有遭到毁坏。
我拾起一块石子在石槽上磨弹子重温儿时的梦
在慈幼院生活期间我和我的同伴们，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也很少哭鼻子。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慈幼院里，同学们、老师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因为在这个‘师生成一体’的大家庭里，大家都一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说我们，我们从不自暴自弃。相反，我们充满了自信，并自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正如院歌歌词所说的：“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都是好姐妹，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北泉慈幼院。亲爱精诚，团结互助;我们相聚在一起，师生成一体……”。三年的慈幼院生活，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我不能忘记在温泉里游泳、去乳花洞寻找乳花石和我们磨得非常精美的乳花石印章;我不能忘记女同学们为我们每个男同学做的那双布鞋，这也是在慈幼院穿过的唯一的布鞋(平时都是打赤脚或穿草鞋);我不能忘记《苦儿努力记》那本小说中的苦儿路美和他的奋斗精神对自己的影响;我不能忘记半夜里起来打更、紧急集合、躲飞机轰炸的场面;我不能忘记两个人抬着八十多斤重的煤炭赤脚走在小路、石阶上，踩着骡粪、马粪与雨水混成的、令人恶心的浆糊糊的情景;我不能忘记缙云山上的竹林和缙云寺的钟声;我更不能忘记绍隆寺‘山门’外的两棵白果树和‘山门’内的四棵桂花树……。
我站在绍隆寺大殿前，这里是我1939一1942年睡觉的地方
周之廉一一我们的院长、母亲
北泉慈幼院的院长是教育家周之廉女士。1938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获教育硕士。五四运动时，她曾是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总代表，与郭隆贞、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共同发起、组织觉悟社。抗战爆发，为了参加救亡工作，她毅然从美国回国。关于周之廉，当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这样报导她：“只有做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抚养孩子的艰辛和责任的繁重。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位为着爱护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和家庭的难童，而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灌注到战时儿童教养事业上去的母亲，她将永远被许多儿童尊敬着和热爱着。她就是北泉慈幼院的院长周之廉……”。
在慈幼院三年多时间里的一点一滴都值得我去回忆、去重温、去思考。但是，有些人和事则是记忆中最深、最深的。正是这些最深的记忆，在我脑子里常常浮现出当年慈幼院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周之廉院长就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人，也是我一生中思念最多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对我们训话时那种感人的情景。她教我们的颈部运动操，我至今还坚持在做。我还记得她亲自给同学们分食孔祥榕先生【1】所送生日蛋糕的场面，她把一块大蛋糕平均地分给每一个同学。虽然每个人只能分到很小很小一块，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家庭温暖、母爱和幸福则是无法估量的。有一次有一个小同学生病，病情较重，同学们担心，院长更是着急。这个同学叫苏邦华，现在台湾高雄市，那年我去台湾见到他时，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他告诉我，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周院长亲自安排每天保证他吃一个鸡蛋以增加营养。周院长为了给慈幼院筹措经费不得不四处奔波，并因此小产，以致终生无子嗣。有一次，她去财政部筹款想找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呈情。门房以“衣装”取人不给通报。在她换上西服用英文名片再次拜访时，就顺利会见了。她不胜感叹地说：“真是侯门深似海。"特别是有一次为筹款，在重庆过江时，因为人太多，跳板被压断了，大家都掉到江中，她因为会游泳才幸免于难。结合这件事，她鼓励我们学游泳。我怎么也不能忘怀，她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来鱼肝油为同学们治夜盲眼的事。大家排着队，依序地来到院长房间，一人分食一匙鱼肝油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是院长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治疥疮、砂眼和癞痢。我们小学毕业后，能顺利的到中学读书，也是由于她从教育部为我们争得了享受“贷金”权利的结果(如果上不了初中就只有去工厂当学徒)。院长的好处是说不完的。正是因为有周之廉院长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才更加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难，才更加热爱劳动、努力学习去迎接未来。在任何时候，只要想到院长，我们就感到温暖和力量。院长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每一个慈幼院同学影响至深，她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周之廉院长于1960年在美国去世。我们——这群昨日的难童，今天还活着的白发老人则永远地怀念着她。
下面我录下原北泉慈幼院几位健在的教师1999年为纪念周院长写下的《良师慈母赞》：
抗日烽烟漫 难童流蜀川
丧失父和母 更无家可还
慈幼绍隆寺 院长周之廉
含辛又茹苦 撑起一片天
让童有书读 不受饥与寒
教童知农务 柴米自己搬
聘教旨忠诚 任务赛争先
师生成一体 苦中实有甜
之廉女中杰 有识又有胆
拳拳慈母爱 保育英万千
桃李满天下 功绩应留传
北慈精神美 光彩照人间
2007年我和夫人何允湘在周之廉院长纪念碑前
我站在周之廉院长遗像前
在慈幼院，除院长外，与我们苦乐与共、朝夕相伴的还有一群年青的老师：
郑金章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无论是寒天、酷暑，每天清晨起得最早的是郑老师。他朝气蓬勃、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活动和慈幼院的教育工作中。每次劳动，无论是上山抬煤、还是下山背米，郑老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当看到有的同学搬不起44.5斤重一袋的米包时，他就帮助同学把米袋扛上肩。当看到落伍的同学背米感到吃力时，他就用手中的竹棍帮助一起抬……。有时背米、抬煤直到月亮东升时，我们的郑老师则总是走在队伍最后的一个人。
音乐老师余自定既教我们的音乐，又编歌剧组织同学演出。《卖菜献金》的歌词：“挑起担儿进城厢，今儿要把菜卖光，卖了菜钱捐国家，国家与咱保安康……”至今记忆犹新。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丰富了慈幼院的文化生活。是歌声促使我们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并鼓舞着我们去战胜困难。歌声与读书声在深山古寺里回响，它提示着人们，这里乃是一所“烽火摇篮。”正是因为慈幼院先后有一批优秀的音乐老师，所以才培养出了像刘天林、杜麟、陈忠明、阿克俭、陈光明、赵维俭、盛明亮、盛明耀……还有已去世的周华林等一批音乐人才。
张白璐老师是三年里我留有最深印象的女老师。她年轻漂亮，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她的乐观精神感染着我们每个同学。张白璐老师现在台湾，1998年是她八十岁的生日，可惜由于海峡的阻隔，我们不能去看望她老人家，为她老人家祝寿。我们只能遥祝她健康长寿。
周颖老师是保育主任。周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同时充满了爱。有时一天劳动后，在晚餐前，她常常对我们训话，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端行为，对一天的情况作一个小结。“文革”期间和“文革”后，我曾几次见到她，在武汉、在北京;在他家里、在北京邮电医院她老伴聂绀弩先生的病榻旁。因此有机会了解到她和聂老的一些遭遇和情况。我同时还怀念当时照顾我们生活的许多保育老师。
三年慈幼院生活，我有许许多多忘不了的人和事。我不能忘记曾在一个床位上睡觉的高长发同学(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位)。我不能忘记1942年去重庆考初中时住在廖适清家的那段日子。我当时正患着疟疾，晚上睡在他家客厅里发高烧，白天则去参加考试。考完后，我又找到重庆红万字会住了两天才回院。我不能忘记马朝志、刘天林、丰顺烈、杨德盛、杨先知、胡顺利、罗基炎等等这些在当时有影响的同学的名字。我还记得有一次，胡顺利与罗基炎打架，从山坡上滚到山坡下，两人都受了伤，在慈幼院所引起的震动。
慈幼院同班同学，第二排右起第四人就是我[摄于1940年]
龙溪河畔的湖北学子
在北泉慈幼院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国立二中和国立十二中【2】。前者位于合川，后者则在长寿县的龙溪河畔，因了解到国立十二中乃是从湖北迁来，所以选择了十二中。国立十二中由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三个部组成。各部校区相隔数里之遥。到了中学，过去慈幼院一些习惯了的感觉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学的同学，家庭环境大不一样，经济条件相差悬殊，贫富不均带来的差别处处都能感受到。这时，也就更加想念慈幼院、想念我们敬爱的院长，想念慈幼院的老师、同学。
我站在原国立十二中初中部大门前，门的上方还保存着国立十二中校徵
我与向忠贤老人
到了中学，因为享受到国家贷金【3】，所以除了不要学费外，吃饭也是公费。课本是向学校借、或与同学共用、有时还要抄。借书、共书、抄书，就是没钱买书。没有钢笔，写英文也用毛笔，有时还用竹子削尖了代替钢笔。条件越艰苦，同学们学习越努力，成绩也很好。老师基本上是逃难到后方的湖北知识分子，学生基本上是一群湖北学子。大家都怀着一颗共赴国难的心，师生关系很好。教育部规定给我们每个月米的定量是24.5市斤，米是最差的，谷子、砂子、稗子、老鼠屎……都搀杂其中，所以我们把吃的饭称之为“八宝饭”。一般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叫做打“牙祭”。由于油水太少、主食定量又低，大家都吃不饱。也正因为都吃不饱，所以饭的公平分配就很重要了。吃饭前，炊事员首先将饭用称均分到每个小木饭桶里，八个人拿一桶回来后，再用瓢均分到每个人碗里。每人轮流掌瓢分一天。在用瓢分饭时，八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有时觉得掌瓢的人把自己的分少了一点，心里就很不舒服，到了该自己分饭时就报复他一下。因为吃不饱，在课后休息时间里，同学们常常到农民地里去偷老乡种的红苕、包谷、萝卜等农作物充饥。整天总是感到饥肠辘辘的。
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睡的是双人床。夏天木板床上的臭虫之多，令人生畏。学校为了消灭臭虫，专门建了一个比木床还大的灶，在把锅里的水烧开后，将每个寝室的木床一个一个的放到锅里去煮，水都煮成了暗红色，臭虫也得以彻底消灭。床上的臭虫消灭了，但是对那些藏在木板墙壁里的臭虫却奈何不了，等到晚上一感觉到人的热气它们就又爬出来吸我们的血了。
四川耗子[老鼠]是有名的。晚上硕大的耗子到处乱窜，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经常爬到床上来，有时甚至把我们的脚底板上的老茧啃去一层，直到第二天下地走路感到疼痛时，才发觉是鼠咬的结果。
战争时期，缺医少药。记得是1944年的秋天，一场大瘟疫突然袭来。一天早晨，同学们起床后发现好几个同学无端地死在校门外。紧接着好多同学都不明缘故地发起高烧来，一下子病倒一大批。接着又有好几个同学病死。整个北庄都笼罩在惊恐之中，真是人人自危。当时，既不知道是什么病，也没有药可医。病号都集中到洗澡堂子里。同学们在水泥地上一排排地躺着，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宣判。我在那段时间里整天都感到头脑昏沉、两腿发软、不思饮食。我还记得当时的初中部主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同学们集合起来，安慰、鼓励大家与疾病作斗争，企图用心理疗法去驱散病魔。
在十二中四年，虽然战时生活十分艰难，但是我们这群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逃到了大后方，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安心读书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我们时时思念着在沦陷区、在日本鬼子铁蹄下挣扎的父母亲、家人和同胞，我们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行径给我国同胞带来的无穷灾难。这个仇恨、这段历史直至今日、乃至永远都是不能忘怀的。
这是原十二中高中部男生宿舍
2007年我重访国立十二中，原来的旧房己无踪影，只留下了一块纪念碑。
我和我的夫人何允湘在国立十二中旧址纪念碑旁
至今我都怀念当年那些与我们患难与共的老师们。
记得上初中后开学的第一堂课是英语。我拿着向校方借来的英语课本和校方发的练习本走进了教室,开始上课了。“N-O no” 、“N-O-T not”，老师念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教完课本上的第一课后，老师令我们自己书写练习。我于是拿出毛笔、墨盒用心地书写起来。突然，我的毛笔被人用力从手中抽去并抛到教室门之外。同时，听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Fountain pen”、“自来水钢笔”!把我吓了一大跳。定了定神，我才搞清楚是老师不许我用毛笔书写英语。但是我没有自来水钢笔啊!事后才知道同学们给英语老师取了个浑名—张阎王。其实，英语老师非常慈祥。事后当他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的时候，第二次上课时他送给了我一支沾墨水钢笔。没有钱买钢笔，怎么办?我和几个经济困难的同学于是到山上找来细竹子，削笔尖，做笔杆，杆子里还能装墨水。这样我们也就有了自来水笔了。这当然也是不合规定的，但是老师再也没有指责过我。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我的英语启蒙老师的。时隔65年，我对张老师第一堂课的记忆还是那么深刻。
语文老师姓孙，是长寿县本地人。第一次课，他自我介绍说：“我姓孙，名本笨”，“‘生’本笨就是我”。孙老师讲课生动易懂，语言幽默并富有启发性，大家都喜欢他。同学们有时甚至越过了师生界线和他开玩笑、逗乐子。学校生活很艰苦，孙老师每星期天回家后都带来一些私菜，如雪里红炒肉丝、酱菜等。有一天，同学们来到孙老师的卧室，看到老师正在改作文本。于是一部分人从背后将老师团团围住，另外的人就从他的柜子里把他带来的私菜取走。吃饭时大家将菜分吃个光。第二天，又上语文课了。头天“作案”的同学都低着头，等待着什么。孙老师开口了。他第一句话就说：“哪个龟儿子昨天偷了老子的私菜?”不知情的同学大吃一惊。孙老师越讲火越大了。“那个吃了老子的私菜叫他拉红羹白带，不得好死”。那些“作案”的同学忍不住在下面笑了。这更是火上加油了。一会儿，孙老师冷静了下来说：“我知道你们生活苦，但是不能偷啊!”“要吃，就直接向我要嘛，我难道就不给!”经过这次事件后，我们更喜欢孙老师了。
生物老师特别关心时势。每次讲完课后他都要用一些时间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给我们听。特别是重庆的大轰炸。他说：“日本飞机来了五十架，飞到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丢完炸弹后，走了。又来了五十架，就这样轮番轰炸”。我们知道生物老师爱看报纸，每当考试时，同学们就从校办公室借来一些报纸放在老师的讲台上。老师发完考卷，就安静地坐在讲台边去看报了。同学们也就放心地照着课本抄答案。下课铃响了，老师起身说：“大家很安静，考试秩序很好”，“下课”。这种情况也就成了常规。
是在1943年的春天，学校出通告规定，男学生头发长度不许超过三公分，也就是说不许留“西装头”。可是三年级高班的一些同学对此规定十分不满，并提意见。学校仍坚持不更改规定。于是三年级部分同学闹事了。在一个晚自习的时间，他们邀请了当时的训导主任、我们的数学老师熊寿衡去对话。同学们商量好如果熊不答应修改规定就闹事。熊老师按时到了教室并讲话安抚同学们要服从规定。同学们见没有改变规定的可能，于是按预先的约定，将学校电灯总开关关了。灯一黑，同学们也不敢冒然行动，寂静了约几分钟，然后就有人敲打桌子、叫嚷，接着还有同学用砚盘砸向黑板。熊老师和去赶热闹的孙本笨老师急急忙忙地向教室门外跑去。这次小学潮虽然是非政治性的，但是放假后，几个带头的学生就接到了勒令退学的通知，被开除了。
四年中学，教我们的还有裴球璇、高品珊等一批著名的好老师。当时在老师中，还有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讲课时经常评论时局，课讲得生动活泼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而这些老师往往为了安全，在学校滞留时间不长就会离去。
在东新村沿公路的一侧都是茶馆。特别是在夏天、秋天，每到傍晚，店主把竹躺椅、茶几搬了出来一条边的摆开。晚饭后，高中部的学生，都是男生，三五成群地来坐茶馆。泡一杯茶就可以坐一个晚上(晚上十点前必须回校)。在这里，同学们谈学习、谈生活、议论学校内的问题，也摆“龙门阵”。但是，更多地是议论战事、议论国家大事。当时同学们对“校事、国事、天下事”真正是“事事关心”。遇到一些必须要决断的大事，如参加青年军、远征军这样的大问题，同学们都会在这里商量、讨论，互相通气最后变成行动。东新村的茶馆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色的学生茶文化。
我升到高中后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坐茶馆也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正是在这里，我感觉到自己更快地长大了。这里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课堂，它让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茶馆里听到、学到的东西虽有一些是负面的，但是正面的东西是主要的。发奋读书、爱国主义精神，对日寇的同仇敌忾是东新村茶文化的主流。
国立十二中位于长寿县境的一个村子里。离学校不远就是著名的龙溪河狮子滩水库和水电站，这也是我们游泳的地方。由于十二中的到来，这里改名“东新村”。于是茶馆、餐馆、商店、照相馆……也应时而生，一度还出现某种“繁华”景象。1996年我专程去长寿重游了十二中旧址。原初中部(北庄)已成为一个村民小组居住生活的地方;原高中部(官庄)已成为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校址;原女生部(桅子湾)已成为一座变电站。东新村，由于没有了过去那种人气已经萧条、冷落，只看到一个小卖店里坐着一些人在那儿拉家常。我站在东新村街头，回想在这里战时的四年中学生活(1942--1946年从初中到高中一年级)不胜感慨。
我和长寿区人大郑主任在东新村牌前
宝稍庵日军遗留的马棚
1945年8月15日傍晚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学们欣喜若狂，大家含着眼泪，举着火把连夜游行到长寿县城。抗战胜利了，经过八年战难和离别，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着回家。当官的可以坐飞机，有钱的可以坐轮船，而我们这些“难童”、流亡学生则一票难求。我们回不了家。
到了1946年的夏天，学校一些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顾生命危险纷纷搭乘小木船返乡。这种木船，舱里挤满了约可坐30余人。船头甲板上有8名船工划船。我们就坐上它从长寿出发了。目的地是我们可爱的故乡——武汉。川江滩多、浪急，所谓“青滩、叶滩不算滩，下面还有一个鬼门关”。我们的小木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川江里，每天都是险象环生。特别是经过三峡时，如果遇到横冲直撞的美军登陆艇，就更是大难临头了。每天早晨开船时，一般有多艘木船同行，傍晚到达下一个码头时，就会发现有几艘不见了，因为它们已经葬身江底。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又失去了多少年青的生命。我们除了为他们祈祷外，也暗暗地为自己担心。我曾亲眼看到一艘小木船，在已经通过了最危险的江段——三峡后，快到宜昌时，被一艘美军登陆艇冲起的大浪掀翻，我亲眼看到被掀翻到江里的人们求生的挣扎。
木船每到一个码头.我们就在长江里游泳、洗澡，并花一毛钱在江边那些临时搭盖的“鸡鸣早看天”的草棚旅店里睡一晚。第二天清晨再登船踏上新的旅程。经过一个多月艰难地的行船，我们终于到了日夜思念的武汉。当有人问：“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则苦涩地回答说：“是从长江游回武汉的!”
这时的武汉满目疮痍，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把国立十二中改名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简称省武一中)。因为没有校舍，开始把我们安置在武昌十字街一个废弃了的当铺里。正是在这里，我睡过有四层高的当架，如果身体伸直了，小腿就要掉在当架外。因考虑到是战后恢复时期，这些困难大家都能忍受。一学期后，省政府又把我们安置到武昌徐家棚宝积庵日军侵华时期遗留的一片废弃的马棚里。马棚的棚顶是铁皮盖的，晚上睡觉，人多、热气上升，遇冷结成水珠常常滴到上铺同学的嘴里。这时，当我们看到邻居农学院比我们的条件好很多，并且还在省武一中周边盖了许多活动洋房时，同学们因不平而愤怒了;加上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一中的学生闹事了”。这时整个武汉已是学潮不断，震动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
1948年秋，我高中毕业，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以后省武一中也几经调整与其他学校最后合并为今天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位于武昌昙华林。
结束语
以上，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叙述了一个湖北“难童”对八年全面抗战的回忆。这个回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因为对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它带有一定的共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对今天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来说十分重要;同样它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决不能淡忘了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近代百年，因为落后而蒙受的国耻。我们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但是，和平不能靠“乞求”，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让那些对新中国心怀敌意的战争狂人保持必要的清醒，才能有持久的和平。我们要“居安思危”!
张厚安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l】、孔祥榕先生是当时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他的别墅在北温泉，与北泉慈幼院相邻。那年在他生日，慈幼院派了几名学生代表去给他祝寿，于是他送了慈幼院小朋友一块大蛋糕。
【2】、当时各国立中学基本上是由逃难到四川的沦陷区各省的中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所组成。一所中学往往代表一个省。
【3】、贷金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来自敌占区的流亡学生采取的一种政策，即：读书时的费用由国家贷给，将来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有了收入了再返还。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后，当然也就无法收回这笔贷款了。
此文是早几年前所写，本想修改一下再发出，由于精力不济，只好原文发出。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能了解并牢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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