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
来源：青海党史网上陈列馆   2022-12-14 09:11:42

　　藏族是我国一个富有斗争精神和爱国精神的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藏族聚居的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虽然处在大后方，但是广大的藏族人民仍然以各种形式参与了这一伟大的抵御外侵的爱国斗争。如果说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各民族人民以血肉之躯和巨大牺牲建成的丰碑的话，那么，在这一丰碑中有藏族人民添的砖、加的瓦。

　　一、反对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分裂祖国统一的企图，为全民族团结抗战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藏族人民对抗战作出的最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如同对东北各民族，华北蒙古族、回族采取分裂阴谋一样，对藏族也采取了拉拢政策企图造成边疆危机，从而达到一步步吞并全中国之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拉拢的主要人物是九世班禅。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人将手伸进了内蒙古地区，九世班禅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于10月11日赶赴锡林果盟，号召内蒙广大人民奋起抗战，保卫家园。1933年5月当班禅闻知热河被日军所占时，随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势力，攻我榆关，揆彼用意，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己，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向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五月一日起……祈祷和平。”并决定亲赴热河宣传抗日。当时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劝其勿往，但班禅毅然来到了热河乌盟达罕贝勒等地，带领僧侣祈祷长城抗战的胜利。由于班禅的宣传活动。不仅使广大蒙藏群众的抗日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它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阴谋到处碰壁，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加紧对九世班禅的活动。“屡次潜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与中央分离之局面”。然而，所有煸动，挑拨以及拉拢均遭到班禅大师的拒绝，对此有人评价说“九·一八”国难后，日本用种种办法，煽惑其间，而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功也”。

　　二、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向政府请缨杀敌，这是藏族人民对抗战作出贡献的具体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的藏族人民无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们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0月7日在南京的藏族人士就积极商讨抗日大计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并作出决议：(一)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二)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作战方针;(三)电粤息争，共同抗日;(四)发布“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宣言”;(五)为国难告康藏同胞书;(六)电十三世达赖喇嘛早日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

　　康藏同乡抗日救国会是藏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先声，在它的带动下，在京的藏族同胞纷纷加入各种团体，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除此之外，广大的藏族群众和许多宗教领袖在国难当头之时，纷纷起来宣传抗日或向国民党政府通电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如西康一活佛在给政府的通电中所说：“警耗传来，我等痛怆至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驱逐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跡其居心，缘以垂涎其久，宿望至殷，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壁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斥，以我等老耋无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当“一二·八”日寇兵犯上海时，西藏各大寺数万喇嘛同为抗战胜利祈祷，诅咒侵略者。僧俗官员专门到南京，加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转达西藏人民对抗战的支持。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藏族人民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当时主持西藏政务的热振活佛带领广大僧俗群众，在三大寺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祈祷活动。“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亡咒继续纠涌得最后之胜利”。

　　三、藏族群众积极报名应征，为报效祖国而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方告急西康藏族人民纷纷请缨，要求开赴前线杀敔报国。当时松潘关外24部落30万藏族同胞专门派出了请缨杀敌代表团，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宣言》，指出“全国亲爱的同胞们：自从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民国二十年挑动‘九·一八’事变后，强占我国的东北四省、屠杀我们的无辜同胞，凡为黄帝子孙者，无不痛恨日本兽军的残暴。敝团代表三十万番民向政府诸公及抗战将士致敬，同时愿追随全国同胞之后，于陈委员长的指挥之下，共负保土卫国的责任。我们三十万番民虽居边缘之地，知识比较落后，但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在第一期抗战中，我们没有尽到国民应尽的责任，但在第二期抗战中，我们决不放弃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很知道在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决没有幸存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边地已经武装了十万强壮的青年番民，只要政府给我们一个杀敌的机会，就可以很快的动员我们所有人力与物力。全国亲爱的同胞们，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全靠这最后五分钟的努力，起来吧!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能实现上前线杀敌的愿望。但他们的心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西康藏族人民请缨活动虽然未能实现，但藏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现在抗日战场上，为抗战作出了牺牲。藏族同胞参加前线抗战主要是这样两部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参加抗战。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许多优秀的藏族青年自发地参加了红军，如四川的天宝、杨东生、沙拉、黄德章、胡忠林、袁孝刚、江平等，他们随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有的留在延安保卫抗日根据地，有的则赴华北前线，活跃于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另一部分藏族同胞参加了各省武装部队，如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各部队中均有藏族官兵，而其中川军中来自西康的藏族官兵较多，他们和各族官兵一起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飞行员之一的藏族扎西(四川巴塘人)就曾驾机同日军作战。1938年初日机犯我广西南宁上空，扎西等驾机9架升空迎敌，将入侵的10余架日机逐出南宁上空。

　　四、藏族人民捐款捐物捐马、支援抗日将士的对敌斗争;开辟和保护国际运输通道，弥补空运的不足；出工出力修建军用机场，为巩固后方基地做出了贡献。

　　抗战爆发后，藏族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加抗战，其中捐款、捐物、捐马则是最直接的一种。1938年10月28日，当九世班禅得知前方将士缺乏医药时，便解囊捐助前线将士医药费三万元，并认购救国公债两万元。同年11月8日，又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再次捐助两千元。在宗教领袖的模范行为影响下，各地藏族群众纷纷向前线捐款捐物：西康藏族群众专门成立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他们赴重庆及各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在重庆他们向政府捐献了西康民众募捐的银质饰物四十多斤，金质饰物六件，以及大洋等物;在甘肃，甘南拉卜愣地区藏族僧俗群众为支援抗战，专门召开了各寺僧官及各部落头人大会。随后便组织了以阿旺将磋为团长的由20多人组成的“拉卜愣地区108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带着牛一百头，羊一千只及大批慰劳品赴前线慰劳;在青海，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为抗战将士征募寒衣，一次就捐羊皮大衣10万件之多;在西藏,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为体现远在西南边陲人民为祖国的抗日战争贡献财力，发起了献机运动，拉萨小学师生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后募得捐款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以购买飞机25架，组成三个空军大队。与此同时，九世班禅曾几次向国民政府及军委捐赠战马数百匹。抗战期间，青海等地藏族曾通过“以马代丁”方式向前线输送了大批战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五、开辟国际交通线、修建机场、公路、以保证前线战略物资和给养，是藏族群众为抗战作出的又一贡献。

　　1942年5月，侵入缅甸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切断了滇缅公路，我国南方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遂告中断，当时盟军及我国远征军只能通过很有限的空运，军需物资极度缺乏。在这关键时刻，西康、云南、西藏的藏族同胞却坚持了一条始于四川西部经云南西北部再经西藏入印度，抵噶伦堡的国际驿道交通线，以马帮赶运抗战物资从而弥补了空运的不足。当时西康的康定、巴塘、乡城以及云南、西藏的藏族同胞为坚持这条支援抗战的马帮运输路线，奉献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转运了由印度海港进口的中国需要的战略物资和川滇黔人民的一些生活用品;同时也运输了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所急需的诸如锡、猪鬃、桐油等物资另外，西康的藏族群众还为修建机场、公路贡献了力量。从1940年开始，成都附近的机场不断遭日机袭扰，国民党当局决定先后在康定、银官寨、甘孜、理塘修建机场三处，而参加修建机场的民工，主要是当地的藏族同胞。他们克服交通不便，使用的工具又相当原始，土石方工程完全靠肩扛手挖，劳动强度相当大的困难。不计报酬的多少，为抗战胜利而奋力苦干，终于建成了几个简易机场。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西藏藏族同胞还积极营救蒙难的美军飞行员。1944年深秋的一天，一架美国盟军的军用运输机不幸在桑耶境内坠毁，机上四名美国人(正副驾驶员各一人，机械师一人·报务员人)跳伞幸存，当地藏族同胞在得知了他们的身份后、给予了积极营救，以“接待远方来客之礼相待”。使他们平安返回印度。四位盟友临行前一再表示感谢藏族人民和地方政府的搭救和盛情接待。总之，在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全国各地的藏族同胞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了抗日战争，他们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