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生与国立第十五中学
——国立荣昌师范学校简介
陆志轩
国立第十五中学——国立荣昌师范学校,从1941年8月开办到1949年8月结束,历时8年。
一、国立第十五中学的诞生
1941年初,保育总会便与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协商,决定在重庆附近成立一所“专收保育生的中学”,享受国立中学的待遇,这就是孕育中的国立十五中——又习称“保育中学”,是录取保育生较多的国立中学之一。(次年在湘西芷江又成立了另一“保育中学”——国立二十中)。
1941年5月,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吴乐孟教师受校长吴若愚的委托,带了一批职工到烘炉场进行筹备,9月初开始接收四川境内各保育院送来的学生。国立十五中就这样诞生了。
各保育院送来的学生要经过严格的甄别考试,成绩优良的编入普通中学班,成绩一般的编入职业班。当时是男女生分部、分班上课。男生在文庙上课,在武庙住宿;女生部设在下场口,上课、住宿都在那里。教师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吴校长原来的学生;二是建校时任总务主任的张民权老师聘请的一批中央大学的学生;三是其他方面介绍来的知识分子。总之,是一批流亡到后方来的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这批老师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负责,同为流亡到后方的青年,因而在他们的教育下,早期的学生各个学科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像当时灾难深重的祖国一样,国立十五中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学校。比如伙食很差,不仅荤菜极少,由于这个小乡场没有专门的菜农,学生连新鲜的蔬菜也吃不到。又如住宿,虽然也叫双层铺,下层是铺板,上层也是连成一片的铺板。学生不论是睡上层还是下层,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睡。到秋雨季节,夜寒屋漏,其苦况是难以言状的。有些同学生活上有三大件:一把量油壶,一个小木桶,一双木板鞋。有些同学连这些也没有。不过在这个交通闭塞的小乡场上有了这么一所学校,多少为它增添了一些生气。特别是有段时间,保育总会发来了一批美国捐赠的兰咔叽布,学校给每个学生做了一套童子军服,还配有领带。有时要求全体学生都穿上这套衣服,并在操场上操练一番,这便引来附近居民,特别是妇女、小孩的围观,可算是这个乡场上的一桩盛事。
二、洪炉场与卧佛寺
各个保育院春、秋两个学期都有小学毕业的学生考进十五中来。洪炉场那个小乡场没有发展的余地,必须另外找个条件较好的校址。
荣昌县城南有一座不高的白象山,山上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卧佛寺,是附近几县善男信女朝山进香的胜地。寺前有一片开阔的田土;再前面是成渝公路,公路的北边便是荣昌县城。象这样的地方正是可以用来办学的所在。于是,以卧佛寺为主,在山坡上和山下一带建了一些平房教室和寝室,还在靠公路修建了一幢礼堂(兼食堂);这就是国立十五中的新校园。这是1942年底的事。
1943年春天,烘炉场的一部分师生迁到卧佛寺来了。女生食宿和上课均在卧佛寺上面,男生则在新修的宿舍和教室住宿和上课。这时卧佛寺是国立十五中校本部,洪炉场变成了分部。凡是新考入十五中的学生,都要先在洪炉场就读,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步向校本部转移。洪炉场分部于1945年1月结束。十五中初办时的职业班,1942年底合并到国立十六中,这时的十五中便是一所单纯的普通中学了。
卧佛寺的校舍虽然也很简陋,但比烘炉场的文武庙要好得多。这里交通方便,自然环境也比较开阔。卧佛寺的左侧面山岗上有辛亥革命烈士张烈五的陵墓。卧佛寺的西面山头上有一座石塔,石塔再西去几里许是濑溪和施济桥。这濑溪是男同学洗衣服的地方,夏天则是男同学天然的游泳场。卧佛寺后面是满山坡的橘子林,每天秋天,红橘满枝,少数嘴馋的学生爱去混几个橘子吃,使守林人多费了些口舌。卧佛寺的后山下有一口水井,是女同学洗衣服的地方。
卧佛寺的大部分建筑物成了学校的用房,只有底层一间正殿和紧挨着的一间厢房没有被学校占用国。正殿供有睡佛一尊,这尊瓷质睡像,长二尺许。神龛两边的对联是:“问佛祖缘何睡倒,唤世人不肯醒来”,横联是“睡老乾坤”四个金字。小厢房里住了个老和尚,他的责任是早敲钟晚击鼓。我们在这里读了几年书,没有一天听不到他的晨钟暮鼓。可惜现在卧佛寺已经不存在了。
三、改名国立荣昌师范学校
1944年夏天,国立十五中有了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改名后的学校分初中和师范两部分。读师范的学生,多数使用高中教材,但增加了一些专业课如教育学、心理学、测验及统计等。同时,为了照顾到这些学生今后的深造,还开设了选修课大代数、立体几何和英语。
由于改为师范,伙食略有改善,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了。他们除了完成课内学习任务外,还努力涉猎课外知识。特别是寒暑假,由于无家可归,便成了他们自学进修的好时机;这对大家学业的增进和专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努力,但学习条件却是极差的。主要是没有足够的教科书。三、五个人共用一册教本就算好的了。有些学科完全没有教本,上课主要是靠自己记笔记。而记笔记也有困难,因为买不起笔记本,保育总会偶然发一点学习补助费,同学们便买一点最便宜的毛边纸片装订成笔记本。就是最孬的纸,正面记了反面还要记,而且字也写得很小……。艰难可以励志吧。越艰苦,学的劲头越大,学习增长了他们的才干,后来他们多数成为学有专长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1949年7月,四川省教育厅决定把它合并到青木关中学。历时8年的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学校便宣告结束。
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
国立十五中的第一任校长是吴若愚,安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不主张在学校建立国民党和三青团等党派组织。他对流亡到后方来的保育生有同情心。他从1941年5月开始任职直到1945年9月,共4年多。吴校长后来曾任东北嫩江省教育厅长。接替吴校长的是王晓春校长。王校长是安徽铜陵人,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王晓簌的弟弟。王任职期间学生生活略次于吴校长时期。王任职两年(到1947年夏)后由僵体接任。全是河南人,北大毕业,原是学校心理学教师,任职一年多。最后一任校长是王心权,四川忠县人。他属于四川省立荣昌师范的校长。在王任职期间,下是学校混乱时期,学生经常处于饥饿、停课的状态。王任职不到一年,因学校合并而去职。
第一任教务主任是欧阳师,有学者风度,任职一年即离去。接替欧阳主任的是宋子楷,安徽怀远人。校本部迁卧佛寺后宋任烘炉场分部主任直到1945年初。宋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学校搬迁到荣昌后的教务主任是殷日炎,江苏人。殷之后是余祖训等人。
建校时的总务主任是张民权。张主任对学校的建立和师生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张离校后于1945年夏偕同赵粹艇老师以及学生傅兆兰等,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社的介绍参加了新四军。赵后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到重庆,先在市文管会工作,后任市文化局局长,现已离休,担任重庆市中国画院副院长。张主任之后的总务主任是卓祉宜,卓之后为李同瑞。
纪硕夫是第一任训育主任。此人记忆力极强,初次点名即可记认学生上百,但不久即去世。在荣昌时的训育主任是卢治愚、滕久恕等,还有负责管理学生的杨骏如等。
十五中和荣师的都是现在知道情况的有如下几位:美术老师赵粹艇,后参加新四军,现已离休。美术老师郭锡禹及师母治英老师,离开荣师后一直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师,现已退休。美术老师卢光照,解放后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一直活跃在画坛上,出版过画集,现已离休。秦维新(岭云)老师是学校开办时的事务股长,后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周书声、郑淑芳二位都是解放后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李乐超老师解放后在青岛海洋学院工作。数学老师张化周、鲁化民夫妇抗战胜利后在北京教中学。英语老师庄麟轩解放后在青岛15中学执教。体育老师胡进解放后在重庆十一中任教,已去世。语文老师吴东盂解放后在重庆十四中任教,现已退休。数学老师修容尔,解放后是修建重庆长江大桥时的总工程师。高群老师是当时学校的文娱指导教师,后来是四川省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化学老师罗四维后是华中农学院教授,英语老师骆永殿是四川外语学院教师,生物老师周庆忠后是重庆教育学院教师。数学教师王振雄,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电业局工作。语文教师郭仲衡,解放后是农工民主党重庆市的负责人,已去世。此外还有历史老师王希哲、王国安,语文老师吴希圣、殷馥亭、姚秀芳、王守一,数学老师赵念慈,英语老师石祖泰、查日曦,地理老师关为政,杨云龙,体育老师乔冠石,音乐老师史渭芳,会计苗振华、靳午阳,校医刘一鹏、汪连武等,均不知后在何处。当时有畜牧研究所住在施济桥附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学校兼课的不少,如王德镛兼生物课,后任农林部畜牧局高级工程师。还有樊璞也兼生物课,后是江西农学院教授。
五、学校的政治活动
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的政治活动,从当时当地的情况看,是比较活跃的。进步思想通过四个渠道影响着的学生:第一是《新华日报》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赵粹艇老师产生影响。赵老师1937年曾与地下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她在校任教4年中,一直订阅《新华日报》,后与《新华日报》青年组负责人宋语平取得联系,于1945年初夏通过地下交通线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赵老师在校期间,团结和影响了一批女同学如傅兆兰、黄文芳、翟文清、翟文静等,她们组织学习《新华日报》和该社印发的有关政治学习资料,还不定期地座谈时局,这样她们便对时局和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有较正确的认识。
第二是保育院教育的影响。许多学生在各保育院时即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因为许多共产党在保育院工作。有些保育院党的组织还相当强。如泸州川七院,院长杜君慧,教务主任傅淑华,卫生主任朱宝粹,老师刘力生、蒋素瑚、贾岚英、李彬儒等他们或是共产党员,或是和党组织有联系的进步青年。共产党员任院长的有川一院曹孟君、直一院罗叔章、杜贵文、直二院段超人、川六院张杰等人。还有任锐、欧阳陶承(《我的一家》的主人公和作者)等也在保育院工作过。在保育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对保育生进行了广泛的进步思想教育,政治上启蒙教育使他们在对待国家大事上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学校的形势教育和时局的发展又使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敏感性。比如1944年7月,当时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参加赴缅抗日远征军。同学们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有70多人报名参加。
第三是荣昌地下党组织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948年后,如荣昌地下党的敖以彬、何光文等与荣师学生许治贵、王炳林、郭士国、关昌福等都有过联系。王炳林被发展为荣昌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春学习社”的成员;关昌福在这个时期参加了地下党。1947年以后荣师的进步学生与县中老师吕宗衡、伯桥中学学生胡长杰取得联系,又与高农的蓝祯伟取得联系。不久,县政府到荣师抓人,况能华(宁风)、安义麟等不得不暂时离校躲避。
第四是民主党派的影响。1945年前后,以郭仲衡老师(章伯钧的妹妹章伯骏的丈夫)为首在学校建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大同盟”支部。参加的有数学老师王振淮、语文老师李穆三、郝仲凡、朱树禾和历史老师王希哲。学生参加的有胡方泰、周世远、张培德等。这个组织的活动在开阔师生的政治眼界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冲击了部分师生的教育救国和读书救国的观点。
在文化活动方面,荣师学生中有许多读书会和壁报社,其中“三三读书会”影响较大,会长先是杜善燮,后是周世远。胡方泰、况能华、祝文霞、赫慈珍、戴金容、刘毅等都参加了这个读书会。这是一个群众性的进步组织,以讲座国际国内形势为主要活动内容。此外,胡方泰、周世远、乐起鸿还组织过一个秘密的“动向社”,刻印过以分析国内政治动向为主的《动向》小报。十五中——荣昌师范的学生还演出过许多进步话剧,如《日出》、《雷雨》、《北京人》、《寄生草》、《重庆屋檐下》、《升官图》、《第五号情报员》等,胡方泰、孙昌金、张宝宝、翟文静、王亚泉等是这方面活动的骨干。
这所学校是“皖南事变”后成立的,直到它结束,都处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之中。
六、师生大分散
这个学校招生很严格,成绩没达到标准它是不录取的,但入学后流动却不受限制。同学们要参军,要转学,或因经济困难要出去找工作等都可以。比如建校时的初一年级将近400名同学,3年后升高师一年级的只有84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意味着这些同学在经受离愁别绪的折磨,从天涯海角聚合在白象山后,随着胜利的到来,他们又要从白象山回到天南海北、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1946年6月,绝大部分荣师的学生由保育总会发给“保育生升学证”复员回乡。
复员之后,荣师还留下一部分学生。他们有的是外省人但还未找到自己的家,有的是四川藉未完成学业的同学。各班人数都很少,学校显得萧条。这时保育总会的工作已经结束,各保育院交给社会部接管。社会部将保育院合并后改称育幼院。1947年育幼院仍有少数小学毕业生被送到荣师读初中。到1949年8月,荣昌师范合并到青木关中学时,也仅有200多人了。
所有十五中——荣师的学生,不论他们在长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对荣昌都是非常留恋的。那亭亭的塔影,那巍巍的佛寺,施济桥头朦胧的新月,濑水河上轻盈的扁舟……所有荣昌的河山风貌和城垣街巷,都清晰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1985年11月稿,2001年7月修改于重庆求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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