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内蒙古各族人民在绥远成立了“反帝大同盟”。不久,热河、察哈尔等地也建立起“抗日同盟会”、“牧民抗日会”等,他们以办刊物、贴标语、发传单、演话剧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促进抗日救亡情绪的高涨。1933年,中共内蒙古特委在张家口成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1935年,绥远各界联合组织了“民族自卫委员会绥远分会”。936年又相继组建“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绥远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激发蒙汉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斗志。在青海省,“九一八”事变后,西宁各校学生凭着爱国热情,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召开讨论会,出墙报,上街演讲,进行抗日宣传。
在冯瑞生支持下,“陕西回族青年读书会”在东大街成立,刘格平利用读书会给回族青年讲解国内外形势及抗日救国道理,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此同时,陕西回族爱国人士马德函和回族教师乌光焕等人,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内举行群众集会,成立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参加人数达500余人,马德函当选为会长。救国会成立后,经常组织回民上街游行示威,张贴反日标语,声援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抗日的爱国行动,并为东北军抗日将士开展募捐活动。其次,抵制日货,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纷纷要求与日本绝交,拒绝使用日本商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族人民的这种呼声更加强烈,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处都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使日本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如中共广西省工委组织的学生运动中就主张对日经济绝交;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等地群众也纷纷发表宣言,表示要禁售日货,以示对日本侵略的抗议。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
在青海省西宁,1931年1月后,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主办了《学生抗日旬刊》,一方面供西宁各校学生阅读,另一方面也寄往青海全省各县学校和文化团体。此外,还通过组织抗日宣传队的宣传活动,传播抗日运动的主张和新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激发了青海省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带动和促进了青海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在东北,抗日救国会创办了《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各界群众起来抗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并发专刊,开辟专栏,用各种形式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动员和呼吁全国各族人民起来抗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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