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均与国立二十二中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作者：王安民   2017-05-18 11:05:08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王安民先生所撰文章《“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王鼎钧》
 

　　二

　　1925年，王鼎均出生在苍山兰陵一户殷实的耕读之家。

　　“九一八”事变以后，王鼎均家乡的年轻人最羡慕四种职业，一是黄埔军校学生，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土木工程师，四是外科医生。黄埔军校学生穿着呢军服，扎武装带，挂宝剑，天子门生，八面威风。新闻记者穿长袍大褂，衣襟上插着金星牌自来水钢笔，见官大一级，和尚吃十方，新闻记者则吃十一方，和尚也要招待记者。当时国家到处修桥铺路，盖大楼工厂，土木工程师很吃香。那时候，外科非靠西医不可，在人们的心目中西医简直成了神医 。而那个年月，实现这四种职业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

　　民国初年，兰陵只是一个小镇，教育并不发达，仅有“五中”和“乡师”两所学校。小学毕业的可以参加祭孔，大专毕业的名字可以写在县志上。

　　“乡师”是准军事化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寓兵于农”，在全国各乡镇普遍成立了“乡师”，集训当地的青年，以备国家非常之急。

　　“五中”的前身就是王鼎均小时候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学，位于现在兰陵的北大寺，校园后面是兰陵古城墙遗址。在高高悬挂的黑里透红的大明古钟声中，在浓郁的古银杏树荫下，在会用木棍打人的校长严厉管教下，王鼎均和“扎着红头绳儿”的小姑娘及同伴们读书、唱歌、游戏。可1937年的“七七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1938年，台儿庄战役爆发，日寇进攻兰陵。人们在日寇的枪炮声中连夜逃难，兰陵百姓人家的残破从这一夜开始。13岁的王鼎均随父母先逃到兰陵东南方向的外婆家，后又逃难至苏北宿迁一带。

　　兰陵地处临沂至台儿庄公路的中间地带，是阻敌增援台儿庄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日军在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的同时，为策应台儿庄会战，由胶州湾登陆的坂垣师团经临沂向兰陵发起猛烈进攻。敌我双方反覆冲杀，都有必死的决心。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关麟征将军率52军在兰陵浴血奋战，伤亡极为惨重。

　　这一次战斗异常惨烈，国军的士兵以及排、连级军官伤亡很大。一次冲锋下来，连长阵亡，排长代理连长，班长代理排长，上等兵代理班长。再一次冲锋后，代理连长阵亡，代理排长去代理连长，代理班长去代理排长，一夜之间连升三级，听起来像绕口令。

　　家乡的战火平息后，王鼎均回到了兰陵，随父亲王毓瑶先生参加了兰陵王氏组织的抗日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这个“十二支队”是一支地主武装，所以苍山县的县志和文史资料都没有记载。王鼎均在抗战地下刊物“新闻”中写过“游击队员的家信”专栏。

　　饱经战火蹂躏的兰陵古镇及周围村庄，成为一片片断壁残垣。日寇在兰陵据点的墙壁上写上了“王道乐土”的标语。可在兰陵这块“王道乐土”上，日寇“对焚毁村庄有极大的兴趣，似乎像孩子过年放烟火一样著迷，他们所到之处必须留下焦土废墟才算不虚此行……至于‘杀’，仍是随手点染，‘即兴’取人性命。例如，一个农夫在过桥的时候和日本兵相遇，他不敢返身折回，只有硬著头皮小心翼翼靠边走，日兵飞起一脚，把他踢到河里去……把几十名老百姓排列起来，用机枪扫射，来个‘机关枪点名’”

　　日寇的暴虐残酷和血腥统治，在少年王鼎均的心底烙下了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痛。1941年，王鼎均随父母住进兰陵镇西插柳口村。在这个有着诗情画意名字的村庄里，王鼎均跟父亲请来的“疯爷”学习四书五经和唐诗，并练习写旧体诗，还第一次读到了戴名世的《南山集》。

　　1942年的暑假，17岁的王鼎均离开故乡，南下流亡安徽阜阳。

　　“流亡是逃命”。王鼎均之所以敢去安徽阜阳这个“十分遥远十分陌生的地方”，是因为他知道阜阳有两个人，一个是李仙洲将军，参加完湖北宜昌会战后，来到阜阳创建了专门招收山东沦陷区学生的成城中学;另一个是他的二表姐，当时在成城中学高中部读书。

　　来到安徽阜阳后，王鼎均进入国立二十二中二分校读书。二分校设在阜阳县城西当年英国人建的打蛋厂。

　　抗战中学的生活是清苦的，常常是饥饿难忍。1943年年底，王鼎均在云南中缅边界地区抗战的五叔王毓珩给他寄来了一封挂号信，并且附上一张三千法币的汇票。

　　在兰陵，王鼎均的上一代“没出一个西医，没出一个工程师，也没人做新闻记者”，却有三个人考进军校参加抗战。其中一位，便是王鼎均的五叔王毓珍。

　　王毓珍是一个热血青年，曾瞒着家人逃学离家，跑到察哈尔(民国时期的省级行政区，省会在河北宣化市)，跟著吉鸿昌将军打多伦(河北省多伦县)。他想到作战不能凭血气之勇，就考进了国民军校第十期炮科。军校毕业以后，王毓珩随部队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战役时荣升为远征军炮兵营长。

　　那年头，流亡学生吃不饱肚子，可老百姓连吃的东西不也没有。河南旱灾，千万灾民到阜阳逃荒，男童女童的头上插着草棍，待价出售。有人抢吃抢喝，为一个馒头被人用扁担活活打死。

　　二分校里有一位号兵，人们尊称他为号长。这个自称是“江南号圣”传人的汉子，技艺高强，且为人善良。他曾经在刑场上吹过号，每逢行刑，总是使出浑身气力，尽量把号音拖长，以延缓对死刑犯人的执刑时间。

　　在国立抗战中学，军事教官要求学生紧急集合时行动迅速，如果发现谁在集合号停止时还没入队，不论男生女生都要被打屁股。为了不让学生挨打，他在操场上也尽量把号音拖的长长的。

　　这位号长已经年过四十，却仍然独身一人，便想在灾民中买一个男童当养子。谈妥之后，号长在饭店里摆了一桌宴席，请卖方带着儿子前来吃饭，饭后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王鼎均被请来写契约，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吃饭的时候，号长看到那个孩子伸出两只满是污迹的手，抓着馒头狼吞虎咽，一边懂事地跟父亲说“我不哭”，一边依偎在父亲怀里哽咽。号长不忍拆散人家的骨肉，毅然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拉起王鼎均说：“老弟，咱们走。”又对饭馆的伙计说：“算账，外加十个馒头、一盘酱肉，给这位老乡带着!”

　　三

　　“阜阳一粒粟，壮士万金躯。临歧不忍去，来作登山呼。”这是1944年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王鼎均离开阜阳时做的一首诗歌。

　　西迁途中，王鼎钧跟着二表姐穿过平汗铁路，进入了饿殍遍地的河南。途中，王鼎均记下了这样一个令人心碎的情景：

　　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孩，小孩正在哭，母亲的头靠在墙上，闭紧了双眼，奶子在胸前像两个倒空了的热水袋。母亲的臂弯松松的，没有一点力气。这位女同学正好刚刚买了一个馒头，就撕下一块放在小孩的嘴里。小孩不哭了，努力的咬嚼，用力的吞咽，她看了暗暗高兴。谁知片刻之后，小孩不嚼了，不咽了，也不再哭，眼像他母亲一样闭上，脖子变得更软，两手也静静的停下来不再抓母亲的胸脯。孩子竟然噎死了。

　　在河南内乡休整时，王鼎均的右腿生了一个疮。医务室的护士姓戚，也是一位流亡学生，和未婚夫一同从沦陷区逃出来。为了让未婚夫继续去读高等学位，她中断学业参加工作，用一份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接济爱人，还把爱人的弟弟带在身边，照顾其读书。

　　从内乡到陕南有水旱两条路，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载着学校的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这位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说，王鼎均不能爬山，必须坐船。多年后，戚护士的未婚夫学业有成后却与别人结了婚，戚护士伤心不已，曾经投水自杀，幸而被人救了上来。

　　1944年10月，王鼎均随学校到达陕南二分校所在地——汉阴县城东35华里的蒲溪铺。这一年，在势卷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从军浪潮中，王鼎均报考了师部设在汉中的206师所属的宪兵团并被录取。

　　1945年春节过后，王鼎均与一、二分校和师范部参军的同学赴甘肃天水青年军206师617团入伍训练。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就迎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在这一年，王鼎均的母亲任淑贞在故乡兰陵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