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
南京国民政府曾在大通创设“国立第十六中学”,为什么要在这弹丸之地的长江江心的和悦洲上设立这所中学?这所学校此后经历了那些变故?铜陵本地的大通人为何都不甚了解?鉴于此,我开始相关考证,终于弄清它的前世今生。
由黄炎培呼吁创建
大通作为明清时期安徽著名的“四大商埠”之一,其清末民初时期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介绍: 1914年黄炎培考察大通时,当时的大通共有和悦初小、大通初小、大通高小、创善堂小学(大通八大商帮之一的“两湖帮”创办)、福音堂(美国教会)小学,和悦中学、大通中学、大通市中学,大通女子学堂、天主教(西班牙教会)学堂、圣公会(英国教会)学校等十几所学校,另有私塾20多个。
黄炎培曾于1914年2月开始,以上海《申报》记者身份用了五个月时间,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的教育发展情况。正是这次考察让他看到大通当时教育事业发达,因此考察结束后他便向政府建议:大通通和两岸居住着十万多城市居民,商业繁华、教育事业发达,生源充足、师资力量丰富,政府可在大通和悦洲上设立一所中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因其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之前又曾任过江苏省教育司长,其建议不仅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并很快被采纳。于是,1914年秋,国立第十六中学便在当时的大通市德国洋行买办出资兴建的教堂及其教会学校(因其教会资产在辛亥革命之后收归国有了)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来了。在大后方坚持“为国育才”
随着1937年7月 “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中日双方相继在华北、华东地区展开交战,仅1938年就先后有山东、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沦陷。而在这些地方沦陷之前,南京政府就要求教育部指令这些区域内大、中学校内迁至大后方,组成国立大学、中学。据史料介绍,当时全国共有国立中学33所,于1938-1943年间从沦陷区中迁至大后方的就有 22所,国立十六中也在其中。
据史料显示,随着华北、华东广大地区逐渐沦陷,一时间导致无数孤儿流离失所。为拯救难童,以宋美龄为首的各界人士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难童送到大后方开展保育工作。1938年初,一战区军人子女、家属组成的第三中山中学班和国立十六中分别从山东和安徽大通迁至湖北武汉市。因武汉会战即将开战,从各战区蜂涌武汉的军人子女、家属和国立十五中、十六中近不得已也只好相继迁至四川境内。同年10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因武汉会战开打也迁至重庆。在保育会和中共南方局代表邓颖超帮助下,入川的军人子女、家属组成四川第二、第六两个保育院在永川县松既镇、临江场正式设立;一战区第三中山中学班并入国立十六中和国立十五中则在永川县城和红炉场重新复课。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安排下,一战区第三中山中学班在永川县中复课,校址位于县城北山公园。县中建有纪念杜香樵先生别具风格的德教祠与杜公亭。杜系永川县中开办新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校园中建立纪念他的祠堂与亭子,足见其在当地颇有声望。因县城北的北山上多桂树,又育有郁郁葱葱的香樟和许多奇花异草,四时青秀,故又名桂山。每到秋天,浓郁丹桂,不分日夜,花色灿灿,树影姗姗,芬芳四溢,妩嵋迷人。尤其仲秋月夜,树影婆娑,夜景分外幽静,所以“桂山秋月”成为古 “永川八景”之一,甚为有名。其时,一战区第三中山中学班共有学生114人、教师22人,校长叫张修高。师生中大多是东北人,少数是华北人,学生都享受战区生甲种待遇(即衣、食、住及零用钱均由国家供给)。
1939年春,国立十六中共有学生1000多人,校长叫樊树芬,是湖北武汉人。女生部主任张金光(湖北人),职业部主任傅贤杰(湖北人)。校本部及女生部设在合江县桂溪园,留学归国的江苏人龚慕兰是分校校长。一战区第三中山中学班就是此时停办并入国立十六中的,改为国立十六中高中部。分校校长仍是张修高(安徽无为县人,硕士学历),万载芳(湖北人)任教导主任,训育主任是查振律(安徽人),教师有田盛军、穆鸿勋、吴宗涵(东北人,曾留学俄国)、王德敏等。学生仍多是享受战区甲种待遇、华北战区流亡而来的军人子女和家属。直到1942年春,国立十六中校本部迁至永川与高中部合并,但女生部、职业部仍设永川县城万寿宫和茶店场。职业部学生为保育院直接输送到校的,仍享受保育生待遇。为照顾地方关系,也收有几个当地学生,但其学杂费自理。
学校除设文化课外,还设有农业科,如园艺、作物、肥料、病虫害等专业技术课,很受学生欢迎。由于膳食费少,加上物价不断上涨、管理不善,其时师生连饭都吃不饱,更不消说副食营养了。他们通常是早上稀饭能照见人影,中餐每人一市斤干饭(食堂分饭时还向内泼米汤);晚餐每人十二两(十六两制)干饭不能正常供应。多数在校生三年没添过一件衣物,没有一分零花钱,整个夏天打赤脚,头发长了自己剪,颈后头发同学互相剪。尽管生活艰苦,但学生们仍能克服许多困难顽强学习,以备学成报效祖国。职业部改初中二部后,主任仍是孙以伟,学校自此加强生活教学管理,制定严明的校纪校规,校风很快得到好转。
国立十六中在迁至重庆永川大后方期间,因受 “教育至上”、“教育救国”等思想影响,教师教学认真,辅导学生极其负责,深受学生尊敬。教学之余,师生们常聚在一起同唱悲愤、激昂的 《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游击队之歌》和《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抒发怀念故乡亲人的感情及爱国热忱,颂扬抗日将士的丰功伟绩,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加之那时的学生勤奋,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1945年秋,及至日本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学校队白天组织召开盛大的庆祝大会外,晚上还组织广大师生举行火炬游行仪式,放鞭炮、呼口号,人人欣喜若狂,个个热泪盈眶,表达胜利的喜悦!此后,全校师生于1946年7月为声援昆明学生要求严惩杀害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的凶手,在永川县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响十分强烈。
抗战胜利后返回故里
随着抗战胜利,内迁学生于1946年秋纷纷要求返回故里,国立十六中也不例外。教育部根据师生返乡里程发放返程路费,对那些无家可归、或与家中未取得联系的师生及当地未毕业学生则全部并入重庆二中,教师继续任教、学生继续深造。国立十六中的校产由永川县政府接收,其大部分师生奉教育部命令迁回大通和悦洲原址,未完成安排的师生回安徽大通市继续办理工作、学籍交接手续,直至当年秋国立十六中回迁工作正式宣告结束。
1946年8月,国立十六中末任校长夏赓英、教务主任吴本英率领100多名师生回迁大通和悦洲原址后,报请安徽省教育厅批准,更名为“安徽省立铜陵中学”。1947年3月,夏赓英向安徽省教育厅汪厅长请辞安徽省立铜陵中学校长,由吴本英接替担任第二任校长。1954年因长江流域遭遇全流域特大洪水,安徽省立铜陵中学绝大多数校舍全部在洪水中被冲毁,已至其办学条件十分恶劣。及至1956年铜陵正式建市,原省立铜陵中学初中部大部分迁到市区,成为铜陵市第一中学;其初中部小部分与教师进修班迁至铜陵县城,成为铜陵县立中学(现为铜陵义安区铜陵中学),其高中部则迁至贵池中学。
可喜的是,当年从大通和悦洲国立十六中原址迁出的铜陵市一中、铜陵义安区铜陵中学、池州市贵池中学与重庆市永川县国立十六中原址上复建的北川中学,如今都是两省市示范中学和名校,仍在为我国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栋梁之材。更让人感动的是,铜陵市一中与重庆市北川中学两校联手多次到大通和悦洲上的国立十六中原址上进行寻根,开展新入学教师校史教育,传承国立十六中办学精神,定可告慰黄炎培先生当年在大通设立国立十六中为国多培养人才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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