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二十二中学生的回忆
来源：360doc图书馆 五成 作者：丁宏宗   2017-05-17 14:36:57

　　“国立中学”的回忆

　　--作者：丁宏宗

　　1944年夏季，我考入了在安徽阜阳的国立二十二中一分校初中。我在那所学校一直呆了五年，1949年才不得不离开。

　　这五年的中学生活，对于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也因此而关心“国立中学”的有关资料。70年后的今天，我查了有关资料，才知道了“国立中学”设立的缘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安置战区撤退的中学和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的师生，决定设立国立中学，按设立的先后称“国立第×中学”。据我所知，国立一中学收容河北撤出的师生，在陕西城固;国立四中在四川阆中，好像是收容山西撤出的师生;国立五中在甘肃天水，主要是河南师生;国立六中在四川绵阳，收容山东师生;国立七中在陕西洋县，收容山西师生。后来我在山西工作，碰到不少国立七中的学生。国立九中在现在重庆的江津，以安徽师生为主。其他的我不清楚。一开始是由当时的教育部设立的，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就由一些国民党将领主持筹建，教育部承认，享受国立中学待遇;学生学费，生活费由国家负担，办学经费自然也由国家负担。我所在的国立二十二中就是由国民党将领，解放战争中在山东莱芜吐丝口战役被解放军俘虏的李仙洲(国民党第28集团军的总司令)创立的。他被赦免后，担任山东省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到他的济南寓所去看过他。他向我们谈起一件令他感动的事。有一次周总理和他谈话，他说：“我要补充交代一个罪过，我办国立中学，和党争夺青年。”周总理回答：“你办中学，收容流亡学生，是办了好事。青年是国家的，民族的，不是哪个党派的私产。”他谈到这件事，赞颂周总理胸襟宽广，看得出他确是衷心敬佩。但我认为，他确实是有培植私人势力而办学的目的，虽然客观上帮助了沦陷区的流亡学生。为了同样的目的，汤恩伯办了国立二十三中，他们都兼任校长。这两所学校应该是国立中学的最后两所。

　　我说李仙洲、汤恩伯办国立中学有培植个人势力的意图，还有一个事实可以做为佐证。据说，在他办学期间，高年级的同学去见他，称他为“总司令”，他表示不高兴，说：“我不是你们的总司令。”改口称他为“老师”或“校长”，他就很高兴。这大概是学的蒋介石。蒋要黄埔军校的学生即使成为高级将领也要称他为“校长”或“老师”。在中国，师生关系很重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也是亲属。朱棣做皇帝，方孝孺不肯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朱棣威胁他，如不从命，就要灭他的九族，方孝儒回答，灭十族也不从，最后，明成祖就真的灭了他的十族。这一族，就是“师族”，可见师生关系的重要性。蒋和李、汤等都懂得利用师生感情。

　　我的故乡是山东平阴县，离省会济南80公里的一个小县，现在已成为济南市的市属县。我8岁(1938年)的时候，这个县就被日本人占领，成为沦陷区。我的父亲和我都不愿意进日本人办的学校，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华英小学。这所学校被解散后，1942、43两年，我失学在家，帮助家里干点农活，也读过私塾。在私塾读了《孟子》和《三字经》。办私塾也是老百姓抵制汉奸学校的一种办法。后来又在村办小学读了半年。村办小学的教员由村里出资聘请，私塾老师由就读学生的家长聘请，都是民间的，和汉奸政府无关。

　　尽管不上汉奸政府办的学校，但看到日本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极为不满，要摆脱当亡国奴的命运的要求也非常强烈。这个时候，我的哥哥已经去了安徽阜阳国民党统治区，进了二十二中的师范部。我和同村的大我两岁的小学同学商量，也去那里。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四周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国家危亡时候的青少年也更早的成熟，更早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后来读夏完淳(1631-1647)的《南冠草》和郭沫若的同名话剧，了解到这位少年诗人，少年将领，14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夏允彝和老师陈子龙起兵抗清，被捕就义时不到17周岁。他是我国历史上在民族危亡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在事业上不能和他相比，但热爱国家的情怀却和他一样。

　　我们乘汽车到济南，再乘火车到商丘，步行经过亳州到达安徽涡阳、阜阳，进入国统区。我至今仍然清晰的记得，看到在晴空中飘扬的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旗是的心境，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久久地注视那面飘扬在祖国晴空中的久违的旗帜。那面旗帜，后来成为反动的象征，那时候，它是国家的象征。

　　在沦陷区，日本人和汉奸政权，为了欺骗老百姓，曾经把民国初年的五色旗当做国旗，把《卿云歌》定为“国歌”。《卿云歌》出自《尚书大传》，文字古朴典雅，只有十六字：“卿云灿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曲调也还优美，但因为代表汉奸政权，但老百姓并不买他们的账。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又耍了一个花招，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又打了出来，但在旗杆的顶端加上一个黄条，上写“反共救国”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汪这又是一个骗局。当时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并不了解共产党，但从那个黄色条子上四个字，想到共产党一定是抗日的，要不，汪精卫为什么要反共呢?那时候，人们当然不知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凭着常理推断，也懂得这个道理。

　　我看带黄条的那面旗帜时兴奋过，以为日本人要滚蛋了，后来知道上了当，现在站在不带黄条的旗子下面，感到摆脱了做亡国奴的命运，心情很激动。二十二中要到暑假才招生，我们进了“战地青年收容所”，又进入过设在安徽临泉县长官店的山东省临时中学。六月份，才去报考二十二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大概有2000多人，校本部(高中部)在阜阳柴集镇，一分校在后湖村，二分校在阜阳西关打蛋厂旧址，师范部在三王寨。

　　我去考试，国文(语文)成绩合格，但算术(数学)不及格，定为备取第一名，没有被正式录取，分校校务主任(即分校校长)田树三先生亲自找我谈话，问我算术成绩为什么那么差，我如实相告说，我只读过初小(初级小学)，那些鸡兔同笼 、追及问题 等四则运算题，都没有学过。田先生说，如果这样，你的成绩还可以，你被录取了。

　　在阜阳并没有上课，就举校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大约在七月份到达河南西南部的内乡县。分散住在当地农民家。当时内乡(可能还有附近的县)由一个叫别庭芳的土豪统治。此人用严刑峻法来治理他的地盘，确实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实行全民皆兵，每户青壮年都有枪支，一声令下就会集合成军。这一地区说是由国民政府统治，实际上是独立王国，就像阎锡山统治的山西。蒋介石号称是统一了全国，但多地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消除。

　　我们学校在豫西待不下去，可能和李仙洲的部队在这里不能长期驻扎有关。大概是七八月份，我们经过丹江口溯汉江西上，徒步到达陕西南部的安康、汉阴一带寻找校址，几经辗转，最后，校本部安置在安康的恒口镇，二分校在蒲溪，我所在的一分校安置在安康新城的文庙，师范部在汉阴的一个集镇。从九月份开始，正式上课。

　　在沿汉江徒步行走的途中，我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我们碰到向前方行军的国民党新兵，他们用绳索捆住胳膊。一串一串地行走在江边崎岖山路上，形容枯槁，身体瘦弱不堪。我们溯江向西，他们顺江向东，与我们擦肩而过，没有人说话，就像是走向刑场的囚徒。在阜阳，已经听说过“抓壮丁”的惨剧，有人为了逃避当兵，竟然自己剁掉了右手食指，这就不能用枪，借自残而躲避兵役。那还只是听说，并没有亲见，现在亲眼看见这样的“壮丁”走向前方。我们学生在议论，向老师提出问题，这样的兵怎么能和日本人作战?老师也很愤慨，有位老师说，怪不得国军老打败仗，根子就兵役腐败。开课以后，国文课本上选有杜甫的《石壕吏》，上面通知不要讲授。但我们的老师仍向我们讲授，而且说，一千多年前的杜甫，让当今的官员害怕，禁书竟禁到古代大诗人的头上，也算是今古奇观。

　　就是在路上看到被迫上前方的新兵的悲惨情景，埋下了和兵役机关发生冲突的种子。一分校的操场，隔着一道矮墙就是“师管区”的一个新兵连。师管区是国民党时期设在专区一级的兵役机构，负责征兵和向部队输送兵员，平时隔墙就能看见这个连的军官殴打士兵，也看新兵饿得面黄肌瘦。我们还知道城外不远的山丘上就是新兵埋骨场，那是已经坟茔累累。新兵连的军官，封扣新兵的粮食，折磨新兵致死，他们好吃空饷。我们也看到他们上级来检查的时候，在街上临时拉人来充数，叫做“顶名”。有一次，有几位同学晚饭后出城散步，在城门口碰到一个军官带两个士兵抬着用席子卷着的人向城外走去。我们同学听到席子里的人还在呻吟，就抗议说：“他还没有死，为什么要去埋他?”这个军官当然听不进学生的话，双方就争吵厮打起来。有一位同学回学校报告，全校五六百学生都聚集在城门口，那个军官见我们人多，赶快溜走了。这位即将被埋的新兵被我们救回，吃了点东西后就有了精神，向我们哭诉了他在新兵连的非人遭遇，说像他这样被活埋不止一两个人，全校群情激奋。第二天，几百师生就涌向师管区，卫兵猝不及防，我们一下子就闯进会议室，要求他们的司令出来解释他们活埋士兵的恶行。大概司令不敢出面，派他的参谋长出面接待。我们提出条件：一要惩罚当事的军官，二要改善士兵待遇，三要保证不再发生此类虐待士兵的事情。这位参谋长借口司令不在，等司令回来再答复我们。此事传开，西安的报社记者也到安康采访。师管区方面见事情闹大了，只好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将新兵连的连长捆绑起来押到学校，宣称要军法审判。

　　不久，新兵连就搬到其他地方，究竟是不是处置了这个连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取得了一次斗争的胜利，但并没有从这一个别事件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整体的腐败。解放后，我向一些同志谈这次经历，有人不相信，说你们比解放区的学生觉悟还高吗?我只能引用毛主席著作里的话来回答他。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里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路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路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派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那场斗争。但我们的斗争完全是自发的、零星的，和反蒋斗争的洪流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对“国民政府”仍然抱有幻想。

　　至于解放区的学生不会发动这样的斗争，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区没有迫害士兵的惨剧，当然就没有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国统区的学生比解放区的学生进步。

　　1944年10月，日军大举向豫鄂湘进犯。蒋军仍然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日军一直打到距离贵阳不过百里之遥的独山县。“国民政府”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广大学生出于爱国热情，踊跃报名参军。我的哥哥丁赞宗和我的一位表哥，都报名参加了青年军。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走上抗日前线，却成为解放战争中进攻解放区的工具。我的表哥以后秘密奔赴解放区成为解放军40军的战士。我哥哥所在部队于1949年在西康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我和哥哥感情至深，一生都在怀念他。他1950年修筑川藏公路中因塌方而遇难，被授予烈士称号。他的名字镌刻在我的故乡济南英雄山烈士纪念馆和解放阁烈士纪念墙上。我已是耄耋之年，仍然能梦见我的哥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宽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65年来我一直保存着他给我的两封信。

　　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坑日八年，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胜利，没有一个人相信日本侵略军会在中国长期待下去，那时，常说的一句话：“等日本人走了以后……”。现在，胜利真的来了，日本人真的要走了，激动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用万众欢腾，群情激动，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国文老师，一位40多岁的老师，就不顾禁令坚持为我们讲授《石壕吏》的那位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诵杜甫的另一首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沾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敬歌须纵酒，青春作 伴好还乡。即从巴峡传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当时在四川，想来流亡四川的沦陷区人士更会感到贴切。我们不在四川，但在陕南，和杜甫描绘的路径也差不多，而更重要的是让人表达的感情和我们是那样一致。没有人要求我们背诵这首诗，但我们都记住了，而且终生不忘。

　　我们以为，很快就会回到故乡，我们谈论着沿汉江而下，转道河南回到山东的设想。然而，内战的炮火打碎了我们的回乡梦。而且，不仅回乡无望，音讯也完全断绝，陕南和山东不能通邮。我们不能判断交战双方孰是孰非，但对内战的反对都是从自身的感受而得出的结论。

　　1947年，国统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们学校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的于子三，在杭州被国民党军警射杀，在学校引起强烈反响。那时候资讯不发达，安康那个地方相对闭塞，看到外地的报纸要几天之后，本地报纸又不登载这类敏感新闻。当时传播信讯只能靠邮政。当时有一种办法叫“快邮代电”就是把有关信讯用快信寄发，这种信件虽然不比电报快捷，但可以容纳更多信息。我们就从“快邮代电”中获得于子三牺牲的令人愤慨的消息。全校师生异常激愤，学生会主持在校本部召开追悼大会，声讨军警的暴行。我做为分校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当时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声讨的还不是国民党最高当局。但在大会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反内战的内容。这一次和上次冲击师管区的斗争不同。这次汇入全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了。但因为地处偏远，当时地方的安康中学和兴安师范的学生都没有多少人响应，在当地影响不大，但也没有人出面干涉。安康专署专员甚至还讲了支持的话，也许他认为杭州离的那么远，不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在此之前，北平的沈崇事件也在学生中引起议论，但没有出现游行集会。美国向日本扔了原子弹，当时自然让我们看到它的强大力量，美国文化战后风靡全球，也风靡中国。我们处在山区小城，感觉并不明显。我们也直接接触过美国人。一次去十多里外安康机场去迎接美国将军魏德迈。那天挺热，我们徒步去机场。这位将军下飞机后向人群招了招手就坐车走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我们冒着酷暑去迎接他。因为机场驻有美国空军，我们常在市里看到美国大兵，他们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根本不管行人的安全。车上还常有浓妆艳抹的“吉普女郎”，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老百姓十分反感，对于敏感的学生来讲，更觉得损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对美国印象不好。

　　中学阶段参与了这些懵懵懂懂的政治活动，那只是学生生活的插曲，更值得记述的是日常生活状况。我们的日常生活极其艰苦，学习条件很差，但学习热情高涨。

　　初到安康，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排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每人大概只有三四十公分的铺位，晚上起来小便，再回去就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随便找个地方挤进去再睡。这还可以忍受，更糟糕的是虱子奇多。窗前一条搭挂毛巾的绳子，上面也爬满了虱子，多到什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虱子在上面爬行，竟能互相挤落下来。几十年后，只要提到虱子这两个字，我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有点发抖“不寒而栗”。我的孩子都懂事了，还看见过我这种情况。后来，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宿舍扩大了，也有了双层床，两人一张床，才算正常。安康那时没有电，每晚上晚庶务处去领蜡烛。四个人一支，大概能点一个小时，蜡烛燃烬，我们的晚自习也就结束了。那时蜡烛不是石蜡做的，而是白蜡虫分泌的蜡质做成的。我们在当地见过寄生白蜡虫的白蜡树。在古路坝也没有电，一直搬到汉中才有电灯。四个人头碰头在一支的烛光下，营养又不好，但我们同学中竟然没有人成为近视眼，至今觉得奇怪。

　　也有住得很“豪华”的时候，1947年后半年，随李仙洲部队移驻汉中，我们迁到城固古路坝一处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很大，有很多院落，都是欧式建筑，我们两三个人就可以住一个房间。抗战期间，有三个“坝”是大学的所在地，一是成都华西大学所在地成都华西坝，一是重庆大学所在地重庆沙坪坝，一是河南焦作工学院内迁后的所在地古路坝。当时有种说法，华西坝是天堂，沙坪坝是人间，古路坝是地狱。我们倒觉古路坝不错，周围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教堂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宏伟建筑，教堂前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前山坡上是葡萄园，一片葱茏。他的附属建筑也都是欧式的小院落，院子里遍植花木。我第一次见到无花果就在这里，以前只是小说里读到过。

　　可惜，只在里住了大约半年，就又迁往汉中附近的汉王镇。这个镇离汉中市区大约有十五六华里。我们仍然睡双层床。

　　上面说了居住环境，再说吃的方面。总体来说，这五年中不是饥一顿饱一顿，而是饱一阵饥一阵。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过一段时期就要调整一下伙食费的标准。当时的教育部也预计到物价会涨，每一次调整之初都会定级比较高。这一段就吃得很好，有肉有鱼每月还有点“伙食尾子”发给大家，多的时候还可以买件衣服，到饭馆去吃一顿。过一段物价涨了，吃饭也成了问题，我养成吃饭快的习惯，就和饭不够吃有关。某一顿饭，如果准备吃三碗米饭，第一碗盛平碗，第二碗盛半碗，第三碗尽量盛，盛成四川的“猫儿坨”，一碗顶两碗。这个做法也有风险，第二碗盛的少，吃完再去盛第三碗，饭已经没有了，只能吃个半饱。这样的周期越来越短，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吃不饱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多。

　　伙食管理很民主，由学生轮流管理，为期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由各年级派代表组成伙食委员会，课余时间就到伙房去，协助管伙食的老师采购粮食、副食等，由伙委会指定一个委员记账，每月向全校公布账目。伙食尾子也由这个委员会发放。我参加过一期这样的委员会，觉得责任重大，被同学信任，也很光荣。

　　国民党为应对通货膨胀，进行过几次币制改革。最初用法币，理论上一块法币可以兑换一块银元，实际上从来没有实现过。据说，在抗战前几块银元可以买一头牛，到上世纪四十年后期只能买几粒米(不是几斤米)。有人算过，1924年法币政策实行前，如果有三百万块钱，当然是一个大富翁，但是三年以后到了1947年，这个三百万元相当于当初的一块银元的1分2厘5毫，可不是只能买几粒米。于是，改为银元劵，也是说可以兑换银元;银元券依然飞速贬值，又改为金元劵，说是实行金本位，向美元看齐;金元劵又贬值了，发行关金劵，据说是以关税做抵押而发行的。我们曾用过面值一亿元的关金劵。这些接连不断的币制“改革”，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极度恶化，已经到了崩溃的程度，也和我们当时的肚皮问题直接相关。

　　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我们的公费，赖以吃饭的经济来源，就完全断绝了，曾经有三天不开伙的记录。饿了几天的学生没法忍受，就用向县政府请当地官员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人家说，你们是国立中学，我们没有责任管你们。我们觉得人家说的有理，但我们的确在饿肚子，你就应该负责。几经交涉，当地政府只能答应给我们一些粮食。可以想见，伙食就很差了，只能勉强维持生命。

　　这时，李仙洲的部队一经开赴内战前线，学校校长换成李的秘书侯朝宪。侯校长无力解决我们的肚皮问题，除了找当地政府，找过当地驻军。新的驻防部队的一位军长是山东人，好像就姓鲁。我们也找过他，请他想办法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这位军长说无力解决，可以到他办的军官训练班去接受培训。我们的学生代表觉得他是乘人之危要挟我们。他为代表安排了宴席，学生有点傲气，不肯赴宴。回到学校向同学们传达交涉结果，并且希望同学们不要参加他们的训练班。他的训练班就开设在学校附近，也许是为招徕、引诱我们，伙食很好。有些同学忍不住饥饿，禁不住诱惑，还是去了。几位同学代表曾经当面拒绝过，自然不好再去。校园里经常有骑摩托车的军人来往穿梭，放出话来，要抓共产党。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就很害怕，只好离开了学校。

　　我记得，三天开不出饭的时候，课当然上不成了，我们躺在宿舍里，谁也不说话。有一位同学突然吹起了口琴，大家都指责他，饿着肚子还有心思玩乐器，他也就只好不吹了。我的一生中，三天没饭吃的经历就这一次，个中滋味，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六十年代的吃不饱，是慢性饥饿，每天总还有些吃的，比那种几天完全没东西吃好忍受些。其他地方学生提出的“反饥饿”，可能是反慢性饥饿，我们则是真正的断顿。当时，国民党也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但在我们同学中议论说，共产党再怎么不好，也不会比国民党更坏，甚至有人流传“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但我们还是没有机会去找毛泽东，只能黯然离开学校，去寻找填饱肚子的机会。

　　物质生活上非常艰苦，非常不稳定，但初高中两个阶段在学业都有较大收获，主要是在安康的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我们的老师多数是比较优秀的，都是济南和青岛中学领域的优秀者。记忆比较深的是教生物的赵老师，讲课涉及到的植物和动物，他能随手在黑板上画出来，给学生以非常直观的印象。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动植物的分类知识：门、纲、目、科、属、种，不仅引导我学习生物知识，而且在学习其它知识和分析其他问题时，也能懂得系统和分类，可以说在方法论上对我们有启蒙的作用。还有一位地理老师善于画地图，他讲中国地理时，一笔就在黑板上画出中国的轮廓，然后再画出各省的形状。他告诉我们：甘肃像哑铃，陕西是做体操的人，山东是骆驼，云南是吐绶鸡，生动形象，非常便于记忆。他在操场上用石灰画出地图轮廓，让学生站在四周，他喊某个省区或城市，看谁能尽快跑到位置，非常有趣。当时中国的形状是一张桑叶，这位老师把日本画成一条蚕，说日本正在蚕食中国，但要把一张桑叶全吞下去，就会撑死它。

　　我喜欢语文，也喜欢写作，初中时作文就曾登在当地报纸《兴安日报》上，题目是《雾》，写雾中的安康城就像一头怪兽，随时可以吞噬人们。教国文的张望篱老师说这可以寓意当时的贪官和奸商掠夺老百姓，我都没有那样想，只是单纯的写景。他推荐给报纸发表了。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刷的东西。高中阶段，曾写过一篇文章，对古路坝集市上的小吃面皮加以描绘，好像写的是：雪白的面皮，浇上鲜红的辣椒油，再加上翠绿香菜，诱人食欲。许多年后，在太原再看到城固面皮，已经是淡黄色的。据说，小麦粉做的淡黄色，白色的是大米粉做的。

　　较之语文，我用力更多的是数学。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刘。初三学平面几何，刘老师除了给我们布置课本上的作业之外，还增加一些课外的题目。有些题，据说几何中的“名题”，我记得的，一个是证明九点共圆，即三角形的分角线的中点，三个垂足，和欧拉线的三个中点等九个点在一个圆周上，一个是西摩松线，证明几点在一条直线上。当时做得废寝忘食，和两三个同学一齐研究，居然都做出来了。现在当然都说不清楚了，只记得题目。高中一年学代数和三角，代数的课本叫《范氏大代数》，以区别于初中的小代数。三角用的是《葛氏三角学》。三角要用对数求解，涉及对数方程，有的同学觉得很难，我却饶有兴趣，并不觉得很难。

　　这些数学的具体知识在我一生中都没有用到过，但我并不后悔用那么多功夫学它。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一位哲学家好像是培根曾经说过。我体会也是如此。数学研究数和形的关系，数和形的联系，你不仅知道他们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而且要拿出证据，用数学方法推演出来。这就有力的培养了我们的思路及思维能力，有助于克服想当然，主观武断的有害思维，也让我们认识到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多维性。这些感悟是后来才有的，但应该感谢我们的中学老师，感谢我们的学校引导我们做了这些“体操”。

　　物理、化学的学习，完全是纸上谈兵。看到现在初中学生可以做理化试验，真是令人羡慕。我们记了那门多原子量、分子量、比重等等的数据，也做过化学反应式的问题，但连个烧杯、试管都没有见过，做过不少力学计算的问题，连最简单的自由落体的演示都没有见过。五年中学阶段，除了在安康有两年的安定的学习条件之外，其余两三年，很在迁徙中，或者说在迁徙的间隙中上课，能学到这点知识，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课内生活构成学校生活的主体，我们课外生活，苦中作乐，也还值得一提。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们的国文老师张望篱先生还兼教音乐，他号召大家每人学一样乐器。当时太穷了，根本买不起乐器，他就号召我们自己制作。要制胡琴，竹子是好找的，但要蒙一层蛇皮，却无处可买。不知谁给我们出的主意：可以自己到野外打蛇，自己剥蛇皮。

　　出了安康新城不远，山丘间有一条河沟，河沟里和沟的两岸都有蛇。那条河沟两岸是用石块砌起来的，大约有两米高，石头的缝隙里长着灌木和杂草，把那条沟遮的有点昏暗。我们判断，这样的自然环境可能有蛇。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棍，作为打蛇的武器。在沟里看见灌木丛中有蛇，但等我们去打的时候，都立刻钻到草丛中去了。我们一无所获。从沟里出来，走上两岸稻田的田埂，意外地发现一条大蛇正上面向下游走，头昂的很高，直冲我们而来。我们退无可退，我举起竹棍照它的头部猛击，蛇居然被打死了。拿回学校，量了量差不多和我的身高相等，大概总有一米六多。这当然是一大收获，可是当时惊恐的感觉，却一直留在心里，就是所谓“后怕”。如果当时一下子打不死它，可能就会被咬伤，如果是毒蛇，后果就有点可怕。后来又去过一次，当地老乡告诉我们，那沟里有条蛇王，很厉害，你们打死了他的子孙，他会报复的，你们不要再去了。我们少年气盛，仍然去了。进到沟里，大概心里有点怕，弓杯蛇影，觉得两侧树丛草丛有很多蛇在动。我们害怕了，就退了出来。

　　我虽然参与打了蛇，但我没有做胡琴，别的同学做了。我选择了箫，也不是自己做的，在市场上买的。我学习吹箫，也能吹写曲子。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流行音乐，电影插曲流行的也不多，有一首是《夜半歌声》，还有《渔光曲》。最常唱的是抗战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还有一首诗为岳飞的《满江红》谱曲的那首歌，因此记住岳飞的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那时候没有全国各民族平等和睦的观念，而且，说是“胡虏”、“匈奴”，实际上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并没仇视任何国内那一个民族的意思。现在当然不能再唱，但当时很符合大家同仇敌气、仇视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感情。抗日战争胜利后，就不大唱这首歌了。除这些激昂的歌子以外，我们经常吹奏广东音乐，像《梅花三弄》、《步步高》等，婉转缠绵，契合我们的思想之感。

　　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一次自发的音乐会。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周末夜晚，有一位姓梁的高年级的同学用板锯演奏，凄婉的声调深深打动了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那时候，当然没有电视，在学生中也没有收音机，唯一的文娱活动就是这类自发的演奏和歌唱。

　　再有大的活动就是演话剧。

　　我记得在安康演过一部叫《红玫瑰》的谍报题材的大型话剧，那是校学生会组织的。各班演出一些小的独幕剧，我还曾经参与演出。最轰动的一次演出是在汉中城里一剧院上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在大街上贴了海报，好像还买票，连续上演了好多天，在当地当时也算是小小的的盛事。我不是演员，但参与了演出活动。演出结束已经很晚了，非常疲惫，但还步行十几里走回学校，一路上兴奋地谈论着演出，并不觉得苦。我们的文娱活动好像很不错，实际上很贫瘠的，体育活动也不丰富。器材很少，连单缸、双杠这种最普通的设施都没有。我们能开展的活动就是篮球和排球，更多的是篮球。篮球传入中国已经很久了，但我们在球场上仍然用英语说比赛术语，什么出界是“奥赛”(out side)、重复运球“打包儿”(double)等等，都还记得。可能我们的老师就那样学的，原封不动教交给我们。解放后确定了汉语的规范用语，反而觉得新鲜。习惯的力量真是很厉害。

　　我们也有自己的篮球明星，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王金昌。解放后他参军，仍然打球，记得是在解放军32师篮球队。如果在世，我们的“明星”也应该有90岁了吧。

　　文娱活动和体育活动很贫瘠，课外阅读更差。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有不过几十本藏书的图书室，从那里借到过当时非常流行的美国小说《飘》的中译本，和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好像是《且介亭杂文》等。这些当然不能满足我们旺盛的求知欲,只好到书店里去“蹭”书看。那时候，当然没有国营书店，安康没有较大的书店，只有小书摊。因为我们只看不买(买不起)，常遭到书店老板的白眼以至驱赶。书店里也没有什么适合学生阅读的有价值的书，最多的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还有作者署名为“无名氏”的近乎色情的作品。图书室的报纸也很少，只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和平日报》)，连西安发行的报纸都没有，地方报纸只有《兴安日报》，八开四版，信息量很小。有时候，偶然有几份邮寄来的《新华日报》，因为观点和报导角度新颖，大家争相阅读。期刊也没有。解放后，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有几万册藏书，有几十种报纸、杂志，真为我的学生们庆幸。

　　前些日子，和一位中学校长闲谈，他听说我在“国立中学”学习过，问我“国立中学”有什么教育教学经验。他很敬业，想了解更多的办学经验，但我经历的中学生活，一定会让他失望。他问到对教职工的管理，我告诉他说，那所学校实行聘任制，每学年发一次聘书。每到暑假，我们的老师惴惴不安，不知道下一学年能不能续聘。如不能续聘，就会失业，生活无着。我们一位姓傅的物理老师，已经五十多岁，没有被续聘，不得不去赶牛车帮人运输货物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学生们都为这位大学毕业又教了几十年书的老师悲哀，有的同学还曾帮助傅老师装车卸车。教育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崩溃，不可能有好的教育。“国立中学”和新中国的教育没法做比较。虽然我很感谢我的母校，但没法美化它，只能更多实地写下我的经历，雪泥鸿爪，作为我生活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