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20）
来源：穆斯林在线   2017-11-07 14:22:23

　　埃及当时是穆斯林国家的文化中心，中埃早在抗战前即已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两国间文化友好往来广泛而深入。还在抗战前夕，为了沟通中埃交往，了解和研究伊斯兰文化，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与埃及政府接洽，首次组成"中国回教法鲁克留埃学生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第一批学员有名额20名，主要是成达师范第三期毕业生，还有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生及新疆学生，经过考试选派20名，后因故4人未出国。学生团由成达师范教员兼训育庞士谦阿訇任团长，学生有成达师范选派的马宏毅、马继高、刘麟瑞、马维芝、丁在钦、张文达、杨有漪、金茂荃、范好古、王世清、李鸿青等，包括团长共12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派的2人是张怀德和熊振宗，新疆有杜寿芝、高福尔2人。他们未及出国，"七·七"事变爆发，国内交通断绝，遂分道往香港集中，1938年春终于踏上了留学之路，进入世界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埃及政府及爱大对中国留学生极为优待，学费全免，且由法鲁克国王每月供学生2镑津贴(后因物价上涨，津贴增为3镑)。留学生一入校直接听课有困难，爱大派两名教授专门给留学生辅导功课，约三年之后，留学生便正式入班听课。此后，上述两校及云南明德中学还陆续选派留学生，人数达到30多人。1940年开始，留学生陆续毕业回国，在抗战、教育、伊斯兰文化研究、外交等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留学生的派遣，不仅开启了中埃文化交往的新阶段，而且，留学生们也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和进行抗战外交宣传的使者与中坚。

　　这些在埃及的留学生，除了完成学业之外，他们还积极投身抗口外交宣传工作，不仅代表中国回胞组成"中国回教访问团"前往麦加勇斗回奸。而且，不少人还撰写了大量揭露日寇暴行、反映中国抗战、研析宗教义理、介绍中埃文化的文章和著作，在中国、埃及与近东报刊发表。同时他们还对中国派往埃及、中东及欧美的使节及访问团体，勉力提供直接与间接的各种帮助。他们对中国抗战宣传与推进中埃关系，其功甚伟。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了防范敌人的宣传阴谋，加强在中东各国的抗日宣传工作，在埃及开罗设立该会驻埃及宣传工作团，聘请中国留埃学生开展工作，庞士谦任工作团团长。从该团给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工作报告中，可知对抗战宣传极为积极。报告说自留学生组团出国宣传后，"获得世界回胞不少同情。彼虽不能积极对我有所帮助，然消极方面，却时刻在向着有利我国的方面进行，如抵制日货，不受日本利用等"。他们代国际宣传委员会印刷阿拉伯文《告世界回民书》等宣传品，分寄土耳其、印度、伊拉克、叙利皿、伊朗等国，向埃及各重要机关、有关人士、报社、清真寺等广为散发。1939年7月7日抗战纪念日，他们组织开罗全体华侨在中国驻开罗领事馆举行集会，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借以团结侨胞，励志抗战。该团还要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给分会及时将中国对外交、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新报告及一般重要言论迅速寄来，在埃及发表，"俾外人洞悉我国抗战实情，以增强其同情心。"1940年5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埃关系，扩大抗战宣传，决定在埃及设立中国外交协会埃及分会，寄发聘书给留埃学生定中明、林兴华、林兴智、胡思钧、纳训、马俊武、海维谅、熊振宗8人，聘其为埃及分会筹备委员，开始进行征求会员及其它准备工作，当地侨胞踊跃响应。7月3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埃及分会成立大会在开罗中国留学生部举行，选举上述8人及于复祥、庞士谦、马继高为理事，又选举陈逢春、王忠义2人为驻亚历山大专员，发表宣言。由此，中国在埃及国民外交活动由分散的个人行为，上升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开展，推动了中埃文化交往与抗战宣传的深化。1939年1月5日，留埃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回教留埃同志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改进中国回教教育，联络世界穆斯林，努力兴国兴教为宗旨。同志会推选海维谅任文牍，张有成为会计，胡思钧任宣传，林仲明为学术，林庚虞为交际，马继高任庶务股。该会的成立，对于抗战宣传、回族教育的改进和中阿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随着中埃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密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埃及广泛与各界联系，与埃及学界名流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埃文化协会，并商定归国后在中国也成立分会，双方以通讯研讨与报告的方式进行交流，以推动中埃文化的沟通。1938年3月21日，他们曾前往埃及小说家迈哈慕德.帖慕尔伯克家中参加茶话会，席间一位名叫布尼马哈慕德的诗人当场咏诗，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回教访问团的欢迎，也表达了埃及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希望，兹录其中两首。

　　其一：

　　同教的弟兄们!欢迎。欢迎!诸君到处都受教胞的欢迎!我们是诸君的亲眷，

　　诸君自由享受，如在家庭问。诸君为渴望所驱，不辞万里征程，

　　我们为诸君所感而充实了满腔热情!我们已将双方的渴望相揉合。

　　犹如那双双的班鸠，一唱一和;我们已将双方的心弦相联络。

　　宗教的情操，要使这维系，永不解脱;我们无论居住何方，都是骨肉，

　　我们在伊斯兰的旗帜下，互助和睦;我们中间虽有语言的障碍，

　　然而古兰经使我们互相了解!我们中间虽有种族的差别，

　　然而同一的信仰，不愿我们离析。

　　其二：

　　中国的教胞们呀!请指教一番：

　　贵国的精神与武力，究竟怎样?我们为两种情绪所争夺，

　　我们十分痛心，同时又不胜快活：每念贵国所遭的凶厄。

　　不禁终夜在烈火上，辗转反倒!幸与诸君聚首一堂，获得几分慰藉;

　　再闻诸君的种种希望，不觉欣然大喜。

　　以真宰立誓，假若我们的行为自主。

　　那么，必定把诸君放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内心不用玫瑰花为诸君铺路。

　　却用我们心脏的碎片给诸君垫足。诸君已将欢乐的种子，播在我们的心地，

　　我们的缰绳，已操之于诸君的手里。诸君涤除了我们胸中的烦恼，

　　犹如日光涂抹了夜间的黑漆。

　　布尼马哈慕德在第三首诗的结尾咏道："祝中华民族万岁，以彰回教’以杀止杀’的主义。"这从一个侧面表露了埃及人民对正义和平与中埃友好的心声。

　　中国留学生不仅在埃及各报撰写文章宣传抗日，而且还直接参予报刊编辑，留埃学生胡思钧曾被尔里嘎尔啼先生聘为《东方论坛》报"远东事件评论"栏目的主持人，"近东各国，对远东纠纷，藉此将得更进一步之认识"。该报1922年创办于日内瓦，创办人尔里嘎尔啼是埃及国家党成员和埃及反英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由于英国殖民者禁止其在国内活动，因而他在日内瓦创办此报，专载复兴东方的一切消息、评论、学术、文艺等译文，十数年如一日为埃及独立与自由呐喊，报纸内容富有生气和正义，深得中东及埃及各界赞许。1939年5月，尔里嘎尔啼先生归国，《东方论坛》报在开罗用阿拉伯文复刊，不断扩充版面和内容，销路日广，成为颇有影响的报纸。中国学生参与埃及报纸，这是中埃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在印度和南洋，双方的联系和交往更为便捷和密切。1939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代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反对日寇轰炸各地清真寺，曾分别给国外各地穆斯林领袖电告日寇暴行，并呼吁全世界回教联合团体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9月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收到自印度孟买发来的印度回教领袖真纳的回电，对中国抗战表示深切同情，并决定发动印度穆斯林，一致开展反抗日寇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在南洋各地，马来人及华侨早已组织有"赈募会"，从事支援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南洋各地宣传期间，为了推进固有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中马文化交流，在1940年元旦发出倡议组织"中马文化协会"启事，向华侨及马来亚各界征求签名，得到热烈响应。1月15日，新加坡中马文化协会第一次筹备大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华侨及当地各界领袖76人到会，公推林文庆博士为主席，组成21人筹委会(除主席外，中马各有10名委员)，筹备协会正式成立及各项工作的开展。此后，在怡保和槟城也先后成立了中马文化协会。中马文化协会成为增进中马友谊，加深双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1941年2月，南洋"筹赈会"常委侯西皮为欢迎访问团，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行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广播聚餐会"。首由侯氏致词，继由章嘉贡、喜饶嘉措二法师和饶乐博士用蒙、藏、回语演讲，再由人译成汉语，最后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转译为各种方言。会间还有西藏、蒙古等各种民间歌舞表演助兴。这种亲密无间的文化活动，是中马友谊与文化沟通不断深入的象征。

　　此外，中国近邻缅甸在抗战期间经马赋良及沙儒诚等先后访问，友好交往得到加强，既有缅甸访问团来中国访问，亦曾在缅甸设立中缅文化协会，以资进一步发展关系。

　　4.沟通了回侨与祖国的联系

　　中国回胞侨居与流亡中东和南亚的，以在沙特和日度为多，总计约有数万之众。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每年国内各地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后因钱款用尽等种种变故而流落异邦欲归而不得者;而大部分则是不堪新疆地方政府的压迫，流落至中东各国的。这些回胞长途爬涉，万里泛洋，来到异邦，言语不通，文字不识，风习乖异，茫茫然无所从，精神与物质上备受损失，"非特情状可悯，实属有玷国体"。特别是他们久居国外，不明国情，因隔膜而易生误会。"徒以受环境之感触，复未知政府扶植边疆民族之意旨"，于是，始由怨地方政府者，而转怨于国家，致使一些侨民国家观念已开始淡薄，出现"自谓返本归源于祖邦矣，而转忘却食毛践土之中国祖邦"。影响所及，造成中东各国人民对我不良之印象，尤其经日寇欺骗宣传和分化挑拨，更使回侨彷徨无所依归。长此以往，将出现对我极为不利的局面。

　　中国回族同胞国民外交以及中国设立领事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慰问和保护回侨与流亡者。历次访问团出访，都曾深入回侨及流亡者驻地，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开导工作，其内容包括慰问安抚、介绍国内抗战及边疆建设新情况、揭露日寇蹂躏回胞、制造"回回国"的分化阴谋以之消除回侨对祖国的误会，组织动员他们积极支援抗战，或者回国参加抗日救亡。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麦加对新疆侨胞领袖穆罕默德苏里他的说服开导工作很有典型性。苏里他老人受日本分化阴谋和欺骗宣传影响，对国家、内地回族都抱有偏见，认为日本以及德、意法西斯可以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穆斯林。近东访问团5人拜访这位老人时，以国内遭日寇侵略及破坏伊斯兰教的事实，揭露日寇的反动面目，指出日本与回教相亲善，绝非善意，试看回教各民族，多半处于弱小的地位，而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利害关系相反，岂能结合，这种情形，"无异拉牛羊与虎狼为友，结果，必为所算"。但是，老人中毒已深，不但不肯相信，还拿出口本印刷的刊物为证进行反驳。刊物上有日本炫耀武力的飞机大炮和占领中国北平、上海的照片，马天英指着照片说：老人请看看这飞机不知残害了多少中国回民的生命，这坦克车不知染了多少回民的碧血!王曾善接着说：我们都是流亡的人，有的是抛开礼拜寺逃出来的，有的是舍掉回教学校逃出来的，有的是不受日本的利诱逃出来的，"老人!世上岂有标榜着拥护回教而反倒有这些悲痛的现象呢?"老人这才开始认识到日本所谓信仰回教，实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马天英又开导说：我们所深恨的就是害人的人，先伤人的肺腑，这人便不能为力了，日本欲毁我回教民族，他先混入回教之群，伤害我们的内部，然后借机工作。老人醒悟地说："这点我更明白了!"访问团从深一层又说："日本以反共为号召，借以联络回教民族，增厚其声势，其实成功后，他要奴化回教民族，比其他帝国主义还要厉害。"而且，"日本之反共，非真实之表示，彼果欲彻底施行其政策，何必定与三民主义之中国为难?""老人的意思，以为德意日三国能反共，回教便有希望了，我们以为若如此希望，实为回教民族之羞，因为是大难在前，我们只有’自信’而’自救’，依赖他人，终于无用，老人：你能担保三国定以伊斯兰为友吗?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掉我们和他们的立场不同"。老人坦白地说：我只是赞成民主政治，因为它的自由平等原则，正合乎伊斯兰教。没想到反而上了日本欺骗和愚弄宣传的当。访问团最后说："我们都是中国的回民，在国家的立场，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到如此地步，在宗教的立场，眼见得国内的回教被敌人不住地摧毁，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不问可知了。老人是新疆教胞的领袖人物，尚希广将此意转达于众，实为国家与宗教之福!"老人很高兴地说："荣幸啊!诸位小兄弟们，我的思想为你们转变!我的情绪为你们紧张!过去是彼此隔阂了，托靠主!有个时间，请你们对新疆及陕甘的回胞说些话，让他们也明白国内的情形。"从访问团对这位新疆侨胞的说服工作中，反映出我国回侨受日寇愚弄蒙蔽程度之深，也表明对回侨进行慰问联络、揭露日寇侵略真相是非常必需的。朝觐大会是各国穆斯林汇聚和交流信息、增进了解的重要机会。敌人的造谣宣传以及回胞、各国穆斯林对中国的偏见误会，最易流传扩散，甚至以假乱真，形成混淆视听、蒙蔽惑众的恶劣影响。访问团充分利用这一场合，用正义的声音消除一切不利的舆论，联络团结朝觐回胞与回侨，增广回胞抗战力量。一天晚上，近东访问团在圣地"天房"礼拜之后进行回侨祈祷大会，来自国内各地朝觐者、在中东各地的回侨及流亡者，都汇聚而来。陕甘、云南、新疆等地的回胞，有的是童颜鹤发的老人，有的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黑压压一大片。王曾善代表近东访问团首先报告本团出国意义，中国坚决抗战的决心，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回民所受的损失以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实情。听讲的人颇受感动，群情激奋。王曾善还用土耳其语向新疆回胞介绍演讲内容。接着举行祈祷仪式，用阿拉伯语宣读祈祷词，祈祷中国抗战取得胜利，中华民族包括回族走向复兴，给日寇以制裁等。中国教胞的祈祷活动，吸引了印度人、布哈拉人和爪哇人都前来参加，人数大增。祈祷完毕，中国回胞精神振奋，高呼"中国抗战到底"、"中国回族参加抗战最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回胞万岁"等口号。印度、爪哇等地人也用他们的语言高声呼喊着口号。使一场国内回胞的抗日祈祷活动成为国际宣传的讲坛。

　　马赋良等人出访期间，特别注意对新疆侨胞的慰问、安抚和劝导、教育工作。他们认为解决新疆回胞问题，"要着重民众教育，并安抚流亡国外的新疆回民，这样，任何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他们与留埃学生一起，经常深人回侨家中，进行劝慰工作。

　　他们同回侨座谈，表示：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过去我们还不十分了解，现在才知道详细情况。政府虽很关心你们，但以交通不便，消息隔阻，所得的消息又多与事实不符，故无从措施，拯救你们。现在已正在设法办理一切，以后我们把你们的情形，随时介绍给国内，以求妥善的解决。他们还将内地回胞关心新疆教胞的情况介绍给回侨。指出"内地回民和新疆回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种关系，不单是宗教的，而且还有一部分是血统，由内地回民的孩子们喊父亲为’阿达’，就足以证明"。并向回侨提出希望，以后新疆人要学汉文，内地回民也要学回文，以便彼此互相了解，互通声气，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国外侨胞尽管由于敌人的分化阴谋和长期淡膜而对国家有所抱怨和误解，然而他们不论是侨居国外多年，还是流亡不久，固有的中国心、民族观仍强烈地存在，一旦消除误会，便积极地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战救亡工作，支援祖国抗战。在埃及，40多个侨商与留学生为了在抗战救亡工作中步调统一，1937年12月，成立"埃及华侨中国战区灾民救济会"，推沙儒诚为会长，王廷乾、陈逢春为副会长，下设若干组，办理一切救亡救灾工作。成立大会时即募得巨款，分两批解寄国内，一批捐助救国，用作购买公债;一批寄中央救灾委员会，以救济灾民。同时用中文逐日印发《战报》，以增进侨胞对国内战事真相的认识，不久停办。他们还举行公开演讲，散发传单，争取对中国在物质与精神上的援助。在埃及的华侨虽大都经商，但多为小本经营，可他们对于捐款救国，都努力争先，不落人后。中国驻开罗领事发起"月捐救国"，数目自认，华侨及留学生积极响应配合。从而使抗战募捐活动在埃及经常化。在南洋，以前与祖国联系较少的回胞也积极加入援助祖国的抗战救国行列，并且侨胞与马来土著居民的关系由缺少和睦转而友好相处，马来人民也给予中国不少的援助。

　　各访问团在亚洲穆斯林国家对回侨及流亡回胞的争取工作，不仅帮助回侨消除了误会，改变了他们对祖国的偏见，从而沟通了回侨与祖国的联系，成为在国外宣传抗战，推动中国与亚洲穆斯林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有不少的回侨特别是流亡者打消顾虑，回到祖国投身抗战。如马赋良等人先后动员在沙特居留的35名新疆青年回国，在印度又招回20余名新疆青年回国入成都军校等学校学习。

　　抗战时期回族同胞的国民外交活动，是回族人民积极投身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其动机与效果考察，非常圆满，收效颇丰。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即考虑利用穆斯林问传统友谊这一特殊关系，组织团体赴中东、南亚等地访问宣传。其目的是：第一，把日本帝国主义残害回族人民的罪恶公诸于世，以唤起各国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关心和支持;第二，同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各民族的阴谋作斗争，撕破敌人tt尊崇回教"的伪善面目，让世界穆斯林了解中日争端及战争的真相，明辨是非;第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东和东南亚的野心;第四，呼吁亚洲各国人民团结一心，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扩张政策，以及勾结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和称霸亚洲的国际阴谋。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访问途中向各国散发的《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中，曾具体提出："我们请你们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加以道德的制裁，庶可纠正他们的魔狂心理，经济的绝交，庶可减少他们的横暴力量。"这就是要实现穆斯林各国对中国抗战道义的支持与对日寇经济的制裁。不难看出，抗战期间回族同胞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通过他们广泛、深入、持久的努力，不仅达到预期目标，而且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所谓国民外交，就是国家间彼此民间的友好往来活动，它有助于国家间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因而是国家外交关系的基础和延伸。传统的国民外交活动，其内容主要在经济、文化领域。抗战时期回族同胞的国民外交活动，是以宗教感情的特殊关系为媒介，以抗日救国为目的，以民间宗教、文化交流、抗战宣传为途径而开展的。其范围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国民外交的广度和内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种外交活动，是在外交层面上敌我展开的激烈较量，实际上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因而，出于维护国家利益，挽救民族危亡的回族回胞的国民外交，无疑是一种创举!

　　回族同胞抗战期间开展的国民外交，为中国与亚洲穆斯林各国发展国家间外交关系，发挥了清除障碍、铺路搭桥的基础作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注重与欧美国家的联系，忽视甚至中断了与亚洲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回族同胞派遣留学生、出访宣传等活动，不仅瓦解了敌人分化、称霸的图谋，而且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与亚洲穆斯林国家建立、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政府转而积极与亚洲穆斯林建立联系和发展关系，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驻埃及宣传工作团的建议下，特命重庆、成都两地广播电台开通对亚洲穆斯林国家的广播，用阿拉语每周播送抗战消息或演讲数次。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协助国家外交的开展，曾制定《联络回教世界大纲草案》，内容涉及广泛。中国与有关亚洲穆斯林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既改变了与亚洲弱小国家间关系滞后的缺陷，也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建立孤立中国的外交包围圈的阴谋破产，使其在中东、南皿的侵略迷梦化为泡影。

经济篇

　　一、三四十年代回族的经济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的经济状况，回族的生产发展水平，同族人民的生活及他们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支援抗战，是回族抗战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经济具有不同于政治、军事、外交的特点，若从较广范围、较长时段着眼，既可弄清抗战前回族的生产发展水平，又能搞清抗战中和抗战后回族经济的变化，有利于人识回族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也易于了解回族经济在当时全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战争对回族经济的破坏程度，也就一目了然。故而首先要了解整个三四十年代凹族经济状况，然后分析战争对回族经济的影响。

　　关于三四十年代的回族经济，我们可从回族商业、回族农业、回族工业和手工业几个方面，探究当时回族的职业分布，生产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一)回族商业

　　善于经商，是回族浓郁的民族特色。亦农亦商或半农半商，是回回民族的传统。尽管从回族总体职业构成和从业人数看，回族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最多，农业仍是回族的基础产业，但商业经济在回族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商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回族的生存和进步。商业经济、伊斯兰教、回族这三个概念常常是联结在一起的。伊斯兰教鼓励商业活动，影响商业经济;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事商业活动是回族的传统职业和高尚事业。不但城市里的回民大多数经商，而且在农村不少农民也兼营商业。与其它民族相比，商业就是回族的本行，回族以商业为恒业，以商业利润为恒产。

　　回族商业历经明清两代发展，到民国时期，领域更广阔，经营的商品内容更丰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更突出。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础进一步破坏;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从而使中国商品经济有比较显著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使布匹、棉花、粮食、茶叶、食糖、面粉、烟叶等日用品，在长距离运销商品的构成中占主要地位，而且使长距离运销所体现出来地区间的、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这一趋势促使回族商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民国时期，回族商业经济发展的领域更为广阔，与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相比，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城镇回族商业经营的门路显著扩大;二是回族小商小贩的数量增多，分布极广;三是出现买办商业资本和官僚商业资本，商业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四是经营的行业种类多，商品种类多，出现地区性的商业繁荣。回族商业的发展，在民国初期，已显出巨大优势。进入30年代，回族经营的商业门类极多，如河南开封，有面粉业、酱园业、钱业、鲜果业等30余行;南京的饮食业中就分近20个门类;宁夏的皮毛贸易闻名全国，商号遍及包头、兰州、天津等地，宁夏经营的商品的种类在30多种以上。甘、青两省同族贸易以皮毛和土特产为主。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主要商业城市，临夏、张家川等地的皮毛、布匹集散市场，驰名于西北各省。回族商业遍及全国许多农村城市，在中国民族商业中颇具影响。当然，从内地农村的回民经济状况看，农业兼小商小贩是当时回族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80%左右的回民兼营季节性的小商贩，多在春秋务农，夏冬做买卖，行业很复杂，较大的如贩粮、贩布、贩牛羊等，但绝大多数是手推、肩挑的商贩。如推炭、卖菜、卖瓜果、面食、运输、贩盐等"。就在这个回族商业正在发展的时期，日本的侵略魔爪已逐渐伸向中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回族商业受到摧残，到40年代，回族商业凋敝，商路不畅，市场萧条，民不聊生。纵观三四十年代回族商业状况，只能做粗略的勾勒，笼统地概括当时回族的主要行业，经营的基本规模，经营的商品种类，大小商业部门的收支情况等，进而推断三四十年代回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由于回族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回族商业中具体的行业分布。如回族吃苦耐劳，适应性强，决定了回族职业的多样化，也决定了回族贸易优势的形成;又如回族讲究卫生，爱好清洁，所以回族商业中的饮食业、果品业在?肖费中有较好的声誉;回民禁食自死物，禁食猪、马、骡、狗等动物，所以牛羊的饲养、屠宰、加工等几乎全操于回民手中，并且在整个回族商业中占较大比重。

　　回族商业最大的特点，一是商业活动的范围广，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二是经营内容集中于贸易、牛羊业、饮食业、骡马行、珠宝玉器业、小商小贩等，整个三四十年代，依然以这些行业为主。此外，还有牙行、菜牙行、药材、古玩等。这些传统行业仍是三四十年代回族商业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