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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中的西安穆斯林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6-09-11 15:48:39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到处是民族团结救亡的热烈景象。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同胞。会后还举行了习武比赛,回民们展示了高超的武艺。大家还举着旗子上街,并激动地喊着:“打倒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

1938年9月13日,陕西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共同声讨日寇,还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发布《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23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此次盛会,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救亡团体的成立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的伟业,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讯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地援助中国的抗战。”

1938年11月23日,日军在回民开斋节期间以清真寺为目标,对西安回民的野蛮轰炸,造成重大伤亡,激起了全国回族同胞的极大愤慨。

1939年初,在原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分会的基础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分会”成立。马平甫、马福泽、白楚珍、冯耀轩等人先后任陕西回协理事长。宝鸡、汉中、陇县、安康、南郑、西乡、镇安、旬阳、紫阳、城固、凤县、略阳等县也先后成立支会。陕西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立刻展开了救亡活动。当时回协不但负责遭轰炸后西安回民的救援、救济,而且华北沦陷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成千上万的回民纷纷逃难到陕西,也发动群众,安置救济难民。他们打扫清真寺的空房、过道等遮风避雨之处,安排难民临时安身。动员居民给难民送茶送饭。不少回民捐献钱粮、衣物、铺盖等物,解决了部分难民的燃眉之急。据史料记载,当时许多回民生产和生活无着,分会向社会各慈善机构呼吁资助,并成立了救济生产基金保管委员会,下设小宗贷款处,困难的回民可借小宗贷款,作为经营本钱,以维持生计。同时,还用赈济款买了一批食盐,交由市内回民居住地方的合作社代为经销,供应回民食用。大华纱厂和华峰面粉公司等企业也安排了一些回族青壮年当工人。

西安骡马市场是西北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一方面为农业牲畜物资交流服务,另一方面还为军用战马、军用物资运输的驮骡需求服务。

当年骡马市场马、刘、兰、金、穆、米六大经营户都积极参与了支援陕北红军、八路军选购战马与军用载重驮骡的活动。抗战时期,西安东门里一家油坊,是中共地下工作联络点,专门负责与陕北的联络及物资供应工作。马市上的马明章、马克武、马培善与其保持秘密联系,交易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陕北选购驮骡。把选购的驮骡送到三原、淳化,在那里由从陕北下来的人接应走。根据红军大量需要好驮骡的情况,马培善等人凭借长期交易牲口的经验,利用“赶会”的机会,专门从河南灵宝、陕州,为陕北边区一次就选购了千余匹腰筋、腕筋健壮有力的骡子。当时挑骡子讲的是:远看一张皮,近看四个蹄’,就是皮毛要细致光滑柔软,蹄子要有力量,要讲究‘四个蹄口端,前后一条线’,后蹄踏地距离前蹄的最佳距离是7寸左右,这样的骡子才是力度最佳,速度最好的,才适应驮运军用物资行走陕北的山坡路。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给陕北购买好驮骡六七千匹,军马600多匹,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杜秀升先生是抗战时期贡献较大的回族实业家,原是河南省总商会会长。1935年,杜在西安创办华峰面粉公司。该公司是西北最早的现代化面粉厂。开封沦陷后,几经辗转,杜秀升到了西安,任华峰面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安徽回民马肇鹄任生产科长。公司里还有不少回族工人。1941年,杜秀升任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领导西安的华峰、成丰、福豫、和合,宝鸡的福新、大新;汉中的新和蔡家坡等面粉厂,统一接受当时政府的军粮生产任务,给各厂分配生产指标,协调各会员厂的关系,为了保证军需任务,他经营的华峰公司挖掘潜力,使日产面粉从四千袋提高到六千袋,并研究出少量的一等粉和麦精,供给来华参加抗日战争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相继失陷后,大后方的整个军需民用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的大米和陕西的面粉。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杜秀升领导陕西各面粉厂,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需民食,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陕西的日用物资极为短缺,特别是药品供应,更是奇缺。这时,陕西的一些回族商人,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采购物资,以解陕西市场的燃眉之急。为了安全,他们常以穆斯林的身份先把货物存放在沦陷区的清真寺,然后在当地回民的帮助下,把货物偷运过火线。1942年春,陕西回族商人存放在安徽蚌埠太平街清真寺的物资被日本宪兵发现,日寇不仅抢走了全部货物,而且逮捕了该寺的阿訇、乡老及西安回民商人30余人。日寇对他们严刑拷打,该寺李阿訇被折磨致死。其余人经多方营救,才幸免于难。

其间,回民还用文化活动鼓舞抗战士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师端鉴于教民文化幼稚,为振兴回教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利用大学习巷9号家舍临街门面房,创办回民图书馆。启发回民知识,倡导社会教育,提高文化水准。于右任、邵力子、李墀曾题写馆名。“9?18”事变爆发后,回民图书馆迁至大学习巷北口的“户县会馆”,馆室扩大。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激起全国各族同胞的无比义愤。马正卿基于民族气节,以反对侵略者为己任,故更馆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马正卿与进步人士景梅九(《国风日报》社长)等创办过《出路》周刊;与《西京日报》郭英夫、《西京平报》李志亭二先生交往密切,共商揭露官场腐败,惩办贪官污吏的战斗檄文;与回坊知名人士组织成立“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任宣传部长;他还任“陕西省回民防空宣传服务团”团长,动员群众积极做好防御敌机轰炸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马正卿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任该会宣传团团长,参加西北各界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民众大会,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抗日八大主张,并成为登上誓师大会主席台的回族代表。这一时期,张、杨二将军特地派员用专车给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赠送《小学生文库》《抗日歌曲集》等书刊2000余册;党的地下工作者宋绮云家在庙后街,距离图书馆很近,经常给馆室送来各种报刊。为此,马正卿在图书馆门前墙壁上新添了阅报栏,每日坚持更换,供群众及时了解时事新闻,关心抗日战争形势;1939年5月27日《新秦日报》载:“陕西省回民为应战时社会服务之需要,特组织战时工作农村服务队,由队长马希文率领,日内即可出发,深入农村普遍宣传。”可见在抗战时期图书馆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形式也是多样的。马正卿还旗帜鲜明地在图书馆门前公开张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古城为之震惊。后来,大学习巷周围的民众便把这座图书馆敬称为“报馆”,一直传叫至今。坊上孙明初先生于1936年初创办了抗日救国的《伊斯兰青年》杂志,由西安大学习巷伊斯兰派报社发行、和纪印刷馆(北院门81号)印刷,刊登了大量的伊斯兰教知识,也有抗日救国运动初期西安、西北回族经济、教育情况,还有抗日救国的文章等。该杂志在当时西安的抗日救国活动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被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所重视,每期必读。抗日名将张学良将军特意亲笔为该杂志题写了《伊斯兰青年》的刊名。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张学良将军在陕期间惟一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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