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论抗战期间回教徒的"责任与义务"
关于回教徒的责任和义务，前面已笼统提及，如爱国、救国、精诚团结、铲除邪恶、努力生产、抗战建国等，然更确切的说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上有刘书翰的文章，论述较系统，概括如下：第一，"回教人须知回教与人互相联续的关系及其所以然：(1)我们本身需要接受合乎现在的潮流与知识;(2)一当用科学的方法，来辅助我们缺乏的力量，然后才能够把我们固有的优点和特性，发抒出来，要怎样才能够变国之衰弱而成强盛的国家;(3)以尚武的精神扶助国家，这尚武精神，即是我们的生活行动体魄之健全，若此，三面健全，便是本身中固有的优点和特性之发挥，要把这种特性和优点，普遍于全国，方算是本身对于国家尽到了职务;(4)同教人须要彻底明了回教之教义是救人救国救世的完美宗教，人人都有爱教爱国的责任，人人都应有救国保教的工作。"第二，"回教同胞意志必要统一，群相聚合、集中力量，拿出能牺牲的精神及其最优美的学术，极谨悫的心肠，对待国家，对待领袖"。第三，"精诚团结，假使团结不固，犹如散沙，终必沉没，所以巩固团结是建造之基，但欲结团体，非要有宗教的关系，不能拴系人心。回教教义重服从、团结、牺牲、勇敢、爱和平、主正义今日的回胞要切实做到’团结’二字，扶助国家，才是应当的要务，国家的敌人，即是我们民族不共天日的仇敌日寇，敌人阴谋诡计，我们千万不可落在敌人利用之中"。
以上几点，是回教学者从理论上阐明面对入侵之敌，回教徒应如何去做，如何去争取抗战胜利。
(二)中国穆斯林"救国"、"兴教"的实际行动
抗战爆发，中国穆斯林以特有的方式宣传和组织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救国和兴教，是抗战时期回教徒一切活动的核心。"兴教与救国，不是截然两件事。教胞也常说：’兴教不忘救国，救国乃能兴教’。在现在政治制度之下，人类最大的法团还是国家，一切事物，都在国家范畴之内而活动，国家的福利，就是国家的一切的大或小的单位的福利;国家的危害也就是国家内的一切大或小的单位的危害。宗教是国家单位之一，当然它的福利和危害，是看国家的形势为转移。国家强盛，则国家内建设无人阻挠.国内秩序无人破坏。宗教也就可以在这优良环境下，逐步的兴盛;国家灭亡，国民都成了亡国奴隶，决没有某一部分民众或某个单位，可以安全的道理，纵有，也是一时的利用，而不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国之不存，民将焉附?’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相信，中国五千万回胞的联合、抗争，是抗战建国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是日寇利用回教政策的致命伤。’兴教可以救国’，这是相辅相成的工作"。回族宗教界人士在抗战中，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伟大事业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组织和动员广大教胞参加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给广大回胞带来灭顶之灾，而且使清真寺被炸，宗教徒受辱。面对血的教训，回族宗教界人士视国家民族利益为至上，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号召回胞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抗战救亡，将宗教活动与抗日宣传有机结合起来。1938年，时任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校长的回族教长虎嵩山，积极在学校宣传抗日，引用《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教义，动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他还亲自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的祈祷词，加上汉译后即印成宣传品分发各清真寺，要求各寺教长在每七天的"聚礼"前向群众宣读。其词云：真主啊!你帮助我们的政府与国家;你战胜我们的侵略者，消灭我们的敌人。你在残暴的日本人所干的坏事上保佑我们。他们霸占我们的城市，杀害我们的人民。你给他们差遣狂风，使他们的飞机跌落在荒野，军舰沉没在海里!你使他们的军队瓦解，经济崩溃!你给他们降临应得的惩罚!真实的主啊，你答应我们的祈祷吧!
1940年开斋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号召各地清真寺在礼拜后，领导教胞作抗战胜利之祈祷。成都西寺阿訇马隆昌用阿拉伯文写成《祈祷胜利词》，在礼拜时领读祈祷，借以鼓动教胞增强信心，战胜敌人，取得抗战胜利。该词曾广为流传，颇有影响其词为：
主乎，征彼暴日，助我善良!桀顽受灾，正义致祥，自助天助，唯主尊上;载在尔径。昭示弥祥。维护和平，歼灭凶狂;是我职志，必胜必强。主乎，征彼暴日，助我善良.中华隆盛，尔教之光。
回族同胞大都宗教观念很强，对真主和教义十分虔诚。抗战期间，各地清真寺及教长在从事宗教功课的时候，特意突出穆圣主持正义与和平，反对侵略和邪恶等教义的阐释和宣传，将宗教教义与动员教胞爱国爱教、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相联系。各地教长也往往是当地回民中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号召力的人物，他们的宣传和号召，对于组织、动员教胞行动起来，积极支援和投身于抗战，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2.结合教义宣传抗日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同的宗教虽然信仰不同，教义各异，其思想也没有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上，但是，劝人为善、互助团结、忍受苦难、重义轻利和崇尚和平正义，反对邪恶侵暴，却是各派宗教教义共同的追求。伊斯兰教教义中不乏热爱和平、反对邪恶、爱国爱教、抵抗侵略、提倡团结、追求光明的内容。这些朴素的说教，对于规范教徒戒恶从善、团结和睦和伸张正义，也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在抗日战争这一国土沦丧、亡国灭种、全民奋起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时期，回族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们在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伊斯兰教教义中正面的内容和积极的成份，将阐扬教义与动员教徒爱教爱国、抗日救亡结合起来，将宗教宣传与抗日宣传有机联系，将宗教研究与民族振兴、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这就给抗战时期回族同胞的宗教活动赋予了坚定意志、团结御侮、反抗侵略、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新内容。前面所述回族同胞的抗战文化宣传、学术研究以及教义阐释等内容，都充分地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兹不赘述。
3.弘扬回教教义，努力振兴回教
"回教伟大精深，积极进取的教义，随着满清时代的教民消极自保，而沾染上一种消极遁世的风味，我们常听到一般阿衡的讲演，总是劝人知足、忍让，看破红尘，抛弃顿耶--意即世界--一类的话。一般标准的教民，是只愿一己的功行，而不是公共福利的人，从而礼拜寺，也就呈着修真院、养道所的气象。我们相信，回教真相，决不如此。在古兰经里决找不到一句使人消极的教训，在穆圣一身决找不到一件示人消极的史实。因此。弘扬回教真正教义，消灭因环境压迫而发生杂糅佛老思想的学说，改进教务，取消一切陋习，整顿清真寺，使成为回胞活动的中心，恢复回教的本来面目，这是主要任务之一。"
伊斯兰教经典的汉译、校释，是宣扬教义的基础工作。在清末《古兰经》译本的基础上，1931年姬觉弥《汉译古兰经》在上海出版。1932年，王静斋译作《古兰经译解》在北平出版(后称甲本);1942年宁夏版本称乙本，1946年上海版称丙本。此后，回族学者马坚积极从事经典翻译工作。译著《古兰经》、《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史》、《阿拉伯通史》等。纳忠翻译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等书。纳润章译作和著作有《下兰论》、《古兰经专题讲座》、《伊斯兰格言》、《伊斯兰的教诲》、《穆圣遗教选》等。还有马占魁与哈德成共同修订的《古兰经译本》。
在《古兰经》译本中，被公推为佳作的是由哈德成主持，沙善余、伍特公、马坚等人共同翻译、校释的十五卷本《古兰经》汉文本。
在此基础上，回教救国协会与各类宗教组织，通过办刊物等方式，向广大回教同胞进行宣传教育，阐扬伊斯兰教教义，为积极改进教务，整顿清真寺和振兴回教呐喊。例如，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于1938-1939年9月创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通告》;1939年10月开始创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年起改为《会报》)，又于1941年办《回教文化》。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于1938年8月创办《回声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分会创办《西北回民正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分会于1942年创办《正源月刊》，北平分会办《回协》，安徽分会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安徽分会会刊》等。通过翻译经典、出版刊物等形式，回教有识之士为振兴伊斯兰教做了多种形式的探索。
4.严惩回奸，铲除伪宗教团体
伊斯兰教是爱国色彩非常浓烈的宗教。在古兰经和"穆圣遗教"中，有"爱国属于信仰"、"爱国心是教德的一半"等言论。回教同胞在历史上不乏保家卫国的英雄和仁人志士。日本侵略者深知这一点，所以很早就派一些浪人到中国西北回民聚居地区活动，"扬言日本将支持回民建立回教国，企图达到分裂中国之险恶目的。伪满州政权建立后，鼓[蛊]惑德王等蒙古王公，同时在长春成立伊斯兰协会，对回民施行威迫利诱。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故伎重演，到处成立由他们操纵的回教会，对华北地区的回民也多方煽惑。日本攻占山东后，臭名昭著的原安福系余孽、济南回教公会会长马良再次粉墨登场，出任济南维持会主席，并以回民身份号召全体回民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战期间，马良、刘锦标等人操纵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华北联合总部"，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回教协会"，呼和浩特的"西北回教联合会"等组织十分猖獗。这些伪宗教团体还出版诸如《回教》、《回光月刊》、《回教周报》等刊物，大肆鼓吹分裂祖国、对抗中央政府之言论。
马良等人的附逆之举，激起了广大回民的公愤。中国回教青年会立即通电全国："查我回教精神，在促进人类和平，发扬人类正义，回教同胞均以主持公理，爱护国家，为世人所共知。今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野兽之本能，向我压迫，吾人现正积极准备以爱祖国之热忧，牺牲一切，救我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之大中华民族，乃马良竞利令智昏、背叛国家，为贼作伥，不但为国人所同耻，抑且为全国教友所共弃。为此电请全国同胞，全国教亲，一致加以声讨，削除其教籍。"
在实施救国兴教的过程中，防范敌人的诡计阴谋，随时严惩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回奸、汉奸，是很严肃的任务。纳润章先生曾呼吁："要加紧戒慎"，要"严惩汉奸"。要"争取最后胜利，发扬历史光荣，一方面要民众注意监视心死的汉奸和政府严厉的处治，又一方面要政府和一班知识分子，努力宣传，唤起意识薄弱的民众，振起全民族的气节"。
回教在抗战中发扬的精神，正如《中国穆斯林进行曲》所表达的："我们爱教，更爱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侵略者进攻，把他打回去!侵略者进攻，大家起来拼!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我们用热血捍卫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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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最后一次修改完这部书稿，东方已经放亮。极目绚丽的朝霞，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我出生在一个回族聚居的地区，我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我的父辈曾为这个民族的解放和幸福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上大学读历史专业时，我的师长鉴于我是一个回族学生，也有意识地将我带入回族问题的研究领域，他们出于一种责任，一种良好的愿望，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80年代初，我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的母校兰州大学历史系不嫌我学识浅薄，两次派我参加全国性的回族及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伴随着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和学习，我萌生了要将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行为全方位表现出来的念头。
产生这种念头，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我们这个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里，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培养出正确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观念。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的人还会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过去的漫长世纪，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人类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都曾激起过动人心弦的浪花，都曾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丰富过人类文化宝库。在漫长的岁月里，每个民族中也酝酿出了一种亲和力。这种力量是那么强大，它曾经导致了人类最激烈
的感情。进入了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交流，这种民族共同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一些部分重要的纽带关系日趋淡漠，一些新的民族认同关系显得重要起来。民族间的融合，国家意识的强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它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在我们同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团结五十六个民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着这个宏伟目标前进，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国家的繁荣进步，与我们自身的繁荣进步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日Ij刻，在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她都能表现出巨大的亲和力，本世纪爆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回顾这段历史，正确认识我们在艰难岁月里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民族亲情，有益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有益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族际关系。如果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和道理--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只有各民族同仇敌忾，才能救亡图存;那么，我们也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也只有各民族的团结奋斗，我们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毋庸讳言，这个结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毕业论文，课程相对轻松。我利用这段时问，孜孜不倦地翻阅资料，走访了许多前辈。我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阅览部整理出了有关这个题目的详细文献目录。在几个月里，我每天8点准时进人阅览室，下午6点离开，中午只是馒头开水。令我十分感动的是，西北文献阅览部的同志对我的大量翻阅，从不厌烦，他们甚至在阅览室为我设立了专门座位，中午为我的休息提供方便。已故的原西北文献阅览部主任周丕显先生在我收集材料的时候，热情指导，给予我无私而有效的帮助。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些老一辈的回族问题学者时，他们不以为这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狂妄，而是热情有加，鼎力相助。已故的原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薛文波先生、马如磷先生，原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金幼云先生，不但对我热情鼓励，而且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原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室主任杨兆均先生题字勉励我，殷切地希望我能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直到今天，这些前辈们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为我完成这个题目提供着信心和勇气。
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将这件事进行下去，由于所从事工作的性质，我一直处于比较繁忙的状态。我不得不中断对这一题目的探讨，但我一直保留了对它的兴趣。公务之余，我也关心着这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静夜无眠时，我面前会突然闪出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画面。回族英烈在国家危难时金戈铁马、奋勇争先、浴血奋战的英姿，不畏强暴、不怕艰难、慷慨赴死的精神，以及从中表现出的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观念的中华民族意识，深深感动着我，常常使我潸然泪下。有时，我也会想起老一辈学者的殷殷希望、谆谆教诲，我不时地暗下决心，我一定得将这些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回族知识分子，这是我的责任。
1996年，我调到天水师范学院工作。高校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学术空气浓厚，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事也多，这就为我重新拿起这个题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几年，我与雍际春、王三义两位老师一道潜心对这个题目进行探讨。我发现，对回族在抗日战争中活动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系统性、全面性上仍有许多缺憾。在收集了大量新资料之后，我们的认识更为广阔深刻，编纂成书的愿望也就愈加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两位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付出的劳动要比我多得多，我不过是在书稿框架的确立上、观点的提炼上、资料收集的线索上，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了却了一桩心愿，履行了自己的一种责任，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天水师范学院的领导和科研处的同志，他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另外，甘肃省民委的李生林同志、郭正清同志在审定此书时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天水市委统战部，天水市财政局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没有他们支持，此书问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们亦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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