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河畔国立二十二中学的流亡悲歌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作者：李杨   2017-05-18 09:31:07

国立二十二中留下的几乎唯一的物证韩庄惨案纪念碑

为父辈写史的王安民。

　　王安民一直想为父亲写一本书，他的父亲孙文祥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名流亡学生。1940年春天日军占领莱西后，17岁的孙文祥从莱西大沽河畔徒步出发，先到安徽阜阳，就读于国立二十二中，后又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安康、汉阴、汉中……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几乎都在流亡的路上。

　　这几乎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从2001年到2012年，王安民用十余年时间，走访亲友，查询档案，还原一个青岛籍中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流亡历程。当他的书稿《踏不灭的薪火— 抗战国立中学的父辈》完成时，第一时间阅读了部分章节的当代著名华文大师、国立二十二中校友王鼎钧表示：“家史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

　　重走父辈走过的路

　　直到高中毕业，王安民才知道父亲孙文祥曾经是一名流亡学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铁骑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数国人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辗转千里向大后方流亡，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图景，这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国立中学流亡学生。

　　1940年春天，在沙子口登陆两年后，日军侵占莱西。已经升入家乡联合中学读初一的孙文祥不甘接受奴化教育，从大沽河畔的范家疃村徒步出发，辗转到达安徽阜阳，成为国立二十二中的一名学生，此后又西迁至陕西安康、汉阴，再度迁移到汉中……

　　当年高考落榜的王安民听着父亲讲起那战火连天、流离失所的经历，似懂非懂。

　　“那个时候少不更事啊，无法体察父亲的良苦用心，现在想想真是罪过。”每忆往事，王安民总是暗自神伤。

　　真正让王安民想把父亲的流亡经历写下来时是2001年。

　　2001年春天，在胜利油田胜建集团工作的王安民受命远赴四川绵阳工作。自油田出发，一路循着黄河两岸西进，翻越秦岭就是汉中盆地。

　　这是王安民第一次来汉中，他突然想起，汉中是父亲当年流亡求学的最后一站，他开始满脑子都是父亲当年在这里求学时的场景。

　　“同样是逆汉江而上，父亲是步行，而我却坐在装有冷气的现代化列车上。”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让王安民那一天晚上没有睡觉。

　　以后每每行至南阳至汉阴路段，抑或白天黑夜，他都会依窗而坐，望着那飘逝而过的山山水水、道路村庄和漆黑的夜空，无法想象出父亲当年西迁路上的艰难与困苦。

　　被遗忘的“国立中学”

　　那段有关国立中学的历史，尘封已久。

　　有一次，王安民和山东几所高校的历史系教授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抗日战争的流亡中学生，大学教授们只是听说过这个群体，但对于山东学生的迁移路线、校址在哪里等一概不知。

　　“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却不知道这个国家曾经的苦难。”王安民说，他必须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时隔70多年后，父亲所就读的国立二十二中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虽然这所学校曾从安徽阜阳辗转陕西安康、汉阴、汉中等地，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唯一的物证是韩庄惨案纪念碑。

　　1944年9月17日，国立二十二中西迁经过河南汝南县韩庄。那天，正逢韩庄赶集的日子，一分校(初中部)师生突遭日军袭击，酿成十一位学生死难、十余位学生伤残的韩庄惨案。

　　“当时有些学生穿着军装，日军一看到军装，就开始扫射。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被打死，谁都不敢再跑了。”老家山东高唐、如今已是89岁高龄的阚韵清是韩庄惨案的亲历者，谈及这段惨案，他仍然记忆犹新。

　　2001年，年逾古稀的杜为、王廷玉、阚韵清等国立二十二中校友重回韩庄，在死难学生的遇难地、原死难学生墓地南端立起了一座韩庄惨案纪念碑，碑面刻有11位遇难学生的名字，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不过17岁。

　　如今定居陕西宝鸡的阚韵清还曾参与了《难忘的岁月—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资料汇编》4册书及《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的编写工作。

　　2009年的除夕夜，王安民在一个旧书网站上偶然间发现了一本阚韵清编写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晚上10点多给阚韵清打了一个电话求得这本书。

　　“拿到书翻到《学生名录》第308页，找到父亲名字时，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王安民回忆。

　　最终这本详细记载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流亡经历和历史变迁的史料给王安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加上年少时父亲讲述中勾勒的片段，那段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屏住了呼吸在听课”

　　国立二十二中的创始人是山东籍的抗战将领李仙洲。

　　李仙洲晚年在与国立二十二中学生谈话中曾回忆，“1941年，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时，山东沦陷区的知识青年继续前来找我安排工作。来得多了，我一时无法安排。但山东父老信任我，我安排年轻的学生包括女孩子进成城中学。”

　　校训“众志成城”的成城中学即是国立二十二中的前身。

　　从1938年到1942年，抗战的大后方先后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其中国立六中是抗战初期山东沦陷区的流亡学校，以济南省立一中、菏泽省立六中等学校的学生为主，而国立二十二中收留的大多是1940年后从胶东、临沂、潍坊等地逃出来的流亡学生。

　　在彼时举国抗战的大背景下，这群大都经历过被日寇奴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在王安民父亲回忆中，国立二十二中正式挂牌那一天，每个学生都穿着褪掉了颜色、打着补丁却洗得很干净的衣服，背着流亡途中一直在身边的旧书包，走进了教室。

　　“父亲说，当时同学们是‘屏住了呼吸在听课’。”王安民说。

　　有一时期，学校供应紧张，学生要自费买桐油，“父亲和一些穷同学不得不停止上晚自习课，而在十五前后的夜里来到竹林的空地上，借着朗朗的月光读书。”王安民在书中写道。

　　父亲讲述的国立二十二中的课堂是最让王安民羡慕的。

　　毕业于北师大外文系的英语老师吴惠波，年约五十，端庄文雅，每堂课她都要先领着学生大声朗读:“WeareChinese, weloveChina,longliveChina!”(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万岁!)

　　化学老师张荫轩，在讲水分子一节时说，“当你逃离沦陷区奔来大后方时，你的母亲流下的那一滴眼泪，就是水的分子组成的。与泪水同时存在的还有感情。水分子是物质，感情是精神，泪水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

　　“这岂止是一堂化学课，分明是生动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说起这个细节，王安民感慨良久。

　　师生传承流芳至今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李仙洲拜见周恩来总理时说：“总理，我还有一个问题没交代。”

　　周总理说：“什么问题没交代呀?”

　　李仙洲说：“我还办过一所国立二十二中学，跟党争夺了青年。”

　　周总理笑着说：“这有什么错?这是一大功劳，你培养的青年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

　　的确，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内战硝烟中消亡的国立中学培养出不少青年俊秀，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学、艺术诸领域，有的流转中国台湾和海外，但更多的留在大陆，或在乡村学校，或在工厂车间，都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诗人贺敬之等。

　　1950年，孙文祥回到莱西后，专门要求调到莱西偏远的乡村中学教书。王安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父亲任教的莱西水集中学(现青岛莱西第四中学)有一架脚踏风琴，晚饭后或星期天，父亲会一个人弹琴，“弹琴时父亲都会敞开窗户，窗外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树下坐满了听父亲弹琴的老师和家属，以及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们。”

　　“父亲不是音乐老师，但弹琴不用乐谱，这与在国立二十二中时受当时的声乐博士李杰民先生熏陶不无关系。”王安民说。

　　不光学生，国立二十二中的老师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上了年纪的青岛一中师生都知道一中有名的化学老师滕清芳。毕业于青岛文德女中(现八中)的滕清芳先学医，医专毕业后就读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上海沦陷后，辗转至国立二十二中任化学教师，在师生中口碑极佳。

　　家史即国史

　　在写作父亲当年的流亡故事时，王安民将写完的章节发布到网上，没想到引起了远在美国的王鼎钧关注。

　　在阅读了部分章节后，王鼎钧似乎对文章的作者产生了兴趣，他问道，“第二代子弟对流亡学生的感情如此深厚，很感动。他似乎读过《关山夺路》，估计人在台湾?”

　　王安民回复王鼎钧，“您的大作我还没有拜读。家父孙文祥是国立二十二中高12级一班学生，初中有可能和您同班或同级。不知鼎公可有印象?”

　　王鼎钧回复，“我在二分校，令尊可能在一分校，两地相距甚远，少有往还。”

　　远隔重洋的两代人通过网络对这段历史的交流一时间传为佳话。

　　王安民的创作也依然得到了王鼎钧的勉励。“那时，鼎公刚做眼科手术，看了部分章节后，他大发感慨：家史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

　　“家史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这句话也被特意印在了书的封面上。

　　《踏不灭的薪火》出版后，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流亡学生后人的关注。

　　在美国留学的刘路放看到文章后在王安民的博客留言，“家父刘清阳，山东临清人，曾就读国立二十二中师范部。现已91岁，精神很好。”

　　这让王安民很是激动了一阵子，当即要来老人的通讯地址，邮寄了一本《踏不灭的薪火》。

　　电话中，老人对王安民说，“那些历史(指家父和刘清阳一代人)，你们不写出来，就会被时间淹没了!”

　　书稿草就后，王安民曾于2011年11月在兰陵县遇到了和王鼎钧关系密切的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彼岸》杂志总编辑宣树铮先生。谈及父辈们流亡求学的经历，宣树铮用五个字勉励王安民：“把它写出来!”

　　王安民说：“上年纪的人喜欢看，青年人就不一定喜欢啊。”

　　宣树铮回答还是五个字：“那非写不可!”

　　书稿出版最初，王安民曾借用国立二十二中学生所作诗句为这本书取名《青春温暖着另一个心房》，他说本意还有吸引青年人眼球的初衷。

　　“我们自己国家的年轻人，却不知道这个国家的苦难，这怎么能行呢?”王安民说，父辈的命运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

　　文/图 记者 李杨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管理，主要收容、安排敌占区流亡的青年学生，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后备力量免除一切费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当时在后方各省陆续办起了许多国立中学，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国立二十二中学，是抗战时期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

　　国立中学的大多数学生，经过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磨练，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两弹元勋邓稼先，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诗人贺敬之，原天津市市长聂璧初，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等，均是国立中学毕业生的著名代表。

　　整理自《踏不灭的薪火— 抗战国立中学的父辈》一书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