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19）
来源：穆斯林在线   2017-11-07 14:19:26

　　(六)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东南亚的国民外交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从明清以来，有不少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定居，成为侨民。而明代前期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曾与南洋各地穆斯林建立了友好情谊。以后，新加坡等地更是中国、印度及中东各地穆斯林聚集之地。所以，南洋地区即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华侨及回胞侨居最多而又集中的地区。日本人侵中国之后，东南亚地区也被战争阴霾所笼罩。"七·七"事变以后，东南亚人民特别是当地华侨对中国的抗日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援，但部分侨胞尤其是回胞尚不真正了解战争真相。为了进一步揭穿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向东南亚各界介绍中国穆斯林及各族同胞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增强同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得到东南亚人民特别是当地华侨、回胞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马天英出使中东归国不久，即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名义组织"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由马天英任团长，吴建勋、马达五为团员，赴南洋诸国从事抗战外交宣传活动。

　　马天英(1900一1982年)祖籍山东临清，祖父时举家迁居直隶宛平县。其父马宝龙以经营牛羊肉为生，是一个为人正直、乐善好施的虔诚教徒。马天英11岁时人北京南塘子法文学堂学习法语，1917年毕业时经学校推荐，被选为赴法中国籍矿工工友联络员，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5年间，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法文，而且还获得了丰富的交际与社会知识，从而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与伊斯兰学者，奠定了良好基础。1922年，马天英回国后，参加了陇海铁路工程建设，曾任土耳其驻华使馆秘书，后又在上海租界担任翻泽，但因不堪外国治外法权对中国人的歧视，愤然辞职，到一所中学担任法语和体育课的教师。"九·一八"事变后，他满怀爱国热情，在上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马天英为祖国、民族命运忧心如焚，决心投入战斗报效国家，他发挥自己熟悉国外情况和擅长英文、法文与外交活动的优势，凭借回族穆斯林的特殊身份，走上了从事外交宣传、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寻求穆斯林国家对中国抗战给予支持援助的抗日之路，并获得巨大成功，为祖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影响。

　　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一行3人于1939年9月先行至香港，做一些出国宣传的准备工作，并在香港进行宣传。他们一到香港，即拜访当地回胞名流，在各回教机关和团体开展抗战宣传。9月22日，访问团在唪哕庙作题为《中国过去回教人物与现代回教人物》的演讲，反响热烈。9月26日，香港博爱社、伊斯兰联合会、印度穆友社、中华回教青年会、伊斯兰学校及中国回教文化协会等团体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访问团。会上访问团向各团体讲述日寇在国内的残暴行径，以及举国上下、全国回民团结抗战的热烈情绪，听者极为感动。回族名人夏高理博士颇受感动，在香港发起救国募款、代购药品活动，以救济国内贫病交加的难民。很快募得价值1100元的药品;不久，又募得价值近800元的药品，交访问团转寄国内各地回族受难同胞。他们在香港印刷有关宣传抗战的明信片，分赠香港各界并准备携往南洋;又搜集照片50余种，印刷装订成小型画册数千册;还编辑《中国之回教》画刊，用英文及马来文撰印《告南洋教胞书》，为赴南洋访问宣传作了充分的准备。

　　1939年12月4日，访问团乘"和生"号船从香港肩程赴南洋，经6天航行，于12月10日晨抵达访问第一站新加坡，下榻皇后酒店。当天虽然正值星期天，但他们一到，即受到当地穆斯林社团的热烈欢迎，各方人士前来问候欢迎者不绝。下午，代表团前去拜访华侨领袖陈嘉庚和著名侨商胡文虎、胡文豹先生，又访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高总领事，以及当地回教名流艾赛高甫、艾菲菲、哈申、爱赫默德艾赛南甫等，还有各华文、回文、英文报馆。各界均表示愿努力协助访问成功，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当地回教公会主席艾赛高甫准备发动回胞举行盛大欢迎会，胡文虎先生拟倡导组织"劝募医药委员会"，以扩大捐药渠道，援助国内抗战之需，胡氏还当场首先捐款千元，以示倡导。后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又捐4000元。从12月10日至第二年1月16日，在新加坡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访问团遍访各界名流，包括宗教首领、华侨领袖、侨商巨子;参观清真寺30座，访问穆斯林学校12所，会见当地及欧美各国报纸记者。所到之处，赠发《中国之回教》等印刷宣传品，多次发表抗战宣传演说，累计听众近20000人。他们还协助联络发起南洋"回教援华募药委员会"，并于12月31日在哈参王宫成立;又倡议筹备"中马文化协会"。1940年1月15 日，中马文化协会第一次筹备会召开，当地各界领袖76人到会参加，其规模及影响盛况空前，"诚为星洲破天荒之会"，会议选出林文庆博士任主席，并商定双方各推选10名人选组成委员会，负责草拟简章等事宜。

　　南洋一带不仅华侨聚集，而且穆斯林人口亦有6000万之众，近邻中国，无疑成为阻止日寇"南进"染指南洋的一道屏障。因而，访问团在南洋的宣传访问，备受瞩目和欢迎，不少市镇和团体诚邀访问团前往参访。访问团从1940年1月至8月，先后走访了马来亚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吉隆坡、恰保、太平、槟城、玻璃市、吉礁、吉兰丹、丁加奴等大小市镇93处。其后又前往文莱、沙捞越等地访问。

　　在柔佛，马天英等除了在各处演说宣传、参观、募捐之外，还同其国务总理、首相、摄政王等政要会谈，其宗教部部长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特允访问团可在柔佛范围内的任何教堂去讲演。他们在昔七曼英文学校演讲，有500余人到会，会后又与马来人倾谈，有不少马来人表示愿赴中国参军，上前线抗击日寇。在吉隆坡，华侨领袖陈永先生慷慨捐款10万元，汇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以助救济难民之用。在马六甲，访问团在访问宣传之余，在侨胞陪同下，前往纪念郑和的三保庙、三保井以及古教堂、古墓等处凭吊、参观。还去"晨钟励志社"参加歌咏会，并讨论伊斯兰教教义，与当地侨胞及马来人建立了良好关系。在森美兰，马天英等拜访苏丹，请其派代表赴华，为其所允。在怡保，访问团逗留近一个月，马天英等3人出入怡保所在的霹雳帮各处，并深入该邦北端边缘邻近泰国的宜力演讲，计在该邦举行大小演讲40余场，平均一天演讲两场，有时一天演讲三至四场，累汁听众约3万余人次。在怡保及周围各处，访问团频频出席民间为中国抗战组织的"筹赈会"，进行演说和募捐。还特意与当地商界人士交往，如3月26日，中华大会堂建设委员会组织200多商人代表。邀请马天英等演讲。4月6日，怡保商会又为访问团举行欢迎会，怡保全体华侨领袖及马来王3个王子均到会，景况盛极一时。他们还参加聘任华侨领袖N)-’-东省参议的典礼，广交华侨及各界人士。又与侨胞朱复钧建立联系，动员其慨然捐款资助国内难民与同胞。经过努力，促成霹雳帮"中马文化协会"于4月18日成立。访问团还抽空写成《回教浅说》以备宣传之用。

　　访问团在太平期间，不仅与当地华侨、回侨进行交往，而且还与马来亚、印度的穆斯林及印度佛教徒建立了联系，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范围和接触的层面。在槟城，不仅促成"中马文化协会"的成立，还联络各界派代表到中国访问，并同依古柏王子商讨访1u7中国事宜。增印《中国之回教》一书，继续分发宣传。在玻璃市亦与苏丹商谈派团到中国访问事宜。在吉礁，苏丹第五子担任当地县长一职，深受华侨信赖，亦对中国抗战给予大力支持，要求中国派回教师傅到吉礁传教，并承担一切费用，特许访问团在各处发动募捐献药活动，以援助中国抗战。当地报纸对"中马文化协会"及其选举情况进行了宣传报道，收效良好。在吉兰丹，访问团与苏丹等政要及马来领袖、侨胞频繁接触，马来王子马贺木为了筹款赈济中国难民，特排练《马可.波罗在中国》故事剧上演，代表团前往观摩并演讲，当场募得捐款3500元。在丁加奴，马天英等与当地华侨赵有斐、郑为仁、刘有卿等积极联络奔走，促成"援华募药委员会"成立。他们与国务卿会晤时提出派代表访华一事，被当即应允.并要求访问团修函二份，分交苏丹与他本人，以尽快促成此事。访问团到隆运演讲时，此地有日本人所开的大铁矿，亦有日本人活动，马天英等请前来欢迎的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游行于市，当地侨胞群情激奋。他们在当地"筹赈会"演说时，由副县长任翻译，演说中对日寇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淋漓的痛斥。县长为了访问团的安全，还派警察二人在他们的住所执勤特予保护以防不测。南洋侨胞及马来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甚为积极和热烈。

　　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一行三人在完成了对南洋各地的访问之后，凯旋而归，于1942年2月返回重庆。在两年的游历访问期间，足迹遍至马来亚，受到南洋各地华侨、穆斯林社团及大小市镇埠头147处的隆重接待，累计举行演讲会500余次，听众达30万人次。所到之处广为散发《告南洋教胞书》、《中国之回教》图册及《回教浅说》，计约散发2.2万册;另在各地摄影600余帧;访问中还编写《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马来亚记》与《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婆罗洲访问记》，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出版。由于访问团出色的工作和成功的访问，促成星洲、怡保、槟城等地"中马文化协会"的成立，还有新加坡及上述三市分别组织了"南洋回教援华募药委员会"与"马来回教援华募药委员会"，各地募集救亡援华药品、医药代金及献金共计折合当时法币80余万元。访问团的成功访问，不仅获得南洋各国人民特别是华侨、回胞对中国抗战的物质援助，而且赢得他们在舆论、道义上对中国的有力支持。

　　(七)回胞的其他国民外交活动

　　上述六次回族同胞的国民外交活动，是抗战期间我国回胞开展的国民外交的主体，规模及影响吐王都较大。除此而外，中国在中东各国的留学生，每年前往朝觐的国内回民，以及流亡、侨居国外的回侨，也同样进行着程度不同、直接或者间接的外交宣传工作。虽然史料对这些零散的外交宣传活动鲜有记载，但也是抗战期间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此类外交活动，据现有资料，尚有以下几端：

　　1.沙国珍访问印度、缅甸

　　沙国珍，字儒诚，云南昆明人，1917年在香港圣保罗英语学校毕业。1928年在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毕业，获教育硕士学位。曾任云南明德中学校长。中国向埃及派遣回族留学生后，"爱大"设有各国自己的学生部，惟中国没有，经沙国珍申请，经"爱大"最高会议批准，成立中国学生部，并聘沙国珍为部长。中国学生部的设立，争得了与其他国家留埃学生的同等待遇，凡中国学生一律向校本部领取津贴。而且，从此为沟通中埃文化、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当时前后四批留学生18人回国后，从事教育、翻译工作，对推动中国对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九芬话?事变后，陈嘉庚倡导成立"海外华侨救国会"，总会设在新加坡，各国成立分支会，以声援祖国抗战，埃及华桥和留学生联合会成立救国支会，沙国珍当选为会长，领导进行反对日寇侵华暴行的演讲，并写文章驳斥日寇的欺骗宣传，后汇集成册，赢得中近东穆斯林国家及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春，他协助达浦生教长共同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约七八万言，由留埃学生胡思钧译印，赠寄各国，中东各国报纸杂志竞相转载评论，效果颇佳。沙儒诚亦曾陪同达浦生教长前往印度访问，并任翻译。他出色的工作和能力深受印度人的好评。1939年，沙儒诚奉命前往缅甸开展国民外交，走遍缅甸各地30多个城镇。进行访问宣传，深得爱国侨胞和缅甸友邦对抗战的支持，并对洽商开辟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发挥了作用。著有《滇缅视察录》一书。他对缅甸的访问，前后历时一年。他的访问，扩大了回族抗战期间国民外交的范围，促进了中缅在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和传统友谊。缅甸于1939年12月派访华团来中国，对我国抗战极表同情与帮助，亦对中国团结御侮、抗敌到底的精神由衷钦佩。

　　2.雷风翔在中东各国散发宣传品

　　雷风翔是甘肃临夏人，1938年底，取道四川、云南、越南前往麦加朝圣。在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将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告近东回教同胞书》，印刷万余份，交雷风翔等带往中东，代为在中东各国散发。雷风翔这位来自西北的热血青年，不仅出色完成了向中东各国及穆斯林散发宣传品的任务，同时还及时将中国西北各地人民遭受敌人侵略、家破人亡的真情予以披露，尤其对西北人民共赴国难、"愈战愈强，愈抗愈坚"，决心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传达给了各国穆斯林。这对中东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真象，进而同情、支援中国抗战大有裨益。不仅如此，雷凤翔还对不期而遇的留埃学生"中国回教朝觐团"给予热情照顾和帮助，他为留学生做家乡饭面片吃，甘为同学服务。同学们对他的热情服务过意不去，说他太劳累，而雷风翔则轻松地说;"累个什么?为国家服务"。在他身上所体现的不正是西北人民和回胞不畏艰难、一心为国的精神风彩吗?

　　3.回族朝觐同胞的外交活动

　　麦加每年一次的朝觐活动，虽多少不等，但每次都有中国教胞前往。1940年的朝觐活动，我国就有30多个来自各省的回胞前往参加，他们与一年前西北回胞朝觐团旅行的路线大致相同，于前一年5月间出发，经青海、西藏到印度再到麦加。回胞在朝觐途中的船只上以及吉达港，见到各处都有日本人进行联络宣传活动。据说"每月必分批派有伪信士，分赴各处访问联络，冀以唤起各回教国对该国之同情"。可见敌人确是无孔不入。这批回族朝觐教胞在国外是否开展外交宣传活动，没有留下确切资料，但作为中国人，对国内形势进行介绍以及对外界谬说偏见加以纠正解释，并通过朝觐旅行增进彼此问了解，则是可以想见的。退一步看，他们归国后给有关方面介绍日寇在国外的活动及其影响，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掌握敌人外交动向，相应采取对策，这同样对中国抗战发挥了间接的作用。

　　类似这样的民间回胞朝觐、旅行活动，尽管是在抗战这一特定的时期，但仍然持续存在。不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活动，只要是有爱国心的回胞，都会通过自己的言行与方式，为中国抗战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持续不断、潜移默化式的交往，在联络中国回胞与穆斯林民族的宗教感情，加深认识，增进了解、同情和道义的支持上，更具有其它行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回胞国民外交活动的收获与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回族同胞为了抗战救国图存而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涉及埃及、土耳其、沙特、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印度、南洋诸国，也曾对巴勒斯坦及缅甸进行过访问。累计行程数十万里。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接触之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他们接连不断出使中东、南亚及南洋各国，宗教胜地、都市港口、乡村民间都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足迹，上至各国君主政要、宗教领袖、各界名流，下至各国穆斯林、华侨回胞、流亡同胞，包括异教民众，都有广泛的接触与交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回族同胞形式灵活多样、持久不断的外交宣传活动，在中东、南亚及南洋各国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的丰硕收获。

　　1.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图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瓜分世界的狼子野心蓄谋已久。为此，他们在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地区不择手段，推行所谓"亲善"外交，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企图获得穆斯林世界对日本的好感和亲近;丑化中国形象，掩盖其侵略行径;愚弄、分化中国回侨，形成对中国的外交孤立，进而肢解、灭亡中国;妄想将中东、南亚各国纳入日本的战争经济体系之巾，对南亚则要实现其领土野心.进而驱逐英法势力而代之。亚洲穆斯林民族和国家，大多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国力不振、文化落后。自近代以来，中国与亚洲穆斯林各国间的传统的经济文化往来渐趋式微，相互问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联系，不免易生隔膜之感。加之日寇别有用心的蒙蔽利诱、虚妄宣传无孔不入，已非一日。因而，他们对于"敌人挂羊头卖狗肉之宣传，多不知为糖衣毒药"。所以，日寇在亚洲穆斯林各国的"亲善"外交和欺骗宣传，曾颇收一时之效，给中国抗战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回胞在历次国民外交活动中，针对敌人制造的谣言和谬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站在和平正义的立场，用确凿的事实和亲身的经历，摆事实，讲道理，对敌人的罪行和阴谋予以揭露和抨击。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中，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向中东各国介绍中日战争真相："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他的罪恶已传遍世界了!他对于中国，从慢性的蚕食，已进而为积极的鲸吞，最近则以杀人放火的强盗行为，毫无原因的，凭着飞机大炮、坦克车兵舰夺取中国的领土。屠杀中国的民众，破坏一切文化交通及慈善机关。他已然失去了人类博爱和共济的感情，疯魔也似的不顾一切!我们相信这种侵略事实是日本的军人和统治阶级造成的，并不是一般日本民众所欲为，毫无意义的战争使他们财产受损失，营业遇亏折，妇伤其夫，父哭其子，所遭的厄运，正与我们相同，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日本民众。"中国的回民同胞，受到日本的宰割与威胁，流离失所，有家难归，"多数的礼拜寺，与回教学校除被其焚毁，变成焦土者外，都为日军所占领，改作日本的军营，使回民无处礼拜，子弟不能就学。日本的文字已然代替了回文。所有回民种种固有组织均被破坏，回民的一切一切，都受着强烈的干涉"。针对日本对中东、东南亚的"亲善"外交，回胞也给予直接揭露，指出："敌人在近东和南洋的活动，一方面是拉拢当地的回胞，造成于它有利的舆论;一方面争取国外市场，使过剩的生产找到出路。同时在南洋它还有领土的野心，在近东它还想牵制英法的势力。"马学仁在一篇题为《敌人在近东阴谋的分析》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日本对中东各国的活动与外交，"我想在经济的侵取外，当然还有政治的意味，我们看一部中日外交史，敌寇的手段，都是先由智取而进于强抢，由经济的掠夺而进于政治的干涉，两面开刀、两面放火的政策，几乎成了敌寇一个固定的历史公式。所以日寇在亚洲的企图宁止于灭亡中国，简直是要全亚洲的国家都要作它的附庸!大凡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侵略方式，不外市场的占有，原料的掠夺、剩余资本的投资三种方式一连串的步步加紧，愈陷愈深，由轻松的商务协定，假意的友好条约，渐渐地使弱小国家的社会经济加紧地崩溃，而加深了殖民地化。敌寇对中国是这样一个侵略历程，当然在近东亦无二致。"该文还针对日寇在中东遍设公使馆和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认为"那更是一副狰狞的笑脸，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当局也曾派川樾茂为中国大使，空空的升格，正是表明了侵略的加紧与急进。"针对敌人对中国"赤化"宣传的造谣，访问团在开罗世界回教联合会埃及分会所作的题为《中国回教与抗战》的演讲中，借题发挥，予以有力的驳斥："不错!有人说中国已经赤化了。因为从前面抗战以来，中国全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与日本的军阀周旋，战线延长数千里，转战22个月，日本的飞机大炮，把中国的名城繁镇，甚至于穷乡僻壤，轰炸得寸草无遗。非设防的区域，杀得血成河尸堆山。在那种奇惨之下，中国的大好河山，一片片都被碧血染遍而赤化了!在后方，日本飞机大炮的权威施展不到的地方，中国每一个人的心都被震落得鲜血迸流，把他自己赤化了。但是这种赤化，是中国的光荣，它已经把帝国主义的残暴写了下来，永远地流传后世。惟其中国能够赤化，才把日本军阀弄得进退皆难，处处碰壁，假若中国不’赤化’而’软化’下去，那么东方的古文明国中，中国早已完结了，帝国主义者可以不劳而获了。"这样的宣传和分析，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真面目，也有助于亚洲穆斯林国家认清日本渗透、控制中东、南亚及东南亚的伪善图谋。

　　中国回胞的外交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中东等各国政府及穆斯林教胞对中国抗战的误解和模糊认识，并基于和平与正义的精神，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战以极大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在埃及曾有一位学者起初嘲讽过中国抗战，经与中国近东访问团多次接触后，他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并向访问团表示："埃及人受日本之宣传，致有偏见，颇同情于日本。自贵团来埃，向各方宣传后，大部人士已更改观念，转而同情于中国，余正其中之一人。"埃及《密斯星日报》曾以《奋勇抗敌的中国》为题，对日本帝国主义自"九芬话?事变以来对中国侵略和奴役的事实，以及中国的抗战进行了报道。指出战争开始以后，"日本人不断地以种种罪名加之中国，其目的在将新闻纸和新闻片上所昭示世人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变为两国间的地方小问题，用不着其它国家的干涉和仲裁，尤其是中日未曾正式宣战。"并且揭露日本在中国华北进行大规模的走私。"以破坏中国华北的税收，约计2500万元，欲使中国不能继续其建设与改良的计划。"并说走私的物品以麻醉剂为大宗，"因为这是消灭中华民族最毒辣的手段，这项大宗的货物，不能完全在中国市场销售，乃进而推销于全世界，埃及即其推销各国的大市场"。《埃及邮报》在题为《远东时事之新变化》的外交评论中，则对中日战争的进展和日寇的虚伪宣传作了分析和评论："中国军队展开新的局势，而开始向日军作总攻，南北各阵地齐同下手，策略是非常的完密，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挫败日本精锐之军队，这种惨败是一般观察者所料想不到的;更不是日本人预想所及的事情，现在的趋势，迫使日本人疲于奔命，简直逃不出中国军队广大之包围"。评论认为中国军队操胜算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中国人的精锐已快消耗完毕。二是中国人在军械与策略方面已获得友邦的辅助。评论还用辛辣的笔触驳斥了日本的欺骗："最令人诧异的是号称世界强国的日本，新近还说中国是被野蛮共产党所蹂躏的国家，中国军队并不是有纪律的军队，却是一些乌合之众，这样伟大的日本，对于中国的反攻无法对付，只好到处散播流言。"

　　上述引自当时埃及舆论对中日战争的报道、分析和评论，真实地反映了埃及乃至中东国家对战争双方的基本态度，字里行间流露着他们对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同情，对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不怕强敌奋斗求生精神的钦佩，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谴责和揭露，对日本虚妄的宣传和包藏的祸心，亦表示出强烈的反感、鄙视和高度的警惕性。这种立场和认识的形成，自然同中国回族同胞成功的国民外交与宣传是分不开的，也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长期在亚洲穆斯林国家推行的"回教利用政策"外交图谋的失败和破产。

　　2.获得穆斯林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如前所述，中国回胞在亚洲穆斯林国家的外交访问中，既同各国首脑、政要及各界名流等上层人士密切交往，建立了联系，也同各国穆斯林教胞乃至异教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与联络。通过频繁接触、交往与深入的宣传，不仅加强了彼此间的宗教感情，而且也赢得各国上下对中国抗日斗争正义事业的普遍同情与支持。这体现在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两个方面。

　　中国与亚洲穆斯林国家同属弱小国家，同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统治。彼此相似的地位和命运，便利了相互的理解与合作，一旦识破敌人的险恶阴谋，消除隔膜与误会，他们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心和援助热情即日益强烈地迸发而出。在印度，不仅有捐款和抗战物资支援中国，亦曾派出医疗队开赴中国抗战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医伤疗疾，著名的柯棣华大夫即足印度援华的医生之一。在埃及除了华侨留学生之外，亦有埃及人捐款援华，如担任埃及妇女协会会长的胡达夫人一次即自动捐埃币百镑，以救济中国灾民。在东南亚，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仅新加坡一地华侨，就向祖国捐款1000万，购救国公债2000万，此数已相当于当地全体居民每人负担10元;而在南洋访问团赴马来亚各地访问宣传过程中，又有大量侨胞及马来人募药捐款。马来各地均有"筹赈会"民间组织负责捐募援华活动，访问团每次演讲后，即有人踊跃捐款，有的人甚至当场将手表、手镯拍卖后捐款;更有一些诚朴的穆斯林农民，从家中抱出活鸡换钱来捐款。其场面和热情，感人泪下!各国人民可贵的物质援助，往往发挥着解燃眉之急的效果，特别是一些奇缺药品，挽救了不少前线将士的生命。透过这些援助所体现的各国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理解和支持，更是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鼓励。在亚洲穆斯林国家中，除了埃及和土耳其外，大多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国家的艰巨任务，但它们大都对中国的抗战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条件援助中国。它们普遍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尤其在南洋、印度和埃及这一运动尤为深入。在中国南洋访问团访问之后，当地日货已几乎没有了市场。印度穆斯林在其领袖真纳领导下，不仅抵制日货，还同埃及联合采取行动，使埃及棉花无丝毫出121日本，而此前埃及生产棉花的60%要输出日本。1941年5月有消息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将派外交官前往土耳其、叙利亚以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沙特1等国，就双方商务关系进行蹉商。当时，土耳其政府实行了贸易统制政策，叙利亚则调整了货币关系，"均使敌人之货物不能畅销"。亚洲各穆斯林国家实行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贸易限制等措施，对于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而言，不啻是对其战争经济的沉重打击，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主持正义和爱好和平的亚洲穆斯林国家及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事业的同情与声援，伴随我国民外交的兴起和深入而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力量，构成国际援华舆论和抗日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埃及、沙特、土耳其、黎巴嫩、印度、马来亚等各国政府都给予中国抗战以舆论支持和道义声援。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中东各国访问时，各国穆斯林普遍表示欢迎，他们被"阿拉伯(沙特)王迓为上宾，叙利亚以兄弟之礼相见，土耳其则称与中华民族同一血统，伊拉克之宗教长老以访问过迟，何不早来为憾，伊朗(波斯)人士，久不见中国人，见我辄笑日：’今日始见中国之青年，回到外婆家也!’以回教源于波斯，历史上并相互婚媾之关系也，敬礼备至"。在埃及，当中国近东访问团大获成功时，引起日本驻埃使馆的恐慌。他们派人去埃及回教青年会进行反华欺骗宣传，责问说："贵会抛弃宗教立场，同情中国乎?同情日本乎?"埃及回教青年会会长坚定地说："同情中国。"日本人又不甘心地追问："为什么?"答日："因中国为被侵略者。"日本人无机可乘，只好悻悻而归。近东访问团在巴勒斯坦，遇到一位卖橘老人，有感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表达说："我等皆为主道而战也!中国能战胜日本，更当助我阿拉伯民族以求解放也!"当地一位大教长得知中国各族人民为了抗日而团结一致时，颇有感触地说："中国之回民，与非回民合作，此现象良佳，不特合于宗教，实亦为今日政治上需要，诚如此，正足以加大反侵略者之力量也。"土耳其许多大学生见到访问团曾表示："中国人之抗战，我等实为焦心，因我等同一根源也，路远，何能以助!"叙利亚有学者说："好!中国之抗战。不特影响于中国民族之独立生存，实影响于亚洲各民族之独立生存，因中国之反抗帝国主义，实为我等之先驱，中国成功，其他之压迫人国者，排除之不啻摧枯拉朽也!"中国近东访问团成员薛文波在记述他们在印度接受其回教党茶话会受到欢迎的盛况时说："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五个中国的回教青年，都是红帽黑衣装，走进会场里，掌声雷也似的鼓动，颂’赛俩目’(问好之意)的声浪充满了四壁，我们左右的顾盼，黑鸦鸦之一片，只见无数的红帽和白帽的摆动，走了许久，才到演讲台上来。"真纳在集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战斗。有五千万弟兄们是其中的战斗员，我们得到安慰，我们的精神，已贯注到中国教胞身上，我们同情中国的抗战。"真纳充满激情的肺腑之言，"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下面呼声重新振荡起来"。

　　东南亚华侨本来积极的爱国热情，经南洋访问团的工作而益形高涨。访问团所至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迎来送往、宴会茶会、参观拜会、演讲座谈应接不暇。侨居当地的回胞，久与祖国少有联系，借助南洋访问团的居间努力，情况已大为改变，激发了他们支援祖国抗战的热忱。通过宣传和揭露日寇的虚伪挑拨，不仅使南洋数千万马来人了解了中国抗战真象，洞悉了日寇的奸计，而且使当地土著与华侨问的隔阂得以化解，进而也得到马来人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援，使固有的传统友谊得到新的发展，当地马来人把南洋访问团与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称访问团为"三保重来"。

　　凡此种种事例，在历次访问团游历访问过程中，常有发生，不胜枚举。亚洲穆斯林各国及其人民对于中国抗战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舆论支持，上述事例当足以证之。

　　3.推动和发展了中国与亚洲穆斯林各国的外交、文化关系

　　抗战前，中国只与埃及、马来亚等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与其它穆斯林国家间既无外交关系，亦缺少交往。在有关国家，除了侨胞与流亡回胞之外，往者寥寥。据载，在抗战初期，埃及有中国商人不过40-50人，留学生20多人;土耳其只有两三个留学生，黎巴嫩有两人，其余如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诸国，竟无一人。中国回胞国民外交活动开展以来，中国与各国间固有的友好交往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了新的长足发展。

　　首先是设立领事馆和互派领事。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设立领事馆，并由王世明任副领事。吉达港位于红海东岸，是沙特阿拉伯惟一的出海口，它距离穆斯林圣地麦加约50公里，是各国穆斯林经海道前往朝圣的必经之地。按宗教惯例，非伊斯兰教者不得进入麦加圣地，故各国驻阿使馆均设于此。但为了交往工作的便利，各国使节多选伊斯兰教徒担任。中国选派的王世明即为回族人，曾是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成员之一，熟悉中东各国国情，也与华侨及商人、留学生有密切联系，故被委以此任。早在1930年，王曾善等人从土耳其游学归国，多次建议注意中东外交，派遣使领，修复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1936年，中国驻苏联颜大使曾奉命就近在莫斯科与沙特驻苏公使对设领问题交换意见，不久沙特政府表示欢迎中国派驻领事。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归国后，"观感所及，尤觉近东外交有即时开展之必要"。又提出设领建议，而马赋良及孙绳武也都对设领提出建议，终得采纳，遂有在吉达设领之举。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联络回教世界计划大纲》的设想，在吉达设领，负有招抚新疆流亡教胞，为中国朝觐回胞提供便利，与各国使领进行联络，增进与回教世界之联系，与沙特政府加强联系，增进彼此关系等四项使命。由于吉达港的特殊地位，有人以为在吉达设领，"实等于任驻全近东"而便于同整个中东的联络。1940年1月初，王世明经香港前往吉达赴任。在吉达设领，这是抗战以来中阿之间关系由国民外交上升为国家外交的一个转折点。

　　吉达设领不久，中国与土耳其又互设公使馆，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乎与中国决定在吉达设领的同时，土耳其总统伊斯梅尔签署命令，派其外交部参事、前驻比利时代办席帕希为特命全权公使驻节中国。1939年12月21日，席帕希转道香港乘飞机抵重庆。次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张彭春为特命全权公使，出任中国驻土耳其第一任公使，于是"中土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始告完全确立"。土耳其位于小亚细亚半岛，是横跨欧亚两洲的中东大国。土耳其人是隋唐时从中国中部西迁的西突厥的后裔，近代以来，也遭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国曾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而土耳其则被欧洲人称作"近东病夫"。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获得胜利，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1927年，土耳其政府曾派福特培到南京，任土耳其驻华代办，与中国商订商约之举中土互派公使后，中国舆论给予特别的重视，席帕希到任，亦受到国民政府及回族上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回族刊物《回教论坛》曾发表评论，对中国驻土公使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加强我国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促进中土邦交既以联络反侵略国家为重要目的，亟应从加强我国与回教世界着眼，使近东和远东的集体和平趋于一致";二是增进与近东各国的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是邦交的基础;三是保护流落近东的新疆同胞。足见中国人民特别是回胞对发展两国关系抱有极高的期望。

　　南亚大国印度有9千多万穆斯林(含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自中国抗战以来，曾给予中国有力的援助。1942年，印度穆斯林学者、政治家沙福莱前来中国任印度驻中国代表，受到热烈欢迎，他曾表示希望中国派送回族青年赴印留学，推动两国文化外交关系的深化。印度代表前来中国，则中印之间"已由国民外交进而为国家外交，互派代表，是亲密更进一步矣"。

　　其次是穆斯林各国派团赴中国进行访问和慰问。在沙儒诚访问缅甸后不久，1939年12月12日，缅甸访华团前来中国访问，在重庆受到各团体的热烈欢迎。缅甸不是穆斯林国家，但沙儒诚对缅甸的访问，无疑促进了中缅关系的发展。访华团对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尤表敬佩。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素有关心和援助国内革命和建设的爱国立的民主共和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1927年，土耳其政府曾派福特培到南京，任土耳其驻华代办，与中国商订商约之举(D。中土互派公使后，中国舆论给予特别的重视，席帕希到任，亦受到国民政府及回族上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回族刊物《回教论坛》曾发表评论，对中国驻土公使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加强我国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促进中土邦交既以联络反侵略国家为重要目的，亟应从加强我国与同教世界着眼，使近东和远东的集体和平趋于一致";二是增进与近东各国的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是邦交的基础;三是保护流落近东的新疆同胞。足见中国人民特别是回胞对发展两国关系抱有极高的期望。

　　南亚大罔印度有9千多万穆斯林(含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自中国抗战以来，曾给予中国有力的援助。1942年，印度穆斯林学者、政治家沙福莱前来中国任印度驻中国代表，受到热烈欢迎，他曾表示希望中国派送回族青年赴印留学，推动两国文化外交关系的深化。印度代表前来中国，则中印之间"已由国民外交进而为国家外交，互派代表，是亲密更进一步矣"。

　　其次是穆斯林各国派匠赴中国进行访问和慰问。在沙儒诚访问缅甸后不久，1939年12月12日，缅甸访华团前来中国访问。在重庆受到各团体的热烈欢迎。缅甸不是穆斯林国家，但沙儒诚对缅甸的访问，无疑促进了中缅关系的发展。访华团对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尤表敬佩。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素有关心和援助国内革命和建设的爱国传统。早在孙中山领导中国辛亥革命时，即捐款捐物鼎力援助。"九芬话?事变后，南洋侨胞不仅捐款募药支援抗战，而且倡议开发西北增强国力。中国南洋访问团出使马来亚，进一步激发了回汉侨胞的爱国热情，在进行财力、物力援助的同时，于1940年4月组成"慰劳团"来到祖国进行抗战慰问。该团由马来亚联邦各邦推举代表15人，华侨领袖陈嘉庚任团长。他们到重庆后不久，即分赴桂、湘、滇、渝、蓉、陕、甘等地，对前线抗日将士进行慰问，亦在后方西北、西南地区进行考察。团长陈嘉庚表示，在前线慰劳之外，还要考察国内生产情况，准备在西北、西南各地，计划着作大量投资。抗战爆发后，西北已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根据地。这里文化落后，经济基础薄弱，虽然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尤其缺乏资金和技术人才。抗战以来，有识之士提出开发西北的建议，南洋华侨亦有此主张，而西北民众也热烈地欢迎华侨在西北投资开发。当时国内普遍希望南洋华侨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为开发西北提供帮助。南洋华侨慰劳团在国内的慰问和考察，对"祖国民气的振奋，军心的鼓舞"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再次是互设友好文化团体，增进彼此友好关系与文化往来。抗战期间中国回胞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成为亚洲穆斯林国家抗日援华与密切彼此友好文化往来的一大契机，而文化的沟通又极大地推动了亚洲穆斯林各国抗日援华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