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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抗日救亡活动概述
来源: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2015-04-08 17:00:25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驻守在芦沟桥的中国驻军29军发动进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下,团结起来,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全面的抗战活动。

  居住在抗战前线的北平回民同胞,坚决响应我党的号召迅速组织“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并于1937年7月29日发出通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29军后盾。”(注:《晨报》,民国26年7月29日。)同年7月25日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部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各族人民积极动员起来响应中日大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各族将士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坚决响应,奋勇出击。据统计,从1936年至1937年仅一年时间内,东北抗联与日军作战1891次,同伪军作战2085次,牵制敌军部分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

  “七?七”事变前,在我党领导下,察绥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业已开展起来,并先后建立了“绥远反帝大同盟”、“绥远民先”部队、“绥远文艺界抗战协会”、“牲盟会”、“妇女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还创办了宣传抗日的《血腥》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绥远地区又提议成立“抗日救国会”,号召“蒙汉联合抗日”。1937年10月,成立了三边工委,次年4月,又组成了绥蒙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伊盟、河套地区的抗日活动,先后在乌审、郡王、札萨克、杭锦、鄂托克等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成立抗敌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在河套地区建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学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日寇侵占华北后,利用回奸马良建立所谓“中华回教总联合会”、“中国回教青年团”等伪组织。各地回族同胞得知马良的叛国投敌行径,义愤填膺,纷纷发表通电,坚决将回奸马良开除教籍,并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广大回民同胞“团结奋起,保持爱国荣誉”(注:《新华日报》,1938年1月16日。),同马良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冀中回民还组织了抗战建国会及各级分会、支会,把冀中地区约30万名回族群众团结在该会的周围,进行抗日救亡各种活动。包头地区组织了“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告西北回民书》,号召回民群众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抗战。西安回民也组织了起来,并发表通电说:“国家存亡,休戚相关,全国……回胞,欲免沦亡,只有抵抗倭寇的侵略。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只有在救亡的大路上勇迈前进。”(注:《民国日报》,民国27年2月5日。)西北回民群众还组织了陕西救国分会、回民义勇队、回族青年战地服务团,并于1939年9月21日在西安举行有5万人参加的“抗战献旗大会”,表示坚决拥护、支援抗战的决心和行动。在兰州,有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回民救国协会,出版了《回声》、《回民青年》等宣传抗战的刊物。

  早在“七?七”事变前的1934年,新疆民众反日联合会即已宣告成立,分会遍及全疆,出版了《反帝战线》刊物。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大批党员进入了新疆,开展组织和宣传等工作,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开展了起来。当日帝走狗马木提、马虎山等于1937年7月称兵作乱于南疆,9月又收买奸细阴谋暴动省垣时,新疆各族人民高呼“保卫新疆永为中国领土”的战斗口号(注:见《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坚决予以回击,并组织了后援会、反帝会、学生会、妇女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支援抗日各项活动。1938年10月召开的第三次全疆大会,是一次抗日动员大会,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坚决支援抗战的誓师大会。同年11月4日,《新疆日报》发布慰问前线将士的电文说:“我们新疆虽然因为地方处得僻远一点,但是这里十四个民族的四百万同胞,是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你们,而亦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于后方的抗战建国工作,新疆的同胞都懂得中国只有抗战胜利了,才能有个人的胜利。因此,他们正在准备着一切贡献抗战”。

  在中南地区,抗战爆发后,中共鄂西特委和川东南岸工委先后派党员干部到来凤、咸丰、恩施、建始、利川等土家族、苗族集聚的地方开展救亡抗战活动,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会”,以及歌咏队、剧团等抗日群众组织。湘西的苗族群众还发动了“革屯抗日”运动,在“废屯归民”、“抗日救国”的口号下,组织了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九?一八”以后,广西陆续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抗日反法西斯同盟。1938年11月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数次亲临桂林指导。在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宣传和我党负责人的亲临具体指导下,广西各族抗日活动蓬勃开展了起来。中共黔桂边委在罗甸、紫云、贞丰、兴仁等布依族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原国民革命军第10军旧部王泽龙、龙子余、龙伯熙、罗朋举、陈贡章(均系侗族)等人,于1937年4月举义,反对国民党暴政,组成贵州抗日军,侗族青年纷纷入伍,旋即开往抗日前线。1937年12月,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后改为中国回民救国会四川分会)诞生,川西北的藏族、羌族也组织了劲旅,准备出川杀敌。云南不仅成立了中华回民救国会分会,并在各县建立支会,把抗战救亡工作一直推进到基层。

  我国各族人民不仅建立各类抗日群众团体,而且积极参加战斗,建立各种抗日武装,同侵略者开展殊死搏斗。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组织领导下,先后在归绥地区组建了蒙汉抗日游击队,为日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还建立了蒙古族游击队、和林游击队、萨县游击队、鄂尔多斯草原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处于前线的内蒙各民族的英勇抗日斗争,得到全国各族同胞的赞誉和声援,“七?七”2周年纪念时,广西桂林各界致电说:“蒙疆同胞,奋起抗战,屡挫其锋,捷音所报,薄海欢腾”,希望“再接再厉,贯彻抗战国策,驱除倭寇,恢复河山”(注:《广西日报》,民国28年7月14日。)。华北回民积极响应“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组织回民抗日武装,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民族英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地区的回民支队。这两支回民抗日武装,战功卓著,威震敌胆,充分发扬了回族人民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为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名垂青史。1937年10月,在绥西前线的一队骑兵中,有许多回民将士,他们“为保卫大西北而战”,“不但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最大的打击,即在政治上,也给敌人的阴谋分化我民族的诡计以彻底的粉碎。”(注:《中国回教救国会会刊》,第2卷。)在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中,卢汉统率的由云南三迤各族子弟组成的滇军第60军积极参战,奋勇杀敌,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的猛烈冲锋,实为罕见”(注: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2)。)。该军重要领导人如军长卢汉,182师师长安恩溥,184师师长张冲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8000余名苗族将士,先后参加了鄂西、长沙和滨湖大会战,取得了著名的湘北大捷。贵州侗族等各族儿女组成的贵州抗日军,抗战一开始即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扩大侵略,加紧向我中南、西南等地区的进犯。居住在这一广大区域的瑶、黎、苗、壮、京、布依、水、佤、傣、傈傈、景颇、哈尼、彝等各族人民奋起抗击,纷纷组建武装,抵抗侵略者。如广东瑶族参加风渡游击队;广西各族建立了临阳抗日联队、灵川抗日政工队、柳北抗日挺进队、桂南抗日游击队以及桂东南各县抗日武装;云南民族地区建有龙潞区游击队、潞西青年救国团、滇西边区自卫军以及耿马沧源支队、阿佤山特区自卫队、阿佤山游击队、班洪自卫队;贵州黔南布依族水族所建立抗日武装等等,都先后在民族地区诞生,投入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各族群众积极参军及自动起来打击日寇的情况也很普遍而动人。例如,1937年,南宁军分校招生时,当即有100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甘宁青三省回族同胞入伍参加的比例同当地汉族一样,总数达到数万人。尤其感人的是福建南安县的10多名畲族妇女,主动向县政府请缨,要求入伍杀敌。又如,1938年2月2日《新华日报》报导说:济宁附近回民因日寇勒迫他们杀猪,引起公愤,起而反抗,当场杀死敌军200余名。又如,1937年秋,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群众击沉日军进犯汽船,并俘敌多名。至于各地各族人民零星消灭日寇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此外,各族人民还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华北回族群众在一次募鞋运动中,原定募1000双,结果收到2000双;在一次募集铜铁时,仅任丘一县即募得1万7千余斤。1937年11月27日《包头日报》报导说:“包头回民此次踊跃输将,自动捐助救国捐”,并送至包头救国会。在新疆,从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募得捐款27.759余亿两(注:《民国日报》,民国27年11月6日。),后将此款购买10架新疆号国防飞机,支援抗战。1943年又在新疆开展一县一机募捐运动,结果又收到144架献机款(注:《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另外,还成立了全疆募寒衣委员会,各族人民踊跃捐献。云南各族人民积极购买公债,仅洱源,云龙、弥度、凤仪4县就购买了15万余元,丽江各族捐献出7万5千元(半开)。此外,云南各族人民还为我反攻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民工、粮秣等。

  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不少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集中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或支援抗日部队,或组织武装直接与日寇作战。亲自带兵“潜伏武固,伺机杀敌”的乌兰察布盟的东公旗福晋巴云英,曾在延安、重庆、西安等地发表抗日演讲、后被委为西公旗保安司令、旗札萨克、绥境蒙政会委员的奇俊峰,以及茂明安旗奇王的福晋额仁庆达赖,是抗日时期三位有名的蒙古族女王,是抗击日寇的巾帼英雄。一些回族上层爱国人士,不仅出资创办《回教大众》、《月华》、《回族青年月报》等进步刊物,从事唤起民众投身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还不断汇寄巨款,捐献战马,支援抗战(注:《包头日报》,民国26年4月4日。)。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坚决表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领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注:《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远居西藏的班禅9世和热振活佛都表示拥护抗日,并向僧俗大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四川松潘各藏族土司联名具呈政府当局,表示愿率兵马奔赴前线杀敌,并且“积极扩充骑兵,加紧训练,听候调遣”(注:《新华日报》1938年2月16日。)。甘肃拉卜楞地区保安司令黄正清,为唤起藏民参战,曾于1938年8月中旬召集属区各寺僧官及头人会议。与会者纷纷表示,立即发动所属,以备效命,情绪极为热烈(注:《新华日报》1938年2月16日。)。著名的喜饶嘉措大师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所到之处,或聚众演讲,宣传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听众深受教育和鼓舞。他还撰写文章,号召佛门僧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938年9月,他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士书》,号召努力抗战,挽救国家厄运。据报道,居住在康藏青等处的藏族同胞,“除办理一般后勤工作外,并有百万喇嘛,旦夕祈祷抗战胜利。”(注:《蒙藏月报》第13卷第2期。)

  在8年神圣而艰苦的抗日斗争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包括各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在内,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并肩战斗,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正如1938年4月蒙藏回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通电》中所说的“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的”(注:《新华日报》1938年4月24日。)那样,没有国内诸民族的“团结一致,牺牲奋斗”,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事。 5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我国民族团结更非昔日可比,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更是具备了充足的条件。这便是我们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得到的启示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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