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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来源:三湘统战   2014-03-22 08:56:48

  王钦双\文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前期所进行的一场决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誓死抵抗。少数民族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各少数民族同胞开展了英勇的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所表现的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深入人心的,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的;没有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抗战,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同胞抗日斗争的介绍,阐述少数民族同胞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结他们抗战的丰富经验,并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为国捐躯的各少数民族同胞。

  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九以上。其余55个民族因其人口所占比例较小,习惯上一般统称少数民族。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小集中,大分散”。我国少数民族除居住在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区外,全国各省区都有散居的少数民族。中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形成了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互为依存的民族关系。

  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所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国内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长期对立与隔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并没有彻底改变其反动的民族政策,“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因此,它同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隔阂,不断地进行挑拨离间,企图造成中国各民族的分裂,以便“分而治之”,最后灭亡全中国。但是,中国少数民族同胞并没有使日寇的阴谋得逞,因为他们目睹了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肆意残杀,对少数民族习俗和信仰的践踏,他们认识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纷纷投入各种抗日活动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核心。为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少数民族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1937年8月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2]。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具体地提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主张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纠正大汉族主义等[3]。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规定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畲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发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明确规定:“实行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4]。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就以立法形式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规定下来,标志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5]。党的团结抗日、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深受各少数民主的拥护和赞成。正如高小教员马骅先生说:“我们回民热烈拥护中共的民族平等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是真正地代表了我们回民的要求,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唯一正确的民族政策。”[6]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动员我国少数民族团结抗日,粉碎敌人分裂中国的诡计,维护祖国统一,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认真地执行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例如,1940年11月16日通过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规定:“边区各民族应相互尊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回、蒙、满、藏同胞以优待,对其贫苦无以为生者,特予救济。”在1941年4月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中,也强调了“边区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原则,并且提出要“反对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在陕甘宁边区,根据《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的原则,边区的各少数民族,除和汉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外,还可以在他们的聚居地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经济上,边区政府还减轻了蒙族回族人民的税务负担,同时在粮食与日用品方面经常给他们以帮助。在文化上,边区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机关,如伊斯兰小学、蒙回民族学院、抗日回蒙学校等,以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还不断地用蒙回文字翻译各种抗日书籍。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边区政府予以尊重。在延安曾先后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因此,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实行团结抗日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敌人,由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民族政策,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英勇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着反抗外来侵略光荣传统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春,日军加紧策划向我大西北的屏障和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伊克昭盟进攻。3月,日寇在包头设立了所谓的“伊克昭盟公署”,扶植阿拉担额齐尔充当傀儡,对蒙古族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阴谋,4月,“中央绥蒙工作委员会”在三边成立,5月间迁至伊盟中心桃力民,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亦随之进入伊蒙。接着,中共地方组织先后在桃力民、乌审、航锦、鄂托克、准葛尔、君王等旗建立起来,广泛发动蒙汉各族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建立起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敌委员会”等群众团体,并争取了曾参加“独贵龙”运动的那素滴勒盖(雷寿昌)营长和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有势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团结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从此,伊盟的抗战局面迅速打开。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内蒙古的一些爱国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也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例如,土墨特旗总管的抗日,乌拉特西公旗(乌拉特前旗)石王福晋奇俊峰、东公旗额王福晋巴云英、茂名安旗奇王福晋额仁庆达赖等三女王的相继加入抗战阵营。其中,奇俊峰绥西抗战影响很大,名震一时,她的抗战业绩在河套地区蒙汉各族民众中广为颂扬。在鄂儿多斯草原上蒙汉抗日游击队陆续建立并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这期间,敌后归绥(1954年改称呼和浩特)地区蒙汉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开展起来。1937年8、9月间共产党员杨植霖的抗日斗争和蒙族青年高风英等,即在归绥东腾家营子一带,组织起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归绥陷落后,这支游击队在大青山南麓、平绥路沿线到处袭击敌人。1938年8月,李井泉率领120师358旅的一个团挺进大青山后,即与杨植霖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师,编为绥察支队,为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到1941年,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30多个区,拥有五、六十万人口,绥察支队也已发展到4000多人,并在各地建立了地方游击队和武工队,蒙汉人民团结抗日,使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阻遏了日寇进攻大西北的战略企图。

  在沦陷区,回族人民自动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山东济宁回民数千人在当地教长的率领下,与日军展开英勇搏斗。1937年秋,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袭击日军,击沉敌战船、俘敌多名。同年底,冀中各地回民先后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民公会”。1938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统一各地回民组织。在任丘建立“冀中区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并在各分区设立分会,各县设立支会。晋察冀边区建立以后,又统一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各界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冀鲁边区,1938年建立了“回民救国联合会”,后改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在各县设立了分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另外在冀中,冀东等地还活动着一支支回民抗日武装,有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有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有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有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有雄县、霸县、武清、永清的10分区回民支队;有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共约3000余人。在山东、陕甘宁边区和新四军中也都有回民武装队伍。在这些回民抗日武装中,以冀中和渤海的回民支队最为著名。他们英勇善战,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是回族人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英雄旗帜。

  冀中回民支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发展起来的。这支回民抗日武装初建时,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士气非常高涨。他们凭着简陋的武器,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时而深入敌后,插入敌人心脏,拔掉敌人的据点;时而乘敌不备破坏其交通,对日伪的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1938年8月至11月的30余次的战斗,破坏敌控铁路70多处,袭击敌人列车20多次,毙伤日军500多人。这些胜利鼓舞了冀中各地回民的抗日斗争,回族青年纷纷参加这支队伍,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余人。1938年末至1939年初,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回民支队配合八路军主力英勇地开展了反“扫荡”的斗争。这支由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转战冀中平原,英勇杀敌,威名远震。1941年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妄想消灭这支回民支队,但是一再扑空。敌人不甘心失败,竟于8月包围了马本斋的家乡——献县东辛庄,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强迫马母给儿子写信诱降。马母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万万不能!”这位英雄的母亲最后绝食而死,以激励儿子抗日到底,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1944年2月马本斋因积劳病逝于山东莘县。马本斋的逝世,是冀中回民武装的一大损失,也是回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毛泽东赠挽:“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赠挽:“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赠挽:“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7]马家母子两代英雄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光荣殉国的事迹,感动和鼓舞着回汉军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战。这支回民支队从成立到抗战胜利,6年多的时间,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攻克敌人碉堡、据点和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数百处,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质,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渤海回民支队,是回民抗日武装的又一面光辉旗帜。这支回民抗日武装正式成立于1940年8月。在几年的战斗中,先后攻克敌伪大小据点40多个,歼敌2500多名。至反攻前夕,已发展到1400多人。英雄的回族人民,在8年抗战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北,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东北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民,最先揭竿而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最早的一批抗日游击队中,有很多是创建在朝鲜族聚居地区,以朝鲜族指战员为主的。他们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参加金日成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支援抗联和人民军的反侵略活动。在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中,都有朝鲜族战士,在有些军里,朝鲜族指战员约占半数左右。[8]在抗日战争中,在东满、南满各地,以朝鲜族人民为主建立的各种义勇军、游击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为发展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驱逐日寇,做出了贡献。东三省是满族的发祥地。居住在东北的满族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无论在南满,还是北满松花江中下游与牡丹江一带,都有许多满族青年参加抗日联军。在抗联的每个军中,都有满族指战员。抗联师长以上的满族领导干部有赵尚志、陈翰章、王光宇、张兰生、关化新、伊俊山、富振生等,他们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骨干。此外,在抗日联军中还有鄂伦春、达斡族、蒙古、鄂温克、赫哲等其他少数民族。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史篇。其中八位汉族、朝鲜族抗联女战士在弹尽无援、强敌尾追的严峻关头,奋身投江殉难的英雄壮举,就是其中的一页。

  远在祖国南部海南岛的黎、苗族人民也为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1939年2月,日寇侵占海南岛后,便遇到了琼崖抗日独立游击队和广大黎、苗族人民的强烈抗击。

  抗战爆发后,中共广西右江特委领导汉壮各族人民展开抗日斗争。1939年11月,日军进攻南宁,共产党发动广西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大溃退。中共广西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汉壮等各族人民,在临桂、阳朔、灵川、大苗山、武鸣、宾阳、钦县等地进行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

  各少数民族同胞在敌后、沦陷区的英勇抗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为抗日战争坚持发展和夺取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三 “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推行的侵华政策。为此,日本在侵占东北后就先行成立了伪“满洲国”,又阴谋策划“蒙古自治”,并妄图建立“回回国”。各少数民族内部的个别败类也蠢蠢欲动,里应外合,使正在发展的全面抗战局面受到威胁。在同本民族败类开展斗争、维护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的斗争中,各少数民族人民又一次显示了他们酷爱祖国的热情和团结战斗的力量。

  在内蒙古绥远地区,日寇利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加紧挑拨离间,制造民族仇恨,进一步扶植伪蒙傀儡政权,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蒙古族的败类、原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他发动了长达数年的内蒙“自治运动”,企图依靠日寇的势力,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内蒙广大蒙汉人民及时识破了他的阴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日寇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阴谋未能得逞。

  对于回民族,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疯狂镇压其反抗,另一方面又恬不知耻,公然打出“建立回回国”,“尊重回教”等伪善旗帜进行拉拢收买。1938年2月,日军指使回奸马良、刘锦标等败类,在北平成立“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广设分会,宣称其目的在于加强“防共战线”,拥护“友邦(指日本)”“仗义兴师”,以实现“中日共存共荣”。又成立了所谓“中国回教青年团”和“青年团指导训练班”,以训练和培养回奸。此外,在东京设立“回教圈研究会”,俨然以回教保护者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终于识破了敌人分裂回汉人民团结的阴谋。各地回教组织和团体纷纷通电声讨,宣布开除马良等人的“教籍”,并在重庆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与之对抗。随后,甘肃(兰州)、陕西(西安)、陕甘宁(延安)、四川(成都)以及云南、河北、湖北、湖南等省区相继成立了分会,还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民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并发动回族群众支援前线,支援回族抗日武装。从此,回汉人民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强,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得以顺利进行。

  在抗战初期,西藏地方政府由热振呼图克图摄政。热振是一个爱国者,他拥护抗日救国,曾领导三大寺僧念经祝祷祖国抗战早日胜利,并努力促进祖国的团结统一。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1月间,三大寺呈文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开发西藏,保护西藏,驱逐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致使英帝国主义者、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极端恐惧。抗战开始后,英帝国主义便勾结西藏上层反动分子阴谋推翻热振。1941年1月,热振被迫辞职,由亲英派大札执政。自此,西藏地方政府在亲英派的操纵下,依靠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了种种叛离祖国的活动,妄图制造“西藏独立”,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在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大会,讨论英国提出割让西藏土地的武力要求时,大会决定“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9]坚决顶住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阴谋。

  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大量工作,党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政治影响也日益扩大,各族人民中的民主进步分子,逐渐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以我党为中心的爱国反帝力量。在新疆,各地早就建立了秘密反抗组织:伊宁、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伊犁的“ 同学协会”,迪化的“东土尔其斯坦人民党”,阿克苏的“青年大星”和“民族复兴派”等。由于有些团体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一些反动的宗教上层人士趁机混入,使这些组织一开始就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必须同各组织中的错误思想及行为展开斗争,以保证抗日救国、争团结、争民主运动的正常进行。虽然这些活动受到种种阻力,最终被军阀盛世才所镇压,但它表明少数民族同胞要抗日救国,反对剥削压迫,必须同自己本民族中的上层反动分子展开斗争,维护祖国的统一,才能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四 .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他们的抗日斗争的伟大实践,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深刻的历史经验。

  1.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核心,各少数民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找到本民族的出路和前途。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从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和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10]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正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抗战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到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汇聚成强大的民族力量,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2.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独立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力量。中国各民族在千百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少数民族“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从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总格局。中国的历史表明,国家的统一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取得辉煌业绩的前提和保证。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分裂中国的危机关头,全国各族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同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和活动做了最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统一,使抗日战争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和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爱国主义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由抗日战争所凝聚而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伟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3.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是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的核心,是党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把国内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探寻加以解决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针对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所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造成的国内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长期对立与隔阂的情况,党提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主张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纠正大汉族主义,初步形成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并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建立了一些乡(镇)级民族自治政府。这些民族自治乡(镇)的建立,改变了少数民族贫苦群众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局面,保证了少数民族与边区汉族群众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各族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积极性。回民抗日武装、蒙古族骑兵队等群众武装纷纷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建立民族自治政府的成功尝试,为以后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普遍实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民族区域自治逐步成为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4.只有摒弃民族利己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团结和巩固,革命力量的发展。在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纷纷加入到抗战的行列。但是,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制造民族仇恨,少数民族内部的个别败类也蠢蠢欲动,里应外合,使正在发展的全面抗战局面受到威胁。在同本民族败类开展斗争、维护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的斗争中,各少数民族人民再一次显示了他们酷爱祖国的热情和团结战斗的力量。实践证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摒弃民族利己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

  当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新世纪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才能顺利完成。当年,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对敌、维护国家统一的伟大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团结、共同御侮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正在成为激励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动力。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已走上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指引下,正在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汲取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斗争的经验教训,必将有利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有益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1089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3] 详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下同),第466页。

  [4]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第469页。

  [5] 卢印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31页。

  [6]《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4集(打印本)。

  [8]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9]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北京) 1963版,第350页。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7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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