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抗日政策及团结斗争的统战方针
来源：黄土情联谊会    2020-08-24 11:12:38

　　一  “少数民族解放灯塔”

　　1939年春，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要管陕甘宁青绥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春，西北工委在讨论制定《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委员会里边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回回不能算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回回宗教徒。就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进行讨论。高岗、王若飞、李富春等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在回、蒙族地区工作过。高岗在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工作期间，为制定民族政策，曾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发言中摆了大量论据，说明回回是一个民族。经过会议讨论，从大量历史资料中说明，我国回回是元代时从波斯等地来中国的回回人，也有唐宋时来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回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和汉族通婚及历史上强迫汉人入回教等原因渗入大量汉人成份。肯定了回回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纯属回教徒。认统一后，制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毛泽东审阅时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他在《提纲》中补充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就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更全面地指明方针。这个提纲后经中央书记处基本同意，发至各级党委。

　　同年7月，西工委又提出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上报中央印发各级党委。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不仅西北工委和边区党内，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受了旧社会遗毒的影响，认识不统一。蒋介石集团极力反对民族团结，推行大汉族主义和压迫民族政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断言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各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个“国族”的大小“宗支”、“宗族”。回回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也不承认蒙古民族，说蒙古民族是“边民”，蒙古民族问题是所谓“边疆问题”。

　　日本的侵略魔爪伸进内蒙搞什么“独立”政权。内蒙东部沦陷后，白军向宁夏发展，并派特务、汉奸，企图策动回族上层中一些人成立“回回国”，诱骗回族搞分裂，闹“独立”，企图借机侵占整个大西北。

　　以张闻天为首的西北工委和以高岗为首的边区党委，为对少数民族问题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注入了大量心血。他们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为制定两个“提纲”提供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统一了认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汉、贾拓夫、高岗等做了大量的具体调研工作。他们都在蒙委和民委工作过，对蒙、回民族的情况比较熟。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民族团结，各民族关系一直很融洽。在陇东、三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了自治乡、自治村。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有蒙、回族同胞参加。在抗战期间，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很活跃，成为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范，被少数民族誉为“边区是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1940年3月底，延安建立“蒙古文化促进会”，高岗为大会主席和大会通过的“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大会通过了高岗、贾拓夫提出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纪念堂建成后，于7月4日，隆重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会，高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早在1939年，日军侵华步步深入，归绥(即呼和浩特)、包头失陷后，成吉思汗陵墓有被劫的危险。于是确定移灵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解放后又移回原地)。移灵途经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时，延安举行隆重祭奠仪式。延安各界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祭奠。高岗出席祭奠大会，对成吉思汗给予极高评价，他在祭文中说：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杰”和“宇宙巨人……古今无匹”。

成吉思汗祭奠仪式在延安举行

　　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这样隆重祭奠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震动很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共同抗战、共求解放的斗争中，激发启迪了蒙古民族发扬骁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继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于10月召开了延安清真寺落成典礼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本来延安的回民不多，但是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体现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边区中央局和政府出资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并聘请阿訇担任清真寺的教长，毛泽东题写了“清真寺”三个大字。这座清真寺当时在延安可以说是工程壮观，装钸清雅的第一流建筑，对广大回民同胞影响很大。可惜的是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放火烧毁了，也正是国民党无视少数民族的例证。

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题字

　　1941年春，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工委的工作任务移交西北局。7月，西北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兼任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边区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任主任。

　　高岗指示组织部调配得力少数民族干部到民委工作，并把民族工作列入西北局议事日程，经常督促、检查民委工作，要求各部门支持、配合民委工作，不折不扣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调动少数民族抗战建国、共求解放的积极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公敌。

　　为了团结东方民族的力量，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世界反法西斯阵营。1941年秋，朱德、高岗等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中央批准后，9月在延安召集东方各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备成立“大同盟”的有关问题。到会的代表有国际国内的团体20个，代表21人，通过召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高岗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大同盟”的宗旨在东方各民族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10月30日，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各民族组织有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回、蒙文化促进会、日本反战同盟等团体和18个民族的100多位代表出席大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绪和战斗气氛。毛泽东、朱德、高岗冒雨出席大会，并分别作报告、讲了话。大会宣布“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并选举出“大同盟”执行委员会，朱德为主席，高岗等选为委员。大会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统治。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早在1936年高岗率骑兵部队和一批干部进入伊盟和盐池地区时，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提高。在蒙古民族中发展中共党员，办训练班，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开辟陕宁蒙边区革命根据地。1939年春，高岗致赵通儒的信中说：“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认真的培养一些蒙民所拥戴的蒙人干部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要从政治上大大提高民族同胞的积极性，坚持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厉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目前伊盟工委最重要的任务。”

　　1941年10月，西北局决定成立民族学院，高岗兼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处长。高岗亲自参加讨论和制定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突出了中国革命和抗战形势的需要，着重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和研究。民族学院根据高岗的指示，对学生重点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少数民族团结抗日、共求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中国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方针的教育;文化知识和时事政策的教育。高岗亲自给民族学院学生讲政治课。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恰当，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受到好评。学生说：高院长理论不深，不咬文嚼字，讲得好听，对蒙古风俗习惯、人情、历史都很熟。

　　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在延安的各大、中学都有少数民族的学生，有的学校设立少数民族学生班和部。民族学院成立后，将各个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都集中到民族学院，按程度分别高级、中级、低级班组，因年级和程度施教。高级班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时事政策。低年级课程有政治常识、文化、历史、地理、数学等课。年龄大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编一个研究班，如杨静仁、云北峰等在研究班学习。全院共有学生400多名，蒙族最多，其次回族学生也不少，还有藏族、彝族等。民族学院的学生有起义过来和收编民族武装的干部、战士和农牧民青年。这所由蒙回等7个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革命学府，对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以及建设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和经济建设领导干部及文教干部。

　　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院长特别重视民族学院学生的生活给养和教学设备。他指示院务领导，设法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他说对民族学院学生应本着“特殊点、优待点”的原则进行安排，吃粮标准要比其他学校高一点。规定每月每人多供10来斤白面，服装每人每年二套单衣，一套棉衣，而其他学校每人每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照顾民族习惯风俗，举行庆祝活动，进行会餐、跳舞等，高岗经常和民族学院学生一起联欢、打球、跳舞。

　　高岗要求民族学院，不仅要办成学习革命知识的学校，还应该是一所工作的学校和劳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我党创办革命干部学校的优良传统，要有良好的学风、校风和作风。他亲自参加修改、审定学院校歌。学院的师生员工遵照高岗的指示，不仅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自尊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工作实践活动，培养了实际工作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如学生自己动手打窑修房，种地打粮，砍柴烧木炭，在生产劳动中锻炼意志，提高能文能武的本领。在大生产运动中，民族学院学生开荒种地，收获大量粮食和蔬菜，中央领导称赞民族学院学生“都是好劳动”。

　　民族学院还是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根据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长，利用课余时间，积极组织文娱活动，自己编创的歌曲和秧歌剧，在过新年、春节等节日进行表演和拥军优属慰问演出，表现了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喜闻乐见的节目受到群众的好评，得到延安文艺界的称赞。

　　1943年10月，边区召开回民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回民地区有关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春，报经中央同意，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移到定边，这里紧挨伊盟和宁夏，在这里蒙、回居民较多，可以直接与蒙回民接触，参加一些具体实际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提高。

　　在民族学院这座革命焰炉里，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学习，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觉悟和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对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提高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的理解水平。民族学院不少学生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民族学院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前线及革命需要的地方，有的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为各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  贯彻团结斗争统战方针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不仅在汉人地区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维护了我党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高岗在边区担任领导工作中，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战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以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原则，不断调整和变通、灵活地贯彻执行团结抗战方针、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西安事变前，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华北部分地区后，准备以“内蒙作为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及西北抗日力量的前进阵地”，内蒙古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党中央曾经提出民族“自决”、“独立”的特殊主张，号召内蒙人民与全国人民、外蒙人民以及苏联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侵略者。共产党与苏维埃红军实行“赞助内蒙人民的事情由蒙古人民自己管理与决定，无条件的废除一切军阀对蒙古人民的压迫”的政策。应用一切办法，向内蒙古人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内蒙的事实和灭亡蒙古的危险，促起蒙古民族的觉醒，进行民族解放斗争。1936年冬，以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高岗两次向中央报告，对蒙民的动态作了具体分析，对内蒙工作政策提出调整意见。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中央于1937年2月在给民委和高岗的复信中，根据高岗的意见，对内蒙工作做了调整，指出蒙古工作的中心，应该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人民拥护傅作义抗战，动员内蒙人民联合起来参加抗战，给前线物资帮助和组织慰劳团去前线慰问。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对汉人军阀”并提的策略，否则会使蒙民与正在抗日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处于对立地位，使蒙民不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复信中赞同高岗信中“华北只依靠蒙人抗击日军力量不足”的观点，必须争取汉人军官主张坚决抗日派，纠正了“亲红派”和“联红抗日”的说法，帮助蒙汉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们的力量，用以抗日的名义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更易于团结广大蒙民。吸收蒙民中的开明王公参加并主持抗战工作，蒙人的事情由蒙人自己决定，我们只给帮助，出主意，不得使民族仇怨加深。为团结蒙人抗战，不仅将盐池归蒙人管辖，而且对蒙民要回土地的纠纷，应持调解态度，说服双方，在不妨碍感情之下，帮助蒙人索回土地。

　　民委、高岗的报告和中央的复信，对内蒙工作进一步拨正航向，奠定了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从而，内蒙出现大好形势，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隶属，动员千千万万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御辱，把日军赶出内蒙，决不给日军当亡国奴。

　　“七七”事变后，进一步改变了政策策略，以蒙汉联合抗日为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发动蒙古各阶级的抗日运动的广大潮流，实行对蒙人中较有影响、威望的人都争取的政策，瓦解日军在华北的力量，动摇其基础，将原来“打倒蒙奸德王”的口号，改为“要求德王抗日”，望德王回头抗日。同时，对德王进行公开批评，以使蒙古民族认识反动民族运动与革命民族运动的区别。动员口号：“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蒙汉联合，抗日援绥，保卫绥远，保卫蒙古!驱逐日军出绥远!”“蒙古人不打蒙古人!不打抗日军!不替日军当走狗!”

　　高岗尊照上述精神，遂与绥远、宁夏和榆林当局之间，相机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他们仍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对蒙人苛税剥削、武装镇压、不许蒙人有抗战的自由和阻挠蒙汉联合抗日的做法，他本着抗战第一的原则，对蒙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采取批评和斗争及协商调解办法解决之。

　　在回民地区坚持实行“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治(此前“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无条件赞助与拥护回民的解放运动，直到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回民地区实行“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回汉民族的团结)。

　　1941年春，内蒙新三师(属傅作义部)主要领导白海峰、乌兰夫要起义，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刘瑞森回延安向高岗汇报新三师的情况后，高岗当即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起义。因为这支部队，名义上是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是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他说：“边区经济很困难，暂不起义还能领取国民政府的给养，一起义打起八路军旗号，不仅断绝国民党的给养，同时对于国共合作也不利，给敌人造成反共的口实。”刘瑞森回去传达了高岗的指示后，有些人接受不了，就连乌兰夫也不同意。他亲自回延安汇报，高岗说：“让白海峰也回来研究”。随后高岗同白海峰、乌兰夫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高岗的意见。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一些同志才认识到当时高岗的指示是正确的。

　　同年冬，高岗派周仁山、田万生先后到阿拉庙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的统战工作。临行时，高岗分别找他们谈话、交待任务，并让赵通儒和章文轩结拜，逐步解决荀池、大池的运盐问题。田万生根据高岗的指示，到阿拉庙住在章文轩的亲戚家里，让他的亲友转告章文轩：赵通儒要同他结拜。章文轩也想同共产党拉关系，他欣然同意和赵通儒(中共伊盟负责人)结成“安达”。然后，周仁山、赵通儒、田万生和章文轩结为把兄弟，拉上了关系，开展了蒙人上层统战工作。后来，章文轩被他们内部人杀了，高岗严厉批评了伊盟负责人赵通儒等人，说你们工作不深不细，给敌人造成口实，影响党的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调集军队进驻伊盟，破坏蒙汉联合抗战，西北局及时对伊盟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调整了政策，指明了对付国民党顽军的策略。国民党军进驻前，对蒙人实行拉拢，陈长捷、何文鼎部进占伊盟后，和共产党、八路军对抗，妄图征服蒙人。高岗主持西北局会议，多次讨论制定发动蒙人，对抗“陈何祸蒙”的政策和策略，指示伊盟工委要争取上层、中层人士，下层不必著名地进行活动，打击顽固分子，保护进步人士。高岗针对“陈何”所实行的“一拉一打，软硬兼施”的伎俩，杀害进步人士，镇压扎旗王府，赶走沙王的罪行，指示伊盟工委在反抗“陈何运动”中，应在蒙人中提出“救沙王”、“救蒙古”、“为XX(被敌人杀死者)报仇”，“粮食藏起来，不给何文鼎”，“牛羊藏起来，死也不交出”，“不让陈何的兵抢夺蒙人地”，“拿起枪来保护蒙人命”，“抗日先保蒙”等口号，广泛宣传，动员蒙人反抗陈长捷、何文鼎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伊盟七旗蒙人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指出“蒙人一条心，千军万马也难敌，不怕陈、不怕何，只怕蒙人不齐心”，“蒙人不来打蒙人，蒙人一条心，合力来救蒙”，要以蒙人口吻，编成歌曲，利用蒙人善歌的优势，到处唱起来，激励与提高蒙人坚持斗争的情绪。在反抗陈何的斗争中，要告戒蒙人小心上日伪的当，要对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搞好统一战线而避免多树敌人，共同对付陈何。伊盟工委根据上述指示，做艰苦细致工作，起到团结蒙人，使陈何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争取上层人士，高岗亲自给惠中权写信，要惠中权、赵通儒、郭秉坤等做沙王的争取工作，并让他们和沙王结拜兄弟，提出：

　　1、向沙王解释国民党的一切黑暗的反动罪恶，不要上国民党的当，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骗你们蒙古人的空头支票。如果这次事变没有八路军和共产党，你沙王还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吗?(沙王是扎萨旗王爷、伊盟盟长，被陈长捷赶下台，赶出境，得到共产党、八路军援救)把道理向沙王解释清楚，打破沙王对国民党的幻想。

　　2、我们不要一下子企望沙王就坚决依靠我们和反对国民党。现在沙王怕我们把他染“红”，我们就不要勉强出席他们的谈判会。现在他既和国民党谈判了，我们要做他们的“幕后人”，给他们出谋定计，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去榆林、陕坝，坚决要国民党军队离开伊盟。口号是“蒙人的事蒙人办，蒙古的民蒙人管”。说明依靠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如沙王来延安时，我们可以给他供所有人数的冬衣，可以发他100支好枪，给他粮食吃。

　　3、在蒙古人中必须进行中下层人士的工作。郭秉坤、赵通儒和你(指惠中权)，可以和沙王的老赖连长、毕团长、阿委员等拜为把兄弟，建立深厚的朋友感情。在谈判时，经过老赖连长、毕团长等的口，向沙王提出对国民党强硬的条件，坚定沙王，不要沙王动摇妥协。

　　4、对乌审旗鄂宝山，可以叫他来延安，对其应很好待遇，回去把那素的遗言，要翻译为蒙文送给沙王看。

　　5、对伊盟各旗上下层应想办法经过沙王进行工作，揭露国民党一切欺骗，号召各旗上下团结一致，在沙王领导下抵抗国民党压迫。坚持保护蒙人自己的利益，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历史上压迫蒙人的罪行广泛向各旗蒙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