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影像一 各族人民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
▲身着“协和服”(日本殖民者别有用心设计的伪满官员服装)的两个人,实际上是陈翰章、郎殿甲两位东北满族抗联英雄。战斗结束回到敦化后,为共庆胜利,永志纪念,陈翰章与郎殿甲在敦化“日新写真馆”合影留念。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
1935年9月至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十一军相继建立。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不少少数民族同胞担任了领导职务。例如,第二军第五师师长陈翰章是满族;第三师指挥部的安得有和元宝是鄂伦春族;第三师师长关化新是满族,政治部主任黄玉清是朝鲜族;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是白族;第六军政委张兰生是满族;第七军军长李学福是朝鲜族;第八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金根、第九军政委李照山(又名许亨植)是朝鲜族。
至于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那就更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中都有朝鲜族战士,其中第一军和第七军的朝鲜族战士约占一半,第二军中除朝鲜族战士外,还有不少来自朝鲜的战友;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九军、第十一军中都有鄂伦春族战士,其中第六军有一支约40余人组成的小部队,战士全是鄂伦春族。
东北抗日联军是由汉、满、回、朝鲜、白、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人民共同组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共毙敌伪18.37万人。
影像二 达斡尔族情报员:草原上的猎鹰
▲达斡尔族抗日英雄哈斯巴特尔与妻子撤尔普乐玛的合影。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以达斡尔族为主体的情报工作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斗争。
情报组中的达斡尔族人有很多共同特点,他们大多是从苏联、蒙古、日本留学归来的,懂两到5种语言。他们当中有潜入敌人要塞执行任务,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年轻生命的孤胆英雄苏和巴特尔;有在日本屠刀下英勇就义的李侠式的女英雄海瑞;有视死如归的情报组副组长哈斯巴特尔;还有13岁就打进日伪政府机关担任机要打字员的少年女英雄马茹西……
20多年中,情报组成员逐渐成熟,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使命。他们先后渗透进一些要害部门,如伪满皇宫、伪兴安北省政府等,在中苏边境西段的陈巴尔虎旗、中苏边境东段的三河站等地建立起情报小组,还在中蒙苏之间建立起8条情报交通线。他们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影像三 鄂伦春族抗日战士
▲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抗联前身)第四军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大罗勒密沟里陈家亮子成立地方人民自卫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东北地区,对世代居住在那里的鄂伦春族采取了“不开化其文化,持续其原始生活,不使其归农,当特殊民族实行隔离,构成其独立生活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的政策,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致使鄂伦春族生存状态步入绝境,人口锐减。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鄂伦春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坚决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
1941年,王明贵率领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三支队将士进入当地,还依照鄂伦春族的风俗习惯,与鄂伦春族猎人盖山等人结拜为抗日救国的兄弟。参加结拜的11人中有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朝鲜族和汉族。结拜的誓词大意是:“结拜抗日救国的义兄弟,生死的兄弟,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抗日救国,谁也不暴露,谁也不投降。”
鄂伦春族同胞不畏日本侵略军的残酷迫害,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带路、送信、运粮、侦察敌情,配合抗联攻打据点。许多鄂伦春族猎人还直接参加了抗联队伍。当时,抗联第3、6、9、11路军中,都有鄂伦春族战士。他们作战勇敢,能骑善射,熟悉大小兴安岭的山川地形,用生命和鲜血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影像四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
▲照片中的长者叫朴顺单,朝鲜族,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三安村人。她的父亲曾是抗联指导员。在家人的影响下,年幼的朴顺单经常给中共汪清县委和抗联传递情报。长大以后,朴顺单选择嫁给一位抗联战士。她手中的照片就是她丈夫的生前留影。
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陈列的60多位抗日将领和著名烈士名录中,留下了许亨植、李红光、李学福、李敏焕、李福林、李龙云、李悌淳、李一平、李风善、安顺福、徐凤山、金正国、金根、韩浩、韩震、权永碧、朴振宇、朴翰宗、朴先锋、柳万熙、赵吴善等朝鲜族烈士的英名。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族战士占了绝大多数,第一、七军中朝鲜族战士也约占半数。当时,每3至5名抗联战士中,就有1名朝鲜族战士。据文献记载,整个东北地区约有6万名朝鲜族青壮年先后从军,而牺牲者达半数之多。
1986年8月,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参观时,抚今追昔,感慨良多,遂题诗一首:“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红心振双翼,延边正起飞。”
影像五 蒙古族的抗日斗争
▲照片摄于义勒力特努图克(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记录了抗战时期当地蒙古族儿童团员执勤的情景。
1932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绥远成立了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大同盟。1933年,土默特旗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官兵开赴察哈尔前线,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哲里木盟奈曼旗蒙汉群众为反抗日本统治者,组织了500多人的抗日救国军。1936年2月21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因不满德王勾结日寇、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发动武装暴动。
1937年10月,由百灵庙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蒙旗保安总队在大青山以南黑河沿岸驻防。在日伪军进攻归绥时,他们以装备简陋的一个团,迎战武器精良的日伪军,坚持抵抗两昼夜。在归绥,共产党员杨植霖、高凤英(蒙古族)等人组织了蒙汉抗日游击队,在归绥周围和大青山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9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后,该部被编成八路军察绥支队,参加了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
1939年秋,由李森、贾力更、高凤英等蒙古族干部领导的蒙古抗日游击队成立,其中大部分战士是土默特旗的蒙古族子弟。他们袭击和林县伪骑兵团、归绥县保甲团、归绥一区耿家营子伪蒙军军马场等,屡获胜利。
没有参加抗日武装的蒙古族群众也在尽一切可能支援抗日斗争,他们有的搜集情报、购买军用物资,有的照顾伤员、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甚至有的寺庙也成了抗日联络点。一些蒙古族王公和伪政权中的上层人士,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积极支持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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