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族同胞在东北人民抗战中的历史功绩
来源：论文网　作者：张磊   2017-11-08 14:30:18

　　【摘 要】14年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中，在东北的东满、南满各地，以朝鲜族人民为主建立的各种义勇军、游击队及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与汉族兄弟一道，迅速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游击战争，为坚持长期抗战，驱逐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关键词】朝鲜族;东北抗战;东北抗联;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14年的抗日战争，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野蛮侵略，激起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誓死抗战。在东北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坚决响应中共“全民族实行抗战”的伟大号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同各族人民一道，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积极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为东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本文通过对东北地区朝鲜族同胞抗日斗争历史的梳理，深刻揭示朝鲜族同胞在东北人民抗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以此纪念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同胞。

　　一、 满洲省委领导下的朝鲜族同胞的抗日斗争

　　早在18世纪初，一些贫苦的朝鲜边民因不堪忍受国内的封建统治，越境进入中国延吉一带垦殖谋生。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后，在朝鲜国内实行屠杀和恐怖高压政策，朝鲜人民不甘做亡国奴，一些朝鲜民众逃离自己的故国家园，陆续渡过图们江流亡中国，并定居在东满地区。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爱国民众反对日本吞并朝鲜，争取国家独立的大规模运动)后，在东三省15个县的朝鲜族于3月14日至5月1日期间，举行了73次反日集会游行，参加人数达到105 850余名。此后，一批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到东北，东满地区的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城成为朝鲜革命者进行爱国独立运动和革命活动的中心。1928年1月末2月初，中共满洲临时委员会为加强对东满地区民众革命斗争的领导，派共产党员周东郊到延边进行建党工作。[1]4月，满洲省委发表了《告满洲朝鲜农民书》。8月，成立中共延边区委。1930年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在延吉主持召开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为党在东满地区建立组织作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8月13日，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末，县委下设了10个区委、61个党支部，有党员470多名。此后，朝鲜族不断掀起反日斗争，如1930年以延边为中心开展了“红五月斗争”，满洲省委在给延边特支的信中，作出指示要继续积极准备地方暴动;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作为行动口号;组织以工人、农民和贫苦人民为主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等事项。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满设有大量的警察机构，此外还有从事农、工业的“在乡军人”千人左右。日本侵略者在朝鲜族聚居区，进行特务活动，挑拨中朝民族关系，欺压东满各族人民，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反日活动，搜捕和杀害反日群众。鉴于东满地区工作的重要性，1930年9月，满洲总行委(1930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撤销，成立了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同年11月，满洲总行委撤销，恢复设立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决定以延和中心县委为基础，成立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加强和推动延边地区的反日斗争。满洲总行委给东满党组织发出指示信，指出：“东满各县――特别是延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的根据地之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筑吉会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是东满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2]。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三个文件，分别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以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及全国民众掀起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针对“三七”“四六”减租租令，地主势力勾结封建军阀和日本势力镇压群众的实际情况，东满特委提出了“打倒日本走狗”“按照吉林省政府公布的‘三七’‘四六’的方法，实行‘三七’‘四六’的租地法令”“反对交纳日本金融部的高利贷的残酷的利息”“中韩民族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挑拨中韩民族感情”等反帝反封建口号。指示东满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秋收斗争。朝鲜族群众在党的指示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抢粮运动。这场规模浩大的秋收斗争持续了4个月，全满共有1.5万余人参加了这场斗争，并实现了斗争目标。1932年春，东满地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春荒斗争。虽然由于日、伪军警的破坏和阻挠，斗争未能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它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气焰，极大鼓舞了朝鲜族群众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勇气，使中共的反日斗争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得到了宣传，为党创建反日游击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 朝鲜族群众的抗日游击斗争

　　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底，主要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参加抗日斗争时期。1932年后，中共先后建立起海龙、延吉、汪清、珲春、饶河、珠河、汤原等十几支游击队，在最早的一批抗日游击队中，多是创建在朝鲜族聚居区。多是在朝鲜族青年组成的“打狗队”“特务队”等抗日武装为基础建立起的，他们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参加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支援抗联和朝鲜人民军的反侵略活动。[3]吉林磐石游击队是以李红光创建的赤卫队为基础建立。1931年底，李红光根据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武装的精神，组建了赤卫队，7名队员全是朝鲜族，李红光任队长。1932年5月，赤卫队改编为“磐石工农义勇军”，队长仍为李红光，时有队员30余名，绝大多数为朝鲜族。改编后，日军进犯游击队驻地，李红光运用“强而避之”、“逸而劳之”战术，率队与敌人周旋，使敌人“围剿”失败。游击队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队伍发展到50余人，大多数为朝鲜人。11月，杨靖宇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到磐石，将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李红光仍任参谋长。此后，游击队从1932年至1933年5月，南满游击队与敌人交战60余次，粉粹了日伪军发动的4次“围剿”，打击了敌人嚣张气馅，开辟了以红石砬子和玻璃河套为中心方圆百余里的游击根据地。时有队员250余名，朝鲜族队员占一半。此后，又有许多朝鲜族青年参加南满反日游击队，队员共300余人。[4]

　　1932年初，延吉县的朝鲜族党团员和爱国青年以少量土枪为基础，开展夺取敌人武器、创建反日游击队的斗争。在1932年夏，先后建立了依兰沟区游击队、老头沟区游击队和花莲里游击队。游击队先后偷袭伪军营房、警察公署，缴获了武器，锻炼了抗日队伍。游击队还在石人沟建立了地下兵工厂，游击队员克服重重困难，打制出一些刀、矛等武器，修理了部分手枪和步枪，并制造出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较大的“延吉炸弹”。游击队员就是用这些土洋结合的武器，与日、伪军进行战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1933年1月，在这些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朴东根和政委朴吉均是朝鲜族同胞。此后，和龙反日游击队、珲春反日游击队、汪清反日游击队的大部分官兵均是朝鲜族。在敌人“大讨伐”中诞生的反日游击队，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讨伐”的斗争中。如1933年2月驻和龙县三道沟日本守备队纠集当地的伪警察组成“联合讨伐队”共300余人，偷袭了和龙县渔浪村游击根据地。和龙游击中队队长金亨杰等12名游击队员组成3个游击小组钳制敌人，其余队员在县委书记崔相东的指挥下，护送群众向马鹿沟方向转移。朝鲜族官兵李九熙、金亨杰、金炳洙壮烈牺牲。和龙县委书记崔相东在掩护群众转移时，身负重伤。他不顾伤痛，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并用石头向日军石头上砸去，最后英勇牺牲。这次渔浪村反“讨伐”战斗，共消灭日、伪军数十人。游击队员和县委书记崔相东等13人牺牲，后被称颂为“渔浪村十三勇士”。 以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组成为例，东满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除了珲春游击队外都是朝鲜族同志，90%的队员也是朝鲜族战士。朝鲜族群众还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如延吉、和龙等县召开农民协会等代表大会，作出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决议，出版《反帝战线》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引导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东北抗日斗争的第二个阶段是1933年至1936年，即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的抗日阶段。从1933年9月开始，抗日游击队武装相继联合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开始了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如最早成立的第一军独立师，是以朝鲜、汉等民族为基本力量的“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编，师参谋长为中共党员、朝鲜族李红光。1935年5月，东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革命军第二军。当时，部队中军事干部的60%，政治干部的70%，战士的50%―60%都是朝鲜族同志。[5]除了东满抗日游击队外，南满游击队、饶河游击队及北满地区的其他游击队，如金根、金百万、李成林等人领导的密山游击队，赵尚志、许亨植、李启东等人创建的珠河游击队等也都是在以朝鲜族战士为主的抗日武装基础上，或者是大量吸收朝鲜族抗日武装发展起来的。1935年1月成立的第三军，是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的，哈东支队是由“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为基础，联合或吸收“北来”“铁军”等多支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发展起来的，政委李福林、支队第一大队长许亨植均为朝鲜族，三军、四军、五军、六军和八军均有朝鲜族将士。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后，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广泛进攻，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如延吉等反日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军之后，仅1935年即与日伪军交战600余次，多次颠覆敌人军运列车及直达朝鲜的“国际列车”，敌人惊呼这是“京图线开车以来最大的惨事”。开辟了安图、敦化、抚松、额穆等县的新游击区，在游击区内建立兵营、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等。据日本陆军省1936年3月公布的关东军伤亡数字，从1931年九一八至1935年末，战死4 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6]。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抗日斗争使日军只能盘缩在铁路沿线和大众城镇，延缓了日军向关内扩大侵略。

　　第三阶段是从1936年初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这一阶段是东北人民武装反击日本侵略者最艰苦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抗日联军在武器装备、物质给养极度短缺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抗击装备精良，兵力超过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1937年6月，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表示“不承认日本对于辽、吉、黑、热、冀东、察北各省区之占领及其所成立之伪组织”，要“动员全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准备和发动抗战，反对日本侵略，并收复上述失地，以保卫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7]1936年春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11个军。抗联一军，一师参谋长为朝鲜族李敏焕;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为朝鲜族李福林，后由朝鲜族许亨植接任，许后调任三师师长;四军军政治主任黄玉清、该军二师副师长李学福，均为朝鲜族;六军扩编为4个师后，一师师长马德山、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均为朝鲜族;八军扩编为4个师后，一师政治部主任为朝鲜族金根。十一军由抗联独立师改编，朝鲜族金正国任军政治部主任[4]。抗日联军成立后，有力粉粹了日伪军多次“讨伐”。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到1937年，抗日联军与敌交战三千九百七十余次，其中与日军交战一千八百九十余次，大量消灭了日伪军警。

　　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制定了1936年至1939年“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妄图用大量增加的兵力，通过“大扫荡”彻底消灭抗联。由于敌人的武器先进，兵力集中，抗联部队在反“讨伐”作战中，损失惨重，部队大幅度减员。如朝鲜族抗日勇士金根、马德山、李学福等在反“讨伐”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抗战，从1940年冬开始至1941年初，抗联除三路军留一些小部队在黑嫩平原继续进行游击战，其余各路军先后向苏联境内实行战略转移。1942年，抗联教导旅成立，下辖四个营，朝鲜族许亨植、金策分别任三营营长、政治副营长。抗联教导旅多次派小部队返回东北境内，侦查敌情、搜集情报，组织和发动群众反抗日伪统治，破坏敌人军事设施和袭击敌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境内和分散在东北各地的抗联指战员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了东北。

　　从1932年末至1933年末，东满游击队在抗战斗争中牺牲的有名可查的烈士有87人，其中75人是朝鲜族烈士;东满游击队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第二军后，1934年初至1936年，牺牲的抗日烈士留下姓名的68人，其中朝鲜族烈士66人;在1936年组建的东北抗联11个军中，都有朝鲜族战士，在第1、3、7军中，朝鲜族指战员约占半数左右。到抗联二军阶段后，1936年至1938年两年时间里，牺牲的有名可考的烈士有160人，其中朝鲜族将士149人。1932年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抗联第一路军有名可考的阵亡烈士506人，其中朝鲜族将士388人，占76.7%。在抗战的14年中，先后有十多万朝鲜族同胞参军参战，数以万计的朝鲜族人民为国捐躯，仅延边地区就有3 026人，占当地抗日烈士总数的96.8%[8]。这里有骁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李红光、李敏焕、许亨植等优秀抗日将领，有金顺姬、李秋岳、崔锦淑、许淑贞、裴成春等英勇不屈的巾帼英雄，有浩气长存、视死如归的金锦女、车贞淑等抗日小将，又有被抗联誉为“现代花木兰”的女战士林贞玉，还有群体英模“渔浪村十三勇士”“八女投江”(其中两名是朝鲜族女战士)都已载入抗日英雄史册的中。

　　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同胞，在14年的人民抗战中团结对敌，为维护国家统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共同御侮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激励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动力。汲取朝鲜族同胞在东北抗战中的历史功绩，必将有利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益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益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在总结和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和抗联精神，普及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东北抗日联军编写组著.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2]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9月 25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M].1988.

　　[3]王钦双.论少数民族在全民抗战中的地位和历史贡献[J]//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全国当世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4]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 (1840-1949)[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5]李资源.壮丽篇章――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抗日 斗争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6]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8]张晴.“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少数民族积极抗战[J].满族研究，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