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抗战时期英烈人物事迹——特支书记张克明
来源：《烽火——呼兰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纪实》   2025-02-22 14:48:15

　　1932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犯呼兰，呼兰军民誓死抗战。中共呼兰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给侵略者以沉痛打击。先烈们的英勇业绩，气壮山河，彪炳青史。

　　特支书记张克明

　　张克明，1909年生于辽宁省建昌县二道湾子苇子沟一个农民家里。因那里闹灾，祖父领着他的父亲逃到黑龙江北团林子(绥化)四方台欢喜岭，后又到呼兰定居。张克明11岁念私塾，一直读到16岁，才插入呼兰模范小学高年级学习，直至毕业。

　　1925年的“五卅”惨案时，张克明正在小学高等二年级学习。同学们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非常气愤，广大师生都行动起来，组织“沪案后援会”。善于演讲的张克明被选为副会长，领导同学去街里讲演、募捐、汇款。

　　张克明小学毕业后，于1926年考入了当时最有名的哈尔滨广益中学(后改第一中学)学习，因家父病故辍了学。从此，他身上又压上了家庭生活的担子。但张克明自强不息，求知若渴，对新文学和外国进步文学都认真学习。国内的如鲁迅、郁达夫、刘半农、蒋光慈、郭沫若、叶绍钧、陈独秀、胡适、茅盾等人的作品。国外的，如高尔基、巴比赛、罗曼罗兰、莫伯桑等人的作品。

　　1928年，在学友的介绍下，张克明结识了楚图南老师。那时，楚图南正和一些知识界的先觉在哈尔滨办了个《灿星》刊物。当时张克明对《灿星》非常欣赏，不仅爱读，还积极投稿，他的第一篇处女作小说——《破产》，就是在《灿星》上发表的。后来，他又写了《李二短辫子之死》《邪恶与正义的消长》但因《灿星》被东北统治当局查封，未得发表。《灿星》虽被封禁，他却同《灿星》的编辑高鸣千、张俊峰等先进青年结为好友，不久就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组织。与此同时，他组织一批文学爱好者，继《灿星》之宗旨，在呼兰成立了《征蓬》与《青鸟》两个文艺社。1931年暑期，文艺社的《征蓬》和《青鸟》两个刊物，因没备上案，停办了。为了宣传真理和反帝救国思想，他把文艺社改为《兰阳剧社》，以演剧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从哈市请来塞克(陈凝秋)和高鸣千作导演，赶排进步话剧，在西岗公园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高鸣千对张克明的进步思想深为了解，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在时局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介绍张克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遵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呼兰县特别支部，张克明是组织委员。他先后直接和间接地发展了孙世平、陈史青、李义光、裴文华等多名党团员，壮大了呼兰特别支部的力量。与此同时，呼兰特支开展了反对日寇的斗争。1932年旧历四月十九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大批进入呼兰，开始了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呼兰特别支部积极组织反日会，到处写标语，撒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32年中共呼兰特支书记刘铁肩调回了哈尔滨。到1932年底，支部的成员已调走得差不多了，只剩张克明等党团员五六人。这时张克明任呼兰特支书记，重任在肩，爱国和救国的热情反而更加高涨。由于形势紧迫，特务的跟踪盯梢，呼兰特支的工作已无法开展。根据组织的决定，张克明被派入东山里曹旅工作，孙世平去兰西县榆林镇工作，陈史青到满洲里工作。从此，呼兰特支解体。

　　当时，满洲省委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决定把张克明派往驻扎在巴彦与东兴交界的大山里抗日救国军曹旅工作，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这个旅的旅长叫曹德全，是个文盲。因朋友介绍，对张克明投军救国表示欢迎，委任张为中尉秘书。曹旅这支队伍的成员相当复杂，有的是土匪，有的是破产农民，还有国民党分子。“双十”节前，张克明写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内容是反对日寇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反对国联瓜分中国;号召国人不分阶层，不分党派，全民武装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曹手下的一个参谋长是个国民党分子，他认为张克明是共产党打进来的，要求曹将张枪决。但曹虽是绿林出身，却讲义气、有正义感。再加上在曹旅工作的曹的侄子是张克明的同窗好友，于是曹以让张克明出差为名把他偷偷送走，还给40两大烟土和一支匣枪。张克明返回哈尔滨，向组织汇报了东山里工作失利的情况，组织派张克明去长春美术专科学校工作。

　　1934年2月，张克明来到长春美专，一边学习，一边做党的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学生，实际是做满洲省委军事谍报员工作。当时的谍报组，专做军事情报工作，不与地方党联系，直接受满洲省委军委、共产国际远东局亚洲支部以及苏联远东边防军事司令部，又名远东红旗军部第四科领导。谍报组的组长是曹太风同志。曹又名曹盛德，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会英语、日语。在嫩江桥阻击战时，曾做过马占山将军的英文秘书。随张克明一道工作的，还有一位人称金大姐的鲜族人，她也是党员，还会汉语、蒙语，是位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当时谍报组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敌人在内蒙的军事设施和活动。那时，敌人在内蒙一带的许多地方设了机场，如公主岭机场、都鹿尔机场。北前家店还办了一所名为兴安南省蒙古军管学校。金大姐以卖金银首饰为名，张克明以卖画、绘画为掩护，两人一路去了内蒙草原。他俩到了辽原县、洮安府、通辽、四平街等地。白天侦察，夜里绘图。两人工作很合手，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1934年9月，因交通员不在，组织派张克明越境去苏联第三国际交换军事情报。当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支部和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就设在苏联的边城“伯力”，名为“哈巴罗夫斯克”城。距离长春的满洲省委谍报组有几千里路，路途遥远，关山重重。去苏联送情报，关系重大。当时，满洲省委已同中央失去联系，如不能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方面及时沟通情况，我们的抗日斗争就会失去领导，迷失方向。苏联方面如不及时了解日寇在东北的军事情况，也不能有效地防备日寇的侵袭。张克明打扮成一个钱铺外柜的装束模样，从哈尔滨上火车，一直坐了两天两宿，才来到五站(绥芬河)。他巧妙地应付了盘查岗哨、机警地躲过了警察特务，利用敌人换岗的机会，钻进了边境线上的大山里;又钻林海、趴草塘，这才过了国境。张克明向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和第三国际远东局递交了情报，领回新文件和指示，完成了任务，返回长春。1935年3月，张克明第二次去苏联送取情报。说也巧，在伯力遇上曹太风的弟弟曹辅德，有熟人在，因此汇报、听指示、取送情报都很顺利。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曹太风要亲赴苏联，并指示张克明返回日伪国防干线——滨北路潜伏，依靠群众，利用家乡有利条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打击敌人。同年10月，张克明回到绥化四方台于家屯。他先到绥化考了塾师，以私塾先生的公开身份，开始了发展组织的工作。他首先组织抗日救国会，走街串巷，一边搜集敌人情报，一边以访贤会友的方式来发动群众，扩大组织。经过一段努力之后，先后在铁路工人，近郊农民，甚至连伪兴农合作社、村公所，警察派出所中也找到了人。仅两年的时间就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团员，成立了四方台支部。同时又千方百计争取到6支短枪，18支大枪。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组织了武装人员，成立了“东北人民自卫军”，从各方面对敌人展开了破坏与打击活动。

四方台车站

　　四方台车站是呼海路上比较重要的车站，来往的军需列车特别频繁;拉日军的、拉军需物资的军车几乎每天都有。为此，他们利用潜伏在车站上的铁路工作人员参加颠覆军列、破坏军需物资的活动，制造“突轴事故”。仅在张维屯与四方台之间的弯道处，一次军车脱轨事件中，就毁坏敌人车箱二十余节，伤亡日军五百多人。另外，利用有利时机，抓紧破坏敌人军需，往敌人拉食品，拉蔬菜与瓜果的列车上投老鼠、大眼贼。日本鬼子最怕食物上有死老鼠，有时为了几只老鼠就扔了一车蔬菜。在四方台最有影响的是一次抗军田的活动。1941年到1942年间，敌人强征了康家店的地，打算在四方台城郊种一片稻子作为军田。种稻田得挖引渠，引河水。这样就占了广大郊区农民的土地。直接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四方台支部就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面暗中煽动、鼓吹、组织农民出来填水壕，和敌人雇用的种稻人打架、撞头;一边阻止敌人种稻。同时，派人去绥化找日人律师写呈子。上告日本代理人抢占农民土地的事实。这样，就拖延了日寇种军田的时间。经过几次斗争，终于使敌人认输了。除了占地给钱外，又给修了桥。抗军田斗争胜利了。

　　在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苏军进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在后方袭击和阻击顽抗的敌人，四方台特支书记张克明，一方面把手中的武器和部分武装人员集中起来，白天在河套、柳林中作战斗训练，以备随时夺取武器，占领伪警察署;一方面派人到农村，街里联络群众，组织武装斗争人员，发展自卫军。同时油印、散发以“中国共产党东北委员会、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名义的号召信。还向各大城市的日本军官和开拓团的人员发出劝他们投降的信，发出劝伪政府人员、伪军警起义的信，全面开展接收伪政权的准备工作。

　　1945年9月，张克明到绥化，向陈雷同志汇报了近年工作情况。陈雷立即恢复和承认张克明党的关系，并正式任命他为四方台区委书记，负责绥化以北地区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张克明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后，马上把四方台原有的党员召集到一起，宣布了陈雷同志的指示，接着成立四方台区委会。书记张克明，组织委员张明仁，宣传委员刘明贵。区委很快又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壮大了组织力量。紧接着建立了500多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四方台大队”。驱散了治安维持会，成立了四方台区政府，还向张维屯、秦家，双河等乡镇派出了工作人员和驻军，接收了所辖乡镇，同时，接收了“伪四方台大兴当”、“兴农合作社”，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民主大同盟绥化县四方台支部，发了《告东北同胞书》。

　　在解放初期的几年里，张克明在建党、建军、建政的同时，还参加了反奸除霸，清算斗争的工作。亲自领导全区的工农群众和市民，清算了当地的汉奸，特务与恶霸地主。张克明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1945年“八一五”后，他利用四方台原“博文小学”旧址，办起了四方台第一所春雷中学，他既参加教学，又当校长。1948年春雷中学和绥化省立二中合并，张克明调到绥化省立二中做主任工作。这时，绥化只有一所中学。由于教师不足，他一边领导组织教学，一边兼三年级的国文课，日夜繁忙。后又调到干部文化校，县委政治学校等处做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既做领导，又做教师。他讲过语文、历史、政治经济学。1954年成立绥化二中，组织上又把张克明调到二中当校长。张克明抓教学时间多，所以最知教师的辛苦。可是，1958年反右斗争时，别有用心的人，竟以“袒护右派教师”为罪名，给他划了个“中右”，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做主任工作。1960年他又调到初师当校长。绥化三中成立后，又把他调到三中当校长，直到“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极左的绥化“革命小将”，把在三中当校长的张克明打倒，并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苏修特务。在三中几个坏头头的指挥下，把张克明几十年来阅读积累的图书资料搬到操场上，一火烧尽;把他几十年搜集的珍贵名画，法书洗劫一空;还以斗倒斗臭为名，连续打骂、批斗，直至把左眼打伤至残，并送进“牛棚”去做苦役。革委会一个坏头头，直到打倒林彪、“四人帮”之后，也迟迟不给张克明恢复工作和组织关系，硬说历史不清。

　　张克明于1970年被下放回家之后，把家从绥化街里迁回四方台。尽管多年不予恢复工作，不予落实政策，仍毫无怨言。回乡后，一边种菜、放羊;一边治病、读书。1979年12月，组织给他落实了政策，他被确定为老党员、老红军、老干部。

　　1985年，张克明参加了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当选为绥化地区民研会的副主席。他经常参加哈尔滨、绥化、呼兰等地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和座谈会。还常应各级党组织的委托，写些文史、党史资料。同时写回忆录，写故事、写小说。已完成故事十余篇，中篇小说二篇，又整理出参加革命后所写的古诗百余首，合为《铁蹄下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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