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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少数民族抗战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5-04-08 16:04:43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的今天,回顾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光辉历程,宏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对激励我们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建立10年,就开始承担起赶走侵略者,捍卫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特别是东北各族儿女沦于日本侵略者蹂躏的14年,也是东北各族儿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同逞凶肆虐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英勇斗争的14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

  响应共产党号召,各族民众团结一心,积极投入抗日斗争

  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发展资本主义。1887年明治天皇睦仁发布“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之《宸翰》,将对外侵略目标指向中国。

  1931年,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蹂躏中国东北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中央先后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工农民众立即武装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市,示威游行,驱逐日本侵略者,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从此,白山黑水广袤地域的满、朝鲜、蒙古、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回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一致,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懈的斗争。

  抗日伊始,东北各地建立了抗日义勇军,在全东北约103个县境的广大地区阻击日军进攻5000次,抵抗日军侵略。自9月27日辽西绿林首领高鹏振身在草泽,不忘救国,在新民沙岭岗子将绿林改称“镇北军”,宣布抗日救国;随之辽宁各地陆续建立“讨倭救国义勇军”、“抗日总队”、“第九路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铁血军”等。由于辽宁抗日义勇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到27万人,而且在敌后孤悬的情况下,同仇敌忾,团结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1年冬,隶镶红旗的邓铁梅在凤(城)岫(岩)边界建立的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任司令,仅两个月就聚集2000人,其中满族参加者甚多,在骑兵第五旅旅部的40人中就有30人为满族。1932年秋,当抗日民众自卫军发展到1.5万人时,其中半数以上是满族青年。

  随之,有各民族参加的东北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出现。黑龙江的“抗日救国军”,吉林的“自卫军”、“国民救国军”,辽宁的“义勇军”、“民众自卫军”等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总兵力达30万人,这对支持各地自发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东北人民革命军建成后,朝鲜族李红光、李福林、许亨植(又名李熙山)、李光林、朴振宇等,满族赵尚志、张寿(即李兆麟)、傅显明、陈翰章等及白族周保中分别担任军、师、团的党政职务。

  1935年8月1日,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鲜明地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翌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该宣言宣告将东北各军、反日游击队等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抗联陆续编成11个军。少数民族在每个军中均占一定比例。在东北抗联中担任指挥员的还有王光宇、尹俊山、李敏焕、黄玉清、马德山、徐光海、金根、金正国等满、朝鲜族将领。

  听从共产党领导,各族民众顽强不屈,坚持抗日斗争

  一是各民族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为实现“还我河山”的目的。东三省工农奋起罢工、声讨、冲击亲日的庄园主,甚至拿起农具与日军对抗。

  二是各民族积极向抗日武装提供粮食、衣物等物资。北镇县正安堡锡伯族佟锡久将储存的5万多斤粮食,6000多斤粉条,20多口肥猪,全部捐给“平日救国军”。八道沟金矿的朝鲜族工人将积攒的劳动服、劳动鞋、手套、火柴、炸药和粮食支援延吉抗日游击队。鄂伦春猎人孟庆海和妻子赵荣将兽皮制成皮大衣、手套送给抗日联军。达斡尔族和莫力达瓦旗的蒙古族、满族人民不顾天寒地冻,冲破敌人的封锁,把粮食运往抗日联军驻地。

  三是为抗日队伍带路,提供日军情报。鄂伦春族宝格烈一家为赵尚志、李延禄等军带路、运粮食、搜集和递送情报。1935年秋,讷河县斡尔族农民郭庆海向部队捐献粮食,当向导、送情报、掩护伤病员和运送物资,支援抗日队伍。1941年秋,莫力达瓦阿尔拉屯达斡尔族猎民额勒格松、苏加绪、孟兴元等除向抗联第六军第三师师长王明贵等捐献粮食、马匹之外,还担任向导带路袭击日本伐木队。

  四是许多少数民族积极参军参战。满族、朝鲜族、锡伯族、回族、赫哲族参加抗日联军人数比较多,仅云海青团王万英连的一个班10名战士,有7名是满族人。黑龙江宁安回族麻秉钧、金浪白、韩哲一等积极投入反满抗日活动。黑龙江赫哲族卢英春、龙国清等20余人参加抗联第六军,还有40多名鄂伦春人。

  五是参与宣传鼓动工作。其形式有出版小报贴标语,编印书籍,广播通讯,电影戏剧,绘画书法,诗歌、散文、音乐,街头演讲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本质和罪行,宣传爱国的道理,以唤醒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大同报》、《哈尔滨新报》、《晨报》以及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创作的小说《大地的海》、《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等,对抨击日伪当局起了一定作用。

  坚定共产党信念,各族民众在驱逐侵略者斗争中,熔铸中华魂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优秀共产党员。他们自身或影响或带动众多各族儿女,在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有的抗敌御侮,血洒疆场;有的被俘后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东北军民14年气壮山河的抗战,英勇牺牲的杰出人物无数。

  抗日战争第一阶段。(至1936年)为国捐躯最早的是隶满洲正蓝旗人关耀洲。关耀洲组织“东北人民抗日自卫军”,提出“倭寇肆虏,国破家亡,誓死抗敌,寸土不让”口号,受伤后发誓“决心以身守国”,随之被杀害。回族韩登举为保卫家园,打响了东北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第一枪,后在齐齐哈尔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隶满洲镶黄旗的李春润为自卫军第六军司令,誓愿“领导民众,讨逆杀贼,与我全体武装同志,共赴危难,同受甘苦,将此身交诸国家,以死御责。”与日军激战多次,毙日少将小彬、中佐伊藤等57人。抗日同盟军将领李海青、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先后被敌人刺杀。1931年末至1934年,邓铁梅与日伪军作战近百次,给日伪军沉重打击。被叛徒出卖后,他在狱中宁死不屈,豪迈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头可断,血可流,接受投降的命令绝对不能下。”不久邓铁梅与妻子张玉姝均慷慨就义。满族苗可秀在敌人面前毫不威惧地说:“我愿意死,死是我最后的归宿。”被日警杀害时年仅29岁。先后牺牲的还有梁锡福、关世英、李海峰、阎生堂等。他们在抗日的战火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抗战精神,成为光照千秋的中华魂。

  抗日战争第二阶段。(至1945年)日伪军“大讨伐”造成更多的民族将士为国牺牲。1936年,东北抗战处于转折时期,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所属第二师师长兼第四团团长满族人傅显明,同日伪军进行10余次战斗,缴敌大量枪支、子弹。第五军转移时,傅显明率第二师为先遣队,率队攻打黄泥河子煤矿敌军,不幸身负重伤,仍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鼓励其所属部队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同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的满族曹国安,率部在七道沟的江边头道甩弯处,与敌人展开埋伏战。战斗中,曹国安身先士卒,英勇指挥作战,不幸中弹牺牲。

  1936年,4月3日,出身于满族家庭的赵庆吉和关世英夫妇,与800余日伪军激战中双双受伤。关世英为掩护赵庆吉撤退,以双枪阻击敌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位巾帼英雄年仅23岁。关世英牺牲后,敌人又杀害了她的父母、二姐、四妹和嫂子等。赵庆吉化悲痛为力量,又与日伪军作战多次。1938年初,赵庆吉再次与敌人激战而受伤,被捕后坚强不屈,不久在尖山窑被日本宪兵队杀害。

  1938年开始,东南满、北满、吉东等地的抗联部队均遭到严重损失,抗联许多优秀将领壮烈牺牲,其中军级指挥员李延平、王光宇、刘曙华、王克仁、魏长魁、金正国、常有钧,师级干部关化新、郝贵林、陆希田、王德富、张相武、王毓峰、李文彬、马德山、张传福、李福林、吴景才、徐光海等。抗日将领的英勇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团职以下干部、战士英勇献身。如1938年10月,妇女团冷云等8名女战士临危不惧,宁死不降,跳江牺牲。她们之中既有汉族,又有满族、朝鲜族等各族儿女。

  从上述东北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事实来看,这是白山黑水之间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东北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战争人数之多,地域之广,斗争之深入,形式之灵活多样,牺牲之众,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东北少数民族和广大汉族一道,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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