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不仅要应付每天500万元以上的军费开支,还要支出各项建设经费,如国防建设费、经济建设费、交通建设费、文化建设费、水利建设费等等,财政入不敷出。同时,为了克服战争带来的粮食和生活日用品短缺,物价上涨,生产下降等困难,国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战时紧急经济措施,主要的如田赋征收、征购、征借;战时商品限价和物资统购统销;贸易管制;金融管制;沿海工业内迁。从1938年开始粮食征购。1941年田赋被巾央政府接管后,全面实行征实征购。1943年部分省改征购为征借。通过田赋的征实征购征借,使困民党政府掌握了必要的粮食,保证了抗战的需要,对坚持抗战是有利的。但田赋征实竭泽而渔,加重了农民负担,国民党贪官污吏乘机勒索,人民受苦更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国内商业活动的统制,先后采取了"限制价格"、"统购统销"和"专卖"等办法。由于通货膨胀无法抑制,"限价"失败,最后改为议价。与此同时,对棉花、棉纱、棉布等民用必需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41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专卖"制度,对盐、糖、卷烟、茶叶、酒、火柴等商品的贸易进行垄断,这是实施战时经济政策的又一举措。为了适应战局的变化,同日寇进行贸易战,政府实行战时进出口贸易管制。进口管制如1938年1月命令"各地抗战后援团体,或经济绝交委员会会同当地当局办理日货登记及运销日货商铺作不进日货的切实事宜"。1938年10月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及禁止物品表,共禁物品有163项。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上1942年、1943年连续的自然灾害,造成国内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为克服困难局面,国民政府调整了贸易进口管制措施,凡对抗战有利的物品,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原则.客观上有利于抗战。对于出口贸易,总方针是禁止资敌物品出口,鼓励资助有利于抗战事业发展,增强抗战经济力量的出了-1贸易。贸易管制对充裕战时经济力量,稳定战时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弊端,如管制不严、经营紊乱、营私舞弊、谷贱伤农等。还有一项是金融统制,1939--1942年,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机构,为解决财政之需,又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发行纸币,通过黄金政策力图平抑物价,收缩通货,结果适得其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有一项大举措,就是民族工业的内迁。我国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内地几无近代工业基础,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日军即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大片领土,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几乎全部沦丧,尤其是上海、天津、青岛、南京、武汉、广州的丧失,使中国失去了占全国工业产值70%以上的工业生产基地。而处于大后方的西北、西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落后的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近代化工矿企业较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无论是从保存经济实力,还是从防止落入敌人之手考虑,抑或从发展后方经济,养活数百万国民党军队,支持国民党和政府各机关庞大的开支,维持大后方数亿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着眼,沿海工业内迁.是刻不容缓的。事实证明,沿海工业的内迁,充实了战时经济力量,构成了后方工业的主干,促成了后方经济和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对后方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总之,中国八年全面抗战,主要是靠后方经济的支持,究其原因,不外乎三方面:政府战时经济政策中合理的因素;民族工业内迁的作用;西南、西北各省人民的积极努力,自力更生地发展了工农业生产。
还需说明,中国共产党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财政经济政策,在解放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如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照顾全局,互助合作;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方针的实践,既保证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有力地抵御和抗击着日寇,也树立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典范。尤其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寇和顽固派的封锁,克服了严重的粮食困难,保障了军队的供给,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以上所述,可以称为抗战时期全国的经济形势。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回族经济的落后与进步,停滞与发展,回族人民生活的贫困与富足,都不能脱离全国各族的战时经济状况来孤立地认识,所以有必要列举国共两党战时的经济政策及其实践。
回族是个独特的擅长经济创造的民族。在全国战时经济形势下,回族却有自己独到的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周密计划,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创设工厂的具体措施。民国29年蒋君章和田兰发表于《回教论坛》上的文章,论证之有力,数据之确凿,调查之周详,对回族生产和救国的计划,竞有如此宏论,如此珍贵的方案,实在令人惊叹。关于回族生产自救,支援抗战,充实经济的理论与实际,依据《回教同胞生产计划刍议》和《发展民族工业,创设回教工厂》两文提供的材料,即可窥其大端。
关于发展生产的宗旨,田兰先生论述:"民族神圣抗战的展开,警报我们伟大时代的来临,极度被破坏的国家,得到了重新建设、根本改造的机会,敌人的炮火毁灭了我们长期惨淡经营的民族工业基础,单以工业中心的上海一地而言,被毁工厂约有2000家,损失在8亿元以上。其它天津、青岛、武汉一等工业中心之沦陷,及无锡、广州、唐山、通州等工业区之丧失,极可痛心。困我们的工厂,泰半设置在沿海沿江沿铁路地带,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自然容易发挥其威力,而使我们蒙受无限的损失。残暴的敌人,要使我们陷在万劫不复之地,所以极力毁灭我们工业的基础。我们的工业是否将由是而没落呢?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在我们的国度里,东部的许多大城市虽然是沦陷了,但是广袤的西南,被我们发现了潜在地域里的无限天然富源,可以供给原料,而使工业能充分的发展。西南西北交通经济之发展,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之坚实基础。"蒋君章先生说:"非回教中心地带的各省区,回教徒不过是许多同胞中的一部分,各种建国工作也不是回教徒单独的力量所能举办,只要照着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和其它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便算尽了国民应尽的责任,惟有在回教同胞集中的地带,只有回教同胞才能付起这特殊的建国工作,只要有这些地方,方有一个整个的完善的回教同胞生产计划的必要"。"回教同胞的集中地带是西北,陕西省回教同胞400万,甘肃省400万,青海12万,宁夏20万,新疆30万,回教同胞在西北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蒋君章还分析了西北在军事上、地理上、民俗上的特殊性,指出西北农业、工业、商业发展的方向,制定出详细计划。
关于回教生产计划实施的可行性,蒋君章和田兰分别对西北、西南的经济状况,物产、资源、人口素质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其计划建立在客观物质前提和特殊条件之上。
西北是落后的农业区,粮食生产不足,交通不便,人民购买力薄弱。西北人民衣料匮乏也是普遍现象,日用品几乎全依赖输入。至于铁的生产、燃料问题等等,情势尤显严峻。回教同胞集中的西北地区惟一的优势,就是农副产品,如羊毛、驼毛、羊绒、牛羊皮。此外,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有煤(陕西蕴藏较大)、铁(甘肃)、金(甘肃河西走廊、青海省)、盐和碱(甘肃、青海)、银、硝、硫(青海)。
针对西北特殊条件,蒋君章拟出"回胞应举办之事业"如下:
(1)垦殖。解决西北的粮食问题,增加西北的人口容纳量,充实西北抗倭的能力,垦殖为第一要务。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可垦荒地较多。垦殖地应生产和适于生产的作物,一是粮食,二是棉花,三是大豆或其它油类植物。
(2)织业。纺织业分棉纺织和毛纺织两种,棉纺织应以天水为中心,"秦安、甘谷、通渭三县为陇南手工纺织业较为发达之地,年产量价值不下10余万元,应注意改良其质与量。"陕西已推广纱机。"毛纺织在西北之重要性在棉纺织之上,宁夏、平凉、皋兰、武威、张掖、酒泉、安西以及西宁等地各应设立洗毛纺毛及毛织工场。"
(3)淘金业。"永登庄浪境内之镇荒滩,同胞在此挖淘已有成就,旧时挖金处20余所,工人300余,年产金4万两左右,今宜加以详查,设计扩大"。玉门的柳沟、小红沟、大红沟等地,产赤金,"兹宜扩大生产量"。"青海金矿比甘肃更富",贵德、化隆等地早有开采。"按甘肃金矿,经济部已加经营,设有青海金矿局,但国营矿区尚不甚广,教胞开采金矿时,技术上之协助,当无问题也"。
(4)冶铁。应注意土法炼铁,以济西北铁荒。甘肃的两当、成县、西固、武威、临潭为主要区域。
(5)化学工业。西北可生产的化工产品,如电解食盐以便制造盐酸、漂粉、烧碱等,张掖和西宁为适宜之地;西宁已有电厂;西宁也可生产硫酸、硝酸(附近湟源就有原料);纸张生产为当务之急,天水一带产麻纸,量较少,陇南应大量造纸;制革和硝皮当为回胞生产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平凉、兰州、西宁、武威、张掖、洒泉等地均应设厂,此外,酒精、肥皂等西北均可生产。
针对西南、西北地区的特殊条件,拟出"发展民族工业的计划"如下:
(1)屠宰厂请阿訇为宗教顾问,用科学、卫生、机械的方法仿效欧美屠宰场组织。
(2)罐头厂利用屠宰场所宰牛苇,制成罐头,上标清真字样,不但可供给国内教胞作食品,运销西皿、南洋等地。
(3)制革厂皮革可以供给军需,更有工业的用途。西康、四川既是产皮最多的地方,大可以振兴这种工业,免牛货出口,送给外人赢利。
(4)毛织厂。在光绪时,国人已注意到这种工业,在甘肃兰州创办织呢总局。毛的利用,更可以制成"地毯"、"毡帽"、"毛袜"、"围巾",关系民生军用,确是值得振兴的一种T业。
(5)胰皂厂。制造胰皂,所需用的脂肪,可用牛羊油。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业,可是若能集中资本,抵制外国制品,这种工业才可以持久而兴盛。
(6)蜡烛厂。新法制造蜡烛,往往与胰皂厂相联,以利用副产,在今日石油市价昂贵,乡居还是免不了需要蜡烛,消费量较前已在增加。
(7)炼乳厂。西康等地牛乳产量很大,价格因而也便宜,只是运输贮藏不便利。若能在西康及其它产牛众多的地方,设厂将乳炼成奶油、乳粉,或加以科学的装置,运出畅销国内,或运诸海外,也是值得注意的工业。
(8)骨炭厂。骨炭对于防毒及工业的用途很大,牛羊的骨头是可以利用的。
(9)琢玉厂。在文州的地方,从事琢玉的人在万人以上。西北教胞不但应做这种商业,并且还得向这种工业求发展,制造科学仪器用品。
(10)石油捉炼厂。在今日若一国家没有石油,则国势没法繁荣,国防没法强固,所以有人说,石油国能左右世界。我们的新疆、陕西,又是产石油最多的地方,教胞们现在都知道有兴教建国的双重责任。提炼石油,可以复兴回教,建设中国。
(11)冶金厂。平时的冶金厂,战时可用作兵工厂。平时冶铁炼铜,制造工业机械、农业用具,铸造金银货币。战争时候,制造大炮炸弹飞机,一变换面目,马上可以改造。我们回教的冶金厂,也应当照着国家的规定,向着这种政策努力。
(12)精盐厂。在青海可以设立精盐化工厂,青海盐资源丰富,有精炼工厂,盐可制出盐酸及氯气等。
(13)制药厂。最有名的草药如当归、甘草、茯苓、黄连,羚角、石斛、防风,多以陕西三原为交换场;红化、麝香、鹿葺、犀黄、人参多以青海西宁为交换场所,只是采制只凭几千年来的经验,没有科学方法,若能设厂精制,烧炼为膏,提制成精,必然能更充分地发挥其效用。
(14)酒精厂。酒精溶剂,足有机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酒精在医学上应用也很广,回教同胞应设酒精厂,制造酒精,造福人类。
回教同胞应举办的上述生产事业,不仅将对抗战有很大贡献,于回教同胞本身也有切实利益,如何实施这些生产计划呢?依蒋君章建议,先进行水利调查,矿业调查,畜牧调查,农村经济调查;其后设工矿调整处统筹,建农本局与中国农民银行,再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回教团体等,通力合作,将计划付之实践。具体的生产区,建设方法及进程,都有实质性意见和措施。
抗战中,由于沿海工业被摧残,加上敌伪的经济封锁、交通不便,外货输入锐减,西北、西南地区尽管并没有建立起回族大工业,但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尤其四川的织布纺纱、土法炼铁,甘、宁、青的皮毛加工和皮革制作,食盐、农具制作等部门。由于战区人口大量流入后方,整个西北、西南对民用生活物品需求显著增大,战时军需生产也迅速增加,反过来刺激了后方民族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回族战时商业和手工业?度保持稳定,对中国抗战胜利是有其特殊贡献的。
(三)工商界的回族爱国人士
抗战期间,中国工商界涌现出不少爱国人士,他们或不断追求进步,积极投身抗日事业,或发奋图强,在艰难环境中经营民族工商业,为抗战建功立业,或乐善好施,扶危济贫,名重一时,或大义凛然,同日寇的经济侵略行为作斗争。他们的事迹,同洒血疆场的将士一样震憾和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这些爱国工商业者中,就有好几位回族人士,如南京籍商人陈经畲、杨叔平、武铁肩及蒋寿山一门数人,云南的马筱春等,都是典型代表。
陈经畲(1880一1967),世居南京城北吉兆营40号。渎完私塾,即被送往钱米店当店员,后当学徒。20岁时,到汉口"义盛成鞋帽店",经表兄金润生提携,在该店管账。由于经畲先生办事认真,深得股东大昌钱庄马棣臣赏识,1905年,由马棣臣邀股集资银五千两,接手开设"义顺成广货店",陈经畲任经理。随着业务的发展,在义顺成鞋帽百货店的基础上成立"义顺成股份有限公司",陈经畲为总经理,其后创立"义顺成申庄"、’义顺成呢绒号"、"汉昌烛皂厂"、"泰桐油号"。颐成的鞋帽以高质量博得顾客信任,成申庄的百货无论质量或外观均在汉口货之上,信誉很高。绒业也生意兴隆。陈先生还抱着实业救国的决心,创办"汉昌烛皂厂",生产的"七星皂"销路圾广。陈先生有胆有识.经营有方,富于创新,尽管抗战期间屡遭厄运,但他仍抱定"宁可让机器变成废铁,也不能资敌"的信念,觅址建J一,徐图发展,烛皂厂又遭151机轰炸,终成废墟。陈先生又办"义顺泰桐油号",获利丰厚,为义顺成找到了发展的新途径。事业有成的陈经畲,不忘赈贫救灾,在南京举办"秋潭助学金",资助贫寒子弟就学。1931年南京水灾,陈先生举办冬赈,给贫寒者大米和棉衣以济危救贫。陈先生的爱国义举,表现在他的几次关键的抉择和经受的考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先生激于爱国热忱,率先把"义顺成百货店"更名为"义顺成国货店",放弃出售高档外货,此其一。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日本商人企图劝阻陈先生迁厂,希望日后与日商合作,陈先生断然拒绝。表示"决不资敌,不当汉奸,不脚踏两只船",此其二。1939一1940年间,陈先生自重庆往上海探亲,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先生在狱中任凭敌人威胁利诱,毫无所动,后被保释出狱,此其三。解放后,陈经畲历任武汉市商会会长、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1967年病逝,终年87岁、,陈经畲是我国回族著名的爱国工商业者,慈善家。
杨叔平(1881-1965),世居南京,是陈经畲先生的密友.幼读私塾时,与陈经畲是同窗、同族和近邻。1900年前后,杨叔平经办羽绒业务,约在1905年,应陈经畲之邀,赴汉担任"义顺成鞋帽百货店"副经理。义顺成业务扩展后,杨叔平兼任驻沪"申庄"负责人。杨叔平先生主持申庄后,不仅使"义顺成"多所增益,也为他的私人企业奠定了发展基础。杨叔平又参股沈莱舟的"恒源祥绒线号",获利较丰。杨叔平先生工作谨慎,一丝不苟,自奉节俭,不慕虚荣,品格高洁。杨先生为慈善事业尽力,如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创办回民中学时,先生曾捐资;上海清真寺整修,杨先生捐献颇多;1931年南京水灾,杨先生是赈灾发起人之一;私立南京孤儿院创办时,先生捐资35000元,并带领全院教师员工与孤儿同食同住,视孤儿如己出。受陈经畲举办"秋潭助学金"的影响,杨先生于1939年创办"东泉助学金",资助贫寒子弟读书。杨叔平先生和陈经畲先生一道,拒绝日商合资企图,并为陈经畲自沪脱险甘当风险,亮节忠骨,令人敬佩。解放后杨叔平先生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民委委员、上海市民委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1965年逝世,享年84岁。
武铁肩(1897-1967),原名武家山,1897年生于江苏六合县竹镇,18岁时在竹镇小学当过助理教师,22岁时继承父业,主持武德源粮行。1938年,日本军几次入侵竹镇,武铁肩目睹日军暴行,愤慨万分。不久新四军五支队一部开进竹镇,领导人民抗日。当时新四军枪支弹药、粮秣军需都很缺乏,武铁肩率先献粮献款献枪,并出任竹镇商民抗敌协会理事长,奔走在商界人士、地乇士绅之间,动员大家踊跃捐输支援新四军抗日。抗战期间,武铁肩先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46年后回竹镇重操旧业。1948-1949年,因为实在顶不住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压力,当过几个月的伪竹镇商会会长,但他是共产党的可靠朋友。解放后,当选过六合县人大代表,担任过政协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1967年病逝。
蒋寿山一家。金陵蒋氏在清代经营商业,家底丰厚,名声颇大。到蒋寿山一代,事业更盛。蒋寿山精干有为,治家勤俭,处世诚朴,在汉口有"春沅油行",在六合县开设"广大油坊",在南京花牌楼开设"德大酱同"。蒋寿山也1热心慈善事业,多有扶危济困之举。蒋氏在南京的德大酱园远近闻名,该店直至1937年10月日寇占领南京时毁于战火,损失殆尽。六合广人油坊亦在沦陷时被毁。蒋寿山死后,长子慕周(字新吾)谨遵遗训,承袭父业,出资重建太平路清真寺,为南京回族生色。蒋寿星阶,从武昌钱香逸师游,后习商业。辛亥革命后,星阶举家迁沪,在上海置办产业,在日晖港设清真庆丰酱园,并在城内设门市部两处。淞沪战役中,星阶忧愤国事,日夜督视家人赶制丝棉背心及分送将士各种慰劳品,以尽一份力量。"蒋氏一家在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都置了房产,其公益事业亦甚惊人,近代南京黑廊街、行口、坊口之石板路是蒋氏自愿出资所筑,蒋氏还出资修筑了城内至下关的弹石路,两边还植了树。江苏的南京太平路清真寺、无锡清真寺、苏州太平坊清真寺都为蒋氏所建。蒋氏还兴办学校、医院,出资维修名胜古迹--嘉兴烟雨楼、南京清凉山方亭"等。
马筱春(1906--1963),昆明回族,20年代毕业于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在校期问习文科,但立志实业救国。大学毕业后出任昆明市商会常务委员兼公断处处长。1927年任昆明市商民协会主席团主席。1930年任云南五金制造厂(官办)总务科科长,不久任厂长。抗战前,云南民族工业不发达,大部分物资靠1Ⅱt Ji1和沿海省埠运来,且洋货充斥昆明市场,洋行垄断行市。马筱春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从30年代初开始,马筱春即与上海工商界爱国上层人士有交往,并深得云南金融、财政界知名人士缪云台先生等人的赏识。后来马、缪合资,在昆明举办了国货展销会,促成"昆明国货公司"的建立。1937年上半年,马筱春与缪云台及上海工商界名人王志莘、吴蕴初等在越南河内举办了"中国国货展销会"。1937年前后,上海、南京、郑州、西安、长沙、香港、新加坡等地国货公司相继成立,马筱春给予支持和协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南各省物资大量积压在越南,为了抢运这些物资到内地,以支援抗战,中国国货联运公司与昆明国货公司达成协议,在越南海防成立了中越运输公司,筱春先生任总经理。越南失陷后中越运输公司结束,马筱春又主持成立了"国泰运输行",在仰光、腊戍、上海、重庆等地均设办事处,为"繁荣后方,支援前线"做出了贡献。马先生曾投资教育事业,1935年成立"昆明商业学校",马先生任校长。还担任过云南回协创办的明德中学的校董。抗战期问,工商界推举马筱春为云南抗敌后援会副主席,并担任昆明市护侨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马筱春和王振宇先生等筹建了云南对外贸易协会,马先生任常务理事。1947年马先生在上海组成大昶公司。1963年病故。
以上所举,仅是回族爱国工商业者中的代表。回族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也是爱国和追求正义的民族,抗战八年,回族同胞把自己的儿女送上前线,拿起武器与日寇血战;回族同胞把自己生产的粮食、衣物送往前线,支援抗日事业;回族人民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支撑着残破而又温暖的家,给抗日军民以力量和勇气。回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抗战期间,回族人民又发挥了独特的发展经济的创造力。
文化篇
文化战线是抗战时期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回族同胞的文化救亡工作构成这条战线的重要一环。从辛亥革命以来,伴随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回族文化科学也步入时代的潮流。特别在国难当头的全民族抗战时期,回族同胞通过抗战文化宣传、发展民族教育、将宗教活动与抗日救亡有机结合等途径,在动员和启发回胞,揭露敌人的民族分化阴谋,消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坚定回胞的抗敌决心和必胜信念,与全国民众一道结成统一战线团结御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经过抗日民族战争的洗礼,回族同胞爱国爱教、民族团结的精神得到空前的高扬和升华,大中华民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并成为回族同胞的民族共识,以此为标志形成回族新的民族文化。
一、回族的抗战文化
回族文化是一个内容广泛、博大精深的体系,如以诗歌、散文、小说、民间传说、故事、民谣、叙事诗为主的文学,以书画、金石篆刻、民间工艺、戏曲、杂技、歌曲为主的艺术,包括史学、哲学、法学、宗教、翻译学的学术文化,以饮食、服饰、礼仪、婚丧节日为主的民俗文化,以天文、医学为主的科技文化等,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文化宝藏。下面仅以文化救亡工作为主线,就抗战时期的回族文化活动作一述论。
(一)回族的抗战文化宣传
1907年,我国14省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二年,他们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刊物《醒回篇》,该刊第一号上刊登的10篇论说文和内地的几篇稿件,反映了当时觉醒了的回族新一代追求民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观点。时任留东清真教育会书记的黄镇磐在《醒回篇》发刊词中写道:
自19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天,吾人方酣眠,何殊聋聩?岂知他洲探险者,突飞天堑,狙我庑,排我闼,直窥我堂奥,若屏气蹑足,乘人于梦寐间。乃未几大厦连云,坦途不夜,枪林弹雨,车轰马嘶,虽长夜漫漫,如此喧嚣,差足破吾人之清梦。苟振衣起视,则见危楼飞阎,列天神仙子之居,而回顾同侪,多处于濯淖淤泥中。初不谓我境内之公园蹊径,径彼设施,独摈吾地主游踪,恐沔莆路,殆不齿吾人类焉。
这些进步的青年们对中国落后现状的痛心疾首和渴望崛起的强烈呼吁,标志着我国回族人民新文化的肇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日寇步步紧逼和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持不同政治立场和态度的回族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笔为武器.积极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之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投降的汉奸、回奸们展开殊死的斗争。抗战时期回族同胞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突出地表现在 见《醒曰篇》创刊号。以下几个方面:
1.创办报刊,进行广泛的抗日爱国宣传
在回族历史上报刊的创办,肇始于1906年丁宝臣在北平创办的《正宗爱国报》;1908年创办的《醒回篇》则是第一份刊物。二三十年代是回族报刊业发展的旺盛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出版的回族报刊就达近百种。若从1906年第一份报纸的创办到解放前,回族创办的报刊总数近170种(见下表)。云南、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是抗日战争前创办回族报刊较多的地方。抗日战争前创办的回族报刊。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纯宗教刊物,如王静斋在天津创办的《伊光》,几乎不涉及其它社会问题。二是纯学术刊物,如1927年创办的《月华》,为当时国内探讨伊斯兰学术文化的重要论坛;《云南清真铎报》为云南伊斯兰研究的丰要刊物,还有《成师校刊》等都属此类。三是刊登宗教和学术文章为主兼刊政论文章的刊物,如1933年由南京国民党中国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后改蒙藏学校)的回族学生创办的《突崛》,其宗旨为"唤醒中国回民,阐明回教教义,倡导回民教育,联络回教民族"。四是以发表政论为主兼刊学术文章的刊物,明确倾向于传播当局观点。如石觉民主编的《回教青年月报》,即以"阐扬三民主义,沟通回汉情感,传递边地消息,发扬回教真理,灌输回民意识"为宗旨。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寇的侵略和蹂躏,不少回族刊物被迫停刊或迁址,但也出现了一批新创办的以宣传抗战为宗旨的刊物。根据不完全统计,由抗战前创办并在抗战期间继续存在的刊物有15种,抗战期间新创办的回族刊物多达37种(不含由日伪创办的5种刊物)。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的国难当头,无论是原有刊物,还是新创办的报刊,虽然办刊宗旨不同,政治色彩各异,但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却是各家刊物共同的特点。
序号
报刊名
创办人
创办组织
地点
发行时间(年、月)
备 注
1
正宗爱国报
丁宝臣
北平
1906.1一1913
2
醒时汇报
张兆麟
营口
1907.4一1908.6
3
竹园白话报
丁竹园
天津
1907.8一1908.10
4
天津竹园报
丁竹园
天津
1908.10一1910
由《竹园白话报》改名
5
醒回篇
保廷粱、
黄镇磐等
留东清真教育会
东京
1908
共出1期
6
醒时白话报
张兆瞵
奉天
(沈阳)
1909.1一1911
7
民兴报
刘盂扬
天津
1909
8
白话晚报
刘盂扬
天津
1911.4-
9
白话晨报
刘孟扬
天津
1911.10-
10
醒时报
张兆麟
奉天
1911-I944.9
由《醒时白话报》改名
11
清真月报
马德贵
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
昆明
1915.I-1916
共出5期
12
清真学理译著
王友三
北平清真学理译著社
北平
1916
共出1期
13
天津午报
刘盂扬
天津
1916.9
14
铎声
喇文渡
四川1彭县回教协会、彭县回教青年会彭县
续表
序号
报刊名
创办人
创办组织
地点
发行时间(年、月)
备 注
15
清真汇报
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
昆明
1919
共出1期
16
清真月刊
清真月刊社
上海
1920.2一
17
南方日报
马哀陆
南京
1920一192I
又名《江南日报》
18
清真周刊
马魁林
北平清真书报社
北平
1921.1-
19
三山日报
童仁甫
镇江
1921.6-1937
20
清真旬刊
沙平安等
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
昆明
1922一1924
共出50期
21
评报
刘霁岚
天津
1923一1937
因触及时事,1934年改为平报
22
时报
刘霁岚
天津
为《评报》增刊
23
新天津报
刘髯公
天津
1924一1937
24
回光
左东山等
回光社
上海
1924.10一1925
日本情报机构控制
25
明德月刊
天津回教联合会
天津
1924一1927
约出版11期,不定期
26
穆声周刊
北平
1924-1932
27
醒时月刊
张兆麟
奉天
1924一1937
28
明德报
天津
1924
共出二号
29
穆友月刊
北平
1925
30
新月
上海新月杂志社
上海
1925.10一1926.5
第一卷为月刊.1926年4月改半月刊
31
晨光周刊
广州
1925-
32
清真月刊
镇江
1925-
序号
报刊名
创办人
创办组织
地点
发行时问(年、月)
备 注
15
清真汇报
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
昆明
1919
共出1期
16
清真月刊
清真月刊社
上海
1920.2一
17
南方日报
马哀陆
南京
19加一1921
叉名《江南日报》
18
清真周刊
马魁林
北平清真书报社
北平
1921.1一
19
三山日报
童仁甫
镇江
1921.6一1937
20
清真旬刊
沙平安等
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
昆明
1922一I924
共出50期
21
评报
刘霁岚
天津
1923一I937
因触及时事。1934年改为平报
22
时报
刘霁岚
天津
为《评报》增刊
23
新天津报
刘髯公
天津
1924.一1937
24
回光
左东山等
回光社
上海
1924.10-1925
日本情报机构控制
25
明德月刊
天津回教联合会
天津
1924一1927
约出版I1期,不定期
26
穆声周刊
北平
1924一1932
27
醒时月刊
张兆麟
奉天
1924一1937
28
明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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