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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数民族同胞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中的历史功绩(上)
来源:论文联盟   2017-09-06 15:50:38

  一、研究少数民族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中历史功绩的重要意义

  民族问题对国家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对外关系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并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宝贵经验。抗日战争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由中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神圣的民族战争。对少数民族在东北抗战中历史功绩的研究,对于坚定不移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树立“四个自信”,传播好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振奋民族精神,维护好中华民族大团结,缅怀先烈、书写时代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铭记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为后人留下深刻的“中国记忆”。研究少数民族在東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功绩,就是使各少数民族和广大青少年群体了解本民族光荣革命传统,提高他们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二是有利于树立少数民族对党的奋斗目标的清醒认识,增强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战中,各民族都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中华民族危亡之时力挽狂澜、挽救时局,只有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才是各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道路。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也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研究党在东北抗战中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对于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原因。三是有利于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的发挥,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各族人民团结抵御外侮的胜利,总结和宣传好少数民族在东北抗战中的历史经验,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功能,同时拓展了民族革命史学的研究内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大业,防止敌对势力挑拨分裂的阴谋活动,都必须仅仅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处理民族问题“四个认同”思想,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二、少数民族同胞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史实概述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上,党就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作出了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决”、“自治”、“民主自治邦”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探索和主张。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在给国民党一大的意见书中,就曾提出“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1930年6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我们要“坚决赞助各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反汉族地主与封建势力的民族解放斗争,并赞助其建立苏维埃制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在东北制造的万宝山事件,离间、挑拨汉族与朝鲜族人民的关系。于1931年7月7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众宣言》中阐明了事件的真相,提出该事件的“负责者不是朝鲜农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及旧军阀。“朝鲜的工农民众,同样的受到日本国主义,同样受到中国军阀官僚的剥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全满洲工农劳苦民众积极行动起来罢工、罢市、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宣言提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又发表了《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短短三天时间,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相继发表了三篇决议、宣言,指明了抗日初期的主要斗争任务。在党的领导下,东北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哈尔滨各大中专的满族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队伍,奔赴抗日前线。东北数万各族人民群众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朝鲜族人民组织起反日会、反帝同盟、农民协会、互济会等群众抗日团体,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游行,清算各地的亲日分子,并冲进地主的场院,实行了“三、七”、“四、六”减租。延吉和和龙等地还召开农民协会、反帝同盟代表大会,出版了“反帝战线”,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黑龙江宁安县世环镇有70%的满族青年参加了抗日团体——“反日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侵略者占据东北后,为了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在1932年扶持的伪“满洲国”建立,并在东北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很多无辜的少数民族群众被杀害。1932年9月15日,日本人经营的抚顺煤矿遭到辽宁民众自卫军袭击后,次日,将附近平顶山满汉杂居的千斤堡子包围, 全村男女老幼3 000多人被屠杀,“占这个堡子百分之八十的满族居民全部遇难”,村中700余间房舍全部烧为灰烬。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1932年日军屠杀无辜群众4000余人;仅在延吉县海兰区,日寇从1932年春到1933年对该区进行了94次“讨伐”,有1700多抗日义士和普通百姓被枪杀,许多朝鲜族人民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日本人还利用国内的民族矛盾,进行挑唆分裂中国的活动,为了“使东北和中国分离,并捏造许多谣言与谬论,使东北和中国对立起来。”中共中央坚决反对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图谋,指出:“对‘满洲国’的军队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当兵就是可耻的民族叛徒!兵士们!‘满洲国’军队中的弟兄们!带枪到反日的游击队方面来,杀死你们的长官民族叛徒,暴动起来,反对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

  在1931年冬,满族将领邓铁梅组建了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满族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在满族聚居的宽甸、凤城、岫岩等地,成立的骑兵第五旅部40人中有30余人是满族,有的连队、班里,满族战士占到了70%。到1932年秋,抗日民众自卫军发展到1.5万余人,组成了八个团,两个大刀队,其中半数以上是满族官兵,抗日民众自卫军在早期的抗日斗争战场上,浴血杀敌,震慑敌胆,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东北义勇军中少数民族将领的代表还有关宇衡(满族)、吴松林(回族)、高玉山(满族)、诚允(满族)和李春润(满族)等。为了加强党对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选派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杨林等一批党员干部开赴东北,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到了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游击队已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尤以满族聚居的辽东地区、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赫哲等族散居的三江平原及附近地区的抗日活动最为活跃,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延吉、汪清、和龙一带位居中、朝、苏三国交界处,既是战略要地,也是朝鲜族世居地区。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多是在朝鲜族青年组成的“打狗队”“特务队”等抗日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1933年4月,杨靖宇两次约见朝鲜革命军司令梁瑞凤,双方发表了《告在满同胞父老兄弟的檄文》,指出“觉醒的四亿中国同胞,两千万朝鲜同胞都具有反抗国内外敌人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从现在开始,东北抗日联军同朝鲜革命军联合共同对敌作战。确信,这是真正的友谊的团结,是鲜血凝成的戰斗的团结。”自1932年底到1933年初,东满地区先后组建了四县游击队。延吉县游击队130多人,汪清县游击队90多人,珲春县游击队120多人,和龙县游击队80多人,游击队员中90%以上都是朝鲜族战士。1935年5月,东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部队中军事干部的60%,政治干部的70%,战士的50-60%都是朝鲜族同志。[4]92南满地区、饶河、珠河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也是在大量的朝鲜族战士的抗日武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2年春,朝鲜等族人民掀起了“春荒斗争”。各族群众包围和捣毁了当地日伪机构,严惩了恶霸叛徒。在“春荒斗争”影响下,延吉八区、老区、海蓝区,和龙县、汪清县等地区的广大农村,一时成为党组织领导各族农民进行抗日活动的地区。此后,北满的宁安、抚远、漠河等地朝鲜族人民也召开群众大会,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巴彦、汤原、宁安和安沈铁路两侧的南满地区,也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游击队,队伍中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各地纷纷出现了不分民族、不分阶层,团结抗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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