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第十五中学——国立荣昌师范学校校史(修改稿)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陆志轩   2017-05-13 15:40:49

国立第十五中学——国立荣昌

师范学校校史(修改稿)

　　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开办到一九四九年八月结束，历时仅仅八年，但它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时期。它是时代的产物，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结束。现将该校的经历作一些回顾以慰同窗，兼谢师友。

　　一、国立十五中的诞生

　　《洪波曲》是郭沫若同志写的一部抗战回忆录。郭老在该书中写道：“在这时(指抗战初期)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的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战争中失掉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另一个是难民工作队……。”以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为主所建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收容了战区流亡儿童近三万名。这些儿童由设立在后方名省的四十八个保育院进行教育和抚养。保育院进行的是小学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进展，一些儿童该读中学了。开始各保育院毕业的学生不多，就分散在各保育院附近的中学就读。后来各保育院毕业的学生逐渐增多，故一九四一年初保育总会便与当时的教育部协商，决定成立一所专收保育生的中学，享受国立中学的待遇，这就是孕育中的国立十五中——保育中学。一九四二年第四期《妇女新运》上说：“国立十五中设立的意义，是有别于其它各国立中学的。它是纯粹的保育中学，是为川境各保育院新升中学的各保育生而新设的”。所以说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实际上也是一所保育院。

　　永川县红炉场是一个山沟里的小乡场，当时既不通公路也不通铁路。但这里却出过一个想当皇帝的人物，他在这个场上修了一座文庙和一麻武庙。由于这个小乡场太偏僻，虽有这两座庙宇，在内迁单位如云的抗战时期，却没有一个单位迁到这个乡场来。故国立十五中便选定这里作校址。

　　一九四一年五月，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吴乐孟老师受校长吴若愚的委托，带了一批职工到红炉场进行筹备，九月初开始接收四川境内各保育院善恶的学生。国立十五中就这样诞生了。

　　各保育院送来的学生要经过严格的甄别考试，成绩优良的编入普通中学班，成绩一般的编入职业班，没达到入学标准的退回保育院。十五中成立时有十个初一年级班，三个职业班。当时是男女生分部分班上课。男生在文庙上课在武庙住宿;女生都设在下场口，上课住宿都在那里。这里的老师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吴校长原来的学生;二是张民权同志聘请的一批中央大学的学生;三是其他方面介绍来的知识分子。总之，这里是一批流亡到后方来的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教育这批流亡到后方来的儿童。这批老师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负责，对保育生有同情心。因此，这批学生在初一时即打下了较好的知识基础。教导主任欧阳师写的校歌(音乐老师史清芳谱曲)大致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歌词是：

　　伟大的民族抗战，

　　燃起了正义的火光，

　　照耀在太平洋上。

　　我们辗转流离来到后方，

　　弦歌再起在红炉场。

　　同学如手足，老师如家长，

　　好学力行，百炼成钢。

　　收拾旧河山，重见爹和娘。

　　建设新中国，民有民治与民享。

　　胜利在前，光明在望。

　　我们要迈进勇往，

　　我们要迈进勇往!

　　这样看来国立十五中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了。是的，这里是保育生继续学习成长的园地。但是，象当时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一样，国立十五中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学校。比如伙食很差，不仅荤菜极少，由于这个小乡场没有专门的菜农，学生连新鲜小菜也吃不到。又如住宿，虽然也叫双层铺，但下层是楼板上层也是连成一片的楼板。学生不论是睡上层还是下层，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睡觉。一到秋雨季节，夜寒屋漏，其苦况是难以言状的。有些同学生活上有三大件：一把亮油壶，一个小木桶，一双木板鞋。有些同学连这个三大件也没有。不过在这个交通闭塞的小乡场上有了这么一所学校，多少为它增添了一些生气。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保育总会发来了一批美国捐赠的兰卡叽布，学校给每个学生做了一套童子军服，还配有领带，有时要求全体学生都穿上这套衣服，并在操场上操练一番，这便引来附近居民，特别是妇女、小孩的围观，可算是这个乡场上的一桩盛事。

　　二、 红炉场与卧佛寺

　　各个保育院每期都有小学毕业的学生要送到十五中来。红炉场那个小乡场没有发展的余地，必须另外找个条件较好的校址。

　　荣昌县城南面有一座白象山，山上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卧佛寺，是附近几县善男信女朝山进香的胜地。寺前有一片开阔的田土;再前面是成渝公路;公路的北边便是荣昌县城。象这样的地方正是可以用来办学的所在。于是，以卧佛寺为主，在山坡上和山下一带建了一些平房的教室和寝室，还在靠公路处修建了一幢礼堂(兼食堂)。这就是国立十五中的新校园。这是一九四二年底的事。

　　一九四三年春天，红炉场的一部分师生迁到卧佛寺来了。女生食宿和上课均在卧佛寺上面，男生则在新修的宿舍和教室住宿上课。这时卧佛寺是国立十五中校本部，红炉场变成了分部。凡是新考入十五中的学生，都要先在红炉场就读，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步向校本部转移。红炉场分部于一九四五年一月结束。十五中初办时收的职业班，四二年底合并到国立十六中，这时的二五中便是一所单纯的普通中学了。

　　卧佛寺的校舍虽然也很简陋，但比红炉场的文武庙要好得多。这里交通方便，自然环境也比较开阔。卧佛寺的左前面山岗上有辛亥革命烈士张烈五的陵墓。卧佛寺的西面山头上有一座石塔，石塔再西去两里许是濑溪和施济桥。每到秋天，红桔满枝，实在是一幅美景。只是少数嘴馋的学生爱去混几个桔柑吃，使守林人多费了些口舌。卧佛寺的后山上有一中水井，是女同学洗衣服的地方。

　　卧佛寺的大部分建筑物成了学校的用房，只有底层一间正殿和紧挨着的一间厢房设有被学校占用。正殿供有睡佛一尊，长二尺许。神龛两边的对联是：

　　问佛祖缘何睡倒 唤世人不肯醒来

　　神龛上有“睡老乾坤”四个金字。我们都叹服这四个字的意思深刻，它把睡佛的意境写绝了。小厢房里住了个老和尚，他的责任是早敲钟晚击鼓。我们在这里读了几年书，没有一天不听到他的暮鼓晨钟。所说现在卧佛已经不存在了，实在有点可惜。

　　三、 改名国立荣昌师范学校

　　一九四四年夏天，国立十五中有了第一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本应升入高中学习。但由于保育总会的经费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更加短缺，难以支付这批学生读高中的费用。于是与当时的教育部商定，改国立十五中为国立荣昌师范。因为是师范学校照贯例是要借应学生伙食费的，这样，保育总会便可减少对该校一千二百五十个学生伙食费的开支。

　　改名后的学校分初中和师范两部分。读师范的学生，多数使用高中教材，但增加了一些专业课如教育学、心理学、测验及统计等。同时，为了照顾这些学生今后的深造，还开设了选修课大代数、立体几何和英语。当时一些老师对这批学生没钱读高中深为惋惜，因为这是经过多次淘汰之后剩下来的一批成绩最好的学生。

　　由于改为师范了，伙食略有改善，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也更高了。他们认为只要有学习的机会就是好的。他们除了完成课内学习任务外，还努力涉猎课外知识。特别是寒暑假，由于无家可归，便成了他们自学进修的好时机，这对大家学业的增进和专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努力，但学习条件却是极差的。主要是没有足够的教科书。三、五个人共用一册教本就算好的了。有些学科完全没有教本，上课主要是靠自己记笔记。而记笔记也有困难，因为买不起笔记本，保育总会偶然发一点学习补助费，同学们便买一点最便宜的毛边纸自己订笔记本。就是最孬的纸，正面记了反面还要记，而且字也写得很小……。也许逸裕可以丧志，艰难可以励志吧。越艰苦大家的学习劲头越大，学习增长了他们的才干，后来他们多数成了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人。

　　但是荣师的学习风气并不是一直很好的。一九四七年以后，由于保育总会已经撤消，这方面的经济来源已经断绝。再加上物价飞涨，伙食越来越差。特别是一九四八年改为省立荣昌师范之后，简直到了饿饭的地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降低。有些师生被迫离校。这时的荣师已经不象一所正常的学校了，故于一九四九年七月，省教育厅便决定把它合并到青木关中学。历时八年的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便结束了。

　　四、 学校的领导和教师

　　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的第一任校长是吴若愚，他是安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属于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他不主张在学校建立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他对流亡到后方来的保育生有同情心，他对学生参加远征军和青年军的行动都不热心。他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任职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共四年多。吴校长后来曾任东北嫩江省教育厅长，解放后在山东大学任教。接替吴校长的是王晓春校长。王校长是安徽铜陵人，系国民参政会会秘书长王晓簌的弟弟，与邵力子有交往，到过苏联，被蒋介石关押过，所说受过刑。王任职期间学生生活略次于吴校长时期。王任职两年(到一九四七年夏)后由全国体接任。全是河南人，北大毕业，原是学校心理学教师，任职一年多。全任职期间，学生生活显著下降。最后一任校长是王兴权，四川忠县人。他属于省立荣昌师范的校长，在王任期内，正是国民党全面崩溃时期，学校混乱，学生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王任职不到一年，因学校合并而去职。

　　第一任教务主任是欧阳师，有学者风度，任职一年即离去。接替欧阳主任的是宋子楷，安徽怀远人。校本部迁卧佛寺后宋任红炉场分部主任直到一九四五年初。宋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到荣昌后的教务主任是殷日炎，江苏人。殷之后是余祖训等人。

　　开办时的总务主任是张民权同志。张主任对学校的建立和师生生活做了大量工作。离校后于一九四五年夏偕同赵翠艇老师以及学生付兆兰等，通过《新华日报》的介绍参加了新四军。后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到重庆，先在市文管会工作，后任市文化局局长，现已离休，但仍担任重庆市中国画院副院长。张主任之后是卓祉宜、李同瑞等任总务主任。

　　纪硕夫是第一任训育主任。此人记忆力极强，点一次名可记认学生上百名，但不久即去世。在荣昌时的训育主任是卢冶愚、滕久恕等，还有负责管理学生的杨骏如等。同学们对这几个人均无好感。

　　十五中和荣师的老师现在知道情况的有如下一些：美术老师赵翠艇，到新四军后，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到重庆，先后在市文联和市工会工作，现已离休。美术老师郭锡禹及师母高治英老师，离开荣师后一直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师，现已退休。美术老师卢光照，解放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出版过画集，现已离休。秦维新(岭云)老师是学校开办时的事务股长，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周书声、郑淑芳二位老师解放后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李乐超老师解放后在青岛海洋学院工作。数学老师张化周、鲁化民夫妇抗战胜利后在北京教中学。英语老师庄麟轩解放后在青岛教中学。体育老师胡进解放后在重庆十一中任教，已去世。语文老师吴乐孟解放后在重庆十四中任教，现已退休。数学老师修容泉，是修建重庆长江大桥时的总工程师。高群老师是当时学校的文娱指导教师，现是四川省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化学老师罗四维现是华中农学院教授，英语老师骆永殿现是四川外语学院教师，生物老师周庆忠现是重庆教育学院教师。以上老师解放后多数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数学老师王振淮，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电业局工作。语文老师郭仲衡解放后是农工民主党重庆市的负责人，已去世。此外还有历史老师王希哲、王国安、语文老师吴希圣、殷馥亭、姚秀芳、王守一，数学老师赵念慈，英语老师石祖泰、查尔西，地理老师关为政、杨云龙，体育老师乔冠石，音乐老师史渭芳，会计苗振华、靳午阳，校医刘一鹏、汪连武等，均不知现在何处。当时有个畜牧研究所住在施济桥附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学校兼课的不少，如王伯镛兼生物课，现在是农林部畜牧局高级工程师。还有樊璞也是兼生物课，现是江西农学院教授。

　　五、学校的政治活动

　　国立十五中——国立荣昌师范的政治活动，从当时当地的情况看，是比较活跃的。学校里至今没有听说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而进步思想则通过四个渠道影响着学生：第一是《新华日报》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赵翠艇老师发挥作用。赵老师一九三七年曾与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她在校任教四年中，一直订阅《新华日报》，后与《新华日报》青年组负责人宋语平同志取得联系，于一九四五年初夏通过地下交通线到了新四军。赵老师在校期间，团结了一批女同学如傅兆兰、黄文芳、翟文清、翟文静等，她们共同学习《新华日报》和该社印发的有关政治学习资料，她们还不定期地座谈当时的时局，这样她们便对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有较正确的认识。比如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国民党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要召收十万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军。当时荣师的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打算参军的同学不少。一位音乐老师还为此写了一首《投笔从戎》歌，歌词说：“阴雨绵绵，愁云弥漫着天空;浓雾濛濛，烽烟笼罩着山川。听，怒江两岸战马长啸;看，桂黔大地中华儿女血染山河!起来吧，祖国的英雄们，侵略者魔掌在挥舞，同胞的血肉在横飞。怒吼吧，中华的英雄们，投笔从戎效班超，马革裹尸上战场!……”这位老师是为了抗日才鼓励学生参军的，因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日本曾进攻过贵州独山。但是，这里德寇正在节节败退，苏军已解放东欧大部分土地，雅尔达会议正在召开。《新华日报》社分析了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形势，指出国民党于这时征募青年军不是为了抗日，而是准备反共。赵翠艇老师根据这个分析便劝告学生不要参加青年军。有些想参军的同学与赵老师周围的同学没有直接联系，她们便通过间接关系去做工作。有些已入伍的同学，也通过各种关系动员他们回校继续学习。如一位姓△的同学入伍后又被同学邀约回校。他现在是一所有名大学的副系主任、副教授。经过这么一番工作，荣师参加青年军的学生了了无几。

　　第二是保育院教育的影响。许多学生在保育院时即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因为许多共产党员在保育院工作过。有些保育院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如泸州川七院，院长是杜君慧同志，教务主任是傅淑华同志，卫生主任是朱宝粹同志，还有刘力生、蒋素瑚、贾岚英、李彬儒同志在该院工作。共产党员任院长的还有川一院院长曹孟君同志，直三院院长赵君陶同志，直一院院长罗叔章同志和杜贵文同志，直二院长段超人同志，川三院院长汪树棠同志，川六院院长张杰人同志等。还有任锐同志、陶承同志(我的一家)的作者)等也在保育院工作过。在保育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对保育生进行了广泛的进步思想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知道重庆《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知道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这些政治上的启蒙教育使他们在对待国家大事上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同时他们还带了一些进步的小册子到十五中来。寒暑假回保育院后往往又受到一些形势教育，这些教育使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敏感性。比如一九四四年七月，当时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同学们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有七十多人报名参加。全校师生以沉痛惜别的心情为这批长期共患难的同学送行。当参军的同学被点名上车的时候，送行的同学中有人发现参军同学名册下面注有发钱多少元，发慰问品多少样等字样。而参军的同学并没有得到那么多钱和物。再加上在场的有个人说(很可能是有意揭露)：一个远征军要抵当地一个壮丁的名额，各乡保都还要交钱(壮丁费)呢。同学和老师听说自己的同学被当着壮丁卖了，因此，送别的悲痛化成了对伪县府的愤怒。当参军同学的车子开走之后，几百学生便向伪县府冲去，要县长出来把事情说清楚。这里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呜枪示威，同学们更加气愤，便冲进办公室，推翻桌椅，砸烂门窗。伪县府的人员则纷纷泡泡溜走。伪县长赵宗炜被迫离职。这件事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是师生长期对反动政府不信任情绪的表露，是一场反贪污反欺骗的斗争。这次斗争给荣昌县城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够印象。胡方泰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带头作用，赵翠艇老师也参加了这次斗争。又如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在重庆改动了一次反苏反共游行，波及到许多大中城市。当时荣昌的一部分中学生，由于不明真象，也搞了一个小小的游行，事先校长王晓春对参加游行与否不表态，实际上是不反对游行。那里荣师学生会主席是胡方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主任、共产党员)同志，他和孙昌金、陆定国、张宝玉几个同学议论了一下，认为那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操纵的活动，决定不予理睬。故这次反苏反共游行，荣师没有一个人参加。再如一九四七年上期一天傍晚，有两个女同学在成渝公路上散步，几个国民党的士兵对她们说些挑逗的话，甚至想动手动脚。这两个同学便跑回学校叙述此事，同学们平时就对国民党的军队有恶感，这事更引起了同学们的公愤，于是就到汽车站，由那两个女同学指认了几个士兵。同学们便把这几个士兵抓回学校，罚了他们的跪，打了他们的耳光。几个伪兵连连认错，磕头请罪，祈求放了他们，最后放了。当时以为国民党的军队要来报复，同学们作好了防御的准备。但他们没有来。在此之前，同学们还和辎汽十四团的士兵作过斗争。同学们之所以敢于同反动政府和军队作斗争，是他们在保育院受到进步影响的结果。在这些斗争中起骨干作用的是胡方泰(陶承同志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张培德、周世远(宜昌市文办主任)、杜善燮(沙市市教育局长)等同学。

　　第三是荣昌地下党组织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如荣昌地下党的敖以彬、何光文等同志与荣师学生许治贵、王炳杯、郭士鹄、关长福等都有过联系。王炳林被发展为荣昌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学习社”的成员;关长福同志在这个时期参加了地下党。这一时期的斗争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的特点是由对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斗争转向对学校当局的斗争。比如安一林、危富元、肖登都等曾贴标语撵军事教官滕久恕(中统特务)，也曾与反动分子李同瑞(国民党荣昌县特委会秘书)作过斗争。特别是当时学校贪污，伙食极差，学生多次进行争生存争温饱的斗争。他们清查了学校的账目，要求学校发学习补助费等。这些斗争都取得一定效果。伙食一度有所改善，学校也曾被迫发过一次生活补助金。第二方面的特点是由一校的斗争转向联合其它学校共同斗争。一九四七年以后荣师进步的学生与县中老师吕宗衡、伯桥中学学生胡长杰取得联系，又与高农的蓝祯伟等取得联系。他们互相交换传阅进步书籍，并与四七年五月四日在荣昌农校召开了“五四茶话会”，会上发出了反独裁争民主的呼声。这时重庆地下党员刘怀忱(保育生)同志于重庆兵工厂工潮之后来到荣师就读。不久，风闻伪县府要在荣师抓人，况能华、安一林等同志不得不暂时离校躲避。第三方面的特点是进步学生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四七年以后，国民党为了打内战，贪污之风更甚，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进步学生已感到不再是争取几个零用钱的时候了，玩不玩迫切要求跟共产党一起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们曾对荣昌城里的“复活书店”有过好感。但真正找到党组织的很少，只有安一林由于刘怀忱的关系在重庆找到党组织，并通过川东地下党到梁山、垫江、大竹一带搞农民运动。总之，这一时期荣昌地下党组织对荣师学生有过影响，但联系面较窄，故出现了一些进步同学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当然，这是地下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

　　第四是民主党派的影响。一九四五年前后，以郭仲衡老师(章伯均的妹妹章伯骏的爱人)为首在学校建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大同盟”支部，参加的有数学老师王振淮、语文老师李穆三、郝仲凡、牛树禾和历史老师王希哲;学生参加的有胡方泰、周世远、张培德等。这个民主同盟支部的成员在师生中广泛揭露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明确表示中国不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和一个政党。有三民主义也有共产主义，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国民政府也有延安边区政府。这个组织的活动在开阔师生的政治眼界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冲击了部分师生的教育救国和读书救国的观点。

　　在文化活动方面，荣师学生中有许多读书会和壁报社，其中“三三读书会”影响较大，会长先是杜善燮后是周世远。胡方泰、况能华、祝文霞、赫慈珍、代金容、刘毅等都参加了这读书会。这是一个群众性的进步组织，以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为主要活动内容。此外，胡方泰、周世远、乐起鸿还组织过一个秘密的“动向”社，刻印过以分析国内政治动向为主的《动向》小报。十五中——荣昌师范的学生还演过许多进步话剧如《日出》、《雷雨》、《北京人》、《寄生草》、《重庆屋檐下》、《升官图》、《第五号情报员》等，胡方泰、孙昌金、张宝玉、翟文静、王亚泉等是这方面活动的骨干。

　　这所学校是在“皖南事变“后成立的，直到它结束，都处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之中，到底当时有哪些共产党员在学校工作过，现在尚不清楚。不过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十五中——荣昌师范算是一所在政治上受反动派控制较松的学校，也是进步思想比较普及的学校。比如阅读《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在师生中是普遍的事。有一次两部分学生发生冲突，有老师劝解说：你们双方都在看《新华日报》。同学们听后便不再争斗了。

　　六、 师生大分散

　　这个学校收生很严格，成绩没达到标准它是不得录取的，但入学后流动却不受限制。同学们要参军，要转学，或因经济困难要出去找工作等都可以。比如开办时的初一年级将近四百同学，三年后升入师范一年级的只有八十四个人了。在那战争年代，这些同命运的青年人，聚会虽无意，离散却伤情，就是少数同学的离去也给大家带来许多惆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的胜利终于在同学们长期的盼望中降临了，这意味着这些被敌人炮火的鞭子驱赶到巴山蜀水来的流浪者，将要随着胜利的到来而经受离愁别恨的折磨。他们从天涯海角聚合在白象山麓，又从白象山麓分散到天南海北。

　　一九四六年六月，绝大部分荣师的学生由保育总会发给“保育生升学证”复员回乡。复员的学生先到重庆，然后分两路东下：一路地木船顺武汉;一路坐汽车由川湘公路经湖南到武汉。武汉，这是抗战初期这些学生在此停住过的地方。当时在武汉是一派高涨的抗日救亡景象，而这时的武汉却弥漫着内战的阴云。这不禁使同学们黯然神丧。所谓胜利还乡，只不过是一个甜蜜的梦而已，其实是更加苦难的开始。

　　同学们到武汉后都暂住在武昌震寰纱厂第一难民招待所，等待车船分别北上和东下回原籍。自古游子多离情，武汉成了后惜别的地方。

　　回原籍的同学多数继续读书，湖北省的男生被分配在宣都师范就读，女生被分配在武穴师范就读。河南省的同学被分配在灵宝师范就读。浙江省的同学被分配在杭州师范就读。安徽省的同学被分配在当涂师范就读。其它各省市也都有所安排，但这时学习条件和生活状况，并没有因胜利而有所改善，想反的，比在荣师时更为窘迫。

　　随着同学们的复员，原有的老师也大部分离开荣昌。

　　复员之后，荣师还留下一部分学生。他们有的是外省人但还未找到自己的家，有的是四川籍的同学。各班人数都很少，学校显得有些萧条。这里保育总会的工作已经结束，各保育院交给社会部管理。社会部将保育院合并后改称育幼院。育幼院仍有少数小学毕业生被送到荣师读初中。但一九四九年七月只有两百多人合并到青木关中学。

　　“一唱雄鸡天下白”，这些同学到青木关后只有五个月便解放了。解放后他们有的参军，有的参加革命工作，有的被安排在大足、铜梁一带任教。

　　流年似水，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荣师的老师不少已经与世长辞了，尚在的多已年逾古稀。荣师的学生如今都是五十左右的人了。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当年他们刻苦学习，努力拼搏。如今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讲师，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了出色的文艺工作者，更多的人成了党政部门的工作骨干，当然也有不少同学是培育人才的园丁。所有荣师的学生，不论他们在长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荣昌都是非常留恋的。那亭亭的塔影，那巍峨的佛寺，那施济桥头朦胧的新月，那濑水河上轻盈的扁舟……。所有荣昌的河山风貌和城垣街巷，都清晰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都希望荣昌繁荣昌盛，永远昌盛!

　　陆志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修改于重庆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