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滨：抗日流血弃命不言悔
来源：大众日报   2019-12-02 10:19:08

　　刘齐滨画像

　　刘岗村祠堂,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联防指挥部 鲍青 摄

　　冬日的曹县,浓霾深锁,细雨霏霏,百米之外牛马难辨。沿着窄直的乡间公路,记者一行来到了位于曹县西北的韩集镇“红三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岗村人刘齐滨在这里领导鲁西南的抗日斗争。国难当头,他不顾病痛折磨,致力于开启民智,发动群众,为抗日战争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三个名为刘岗、曹楼和伊庄的乡村,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营。

　　猎猎狼烟里,刘齐滨与三村百姓,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着最后的抗日火种,谱写了民族独立的灿烂华章。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的日军,用红笔在军事地图上将三村圈在一起,特意标注一个“赤”字,“红三村”竟因此得名。

　　今日的“红三村”,村落整齐,百姓富足,村容村貌与当年相较已是沧桑变化。但苦难岁月沉淀的记忆并没有因时光荏苒消逝,它凝聚升华镌刻成集体追忆,历久弥新。

　　弃工从文为民请愿

　　刘齐滨,1908年生于刘岗村一户清贫的耕读家庭,祖父粗通文墨,父亲做过乡村塾师。刘齐滨幼时,祖父与父亲便勉励他努力读书,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

　　如果在和平之世,刘齐滨应该走一条幼读四书五经,后去“考学—做官—终老”的路子。但刘齐滨降生的清末,国家千疮百孔,百姓在天灾人祸前挣扎求生。1905年,即他出生前3年,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既废,祖父和父亲便让他就读新式学校,学习新式文化。

　　13岁时,刘齐滨入曹县高小就读,后考入菏泽六中。孩子得入佳校,家人自是百般高兴自豪。但窘困的家境,让刘齐滨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负累。他负责给师生打作息课铃,闲暇时在图书馆看管图书,用微薄的薪俸充当生活之用。

　　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苦难的生活磨砺坚韧品性。刘齐滨不以苦为苦,借着管理图书的契机,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书中对时局的讲解、未来的拷问,和课堂上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层次截然不同。丰富的课外阅读为刘齐滨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了解着时代和历史的沧桑转变。随着知识和眼界的增长,一个严肃的问题越来越萦绕在他的心头。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一个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

　　日后他用抉择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把个人融入国家命运的长河里,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直至最后一滴血。

　　1928年,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当时的他,与多数知识青年相仿,笃信技术救国理念,渴望用技术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大批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刘齐滨闻知后,内心深受震动。

　　一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一边却是新军阀忙于内战争抢地盘。残酷的现实很快将刘齐滨的救国梦想彻底碾碎。在混乱局势里,受难最深重的无疑是无辜百姓。而志在救国的刘齐滨,也因战火的波及被迫放弃学业。他穷困潦倒,孤身逃到济南,靠文字艰难谋生。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回到曹县女子高小授课。

　　奔波逃难的日子里,刘齐滨陷入了对工业救国之梦的深深迷茫。

　　在乡间,刘齐滨目睹了中国乡村的崩坏和磨难。百姓劳碌终日,却仅能勉强糊口。而他们面对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勒索压迫,却又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毫无知觉。

　　刘齐滨认定,中国现今最重要的问题,不在技术之落后,而是思想的散沙。“以文救国”“改造思想”,他和鲁迅面临相似的困境,作出类似的抉择,决定弃工学文。

　　由工转文,跨越颇大,难度颇大。刘齐滨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埋头苦读,甚至通宵达旦不休息。

　　“听我的长辈说,刘齐滨就是那种认准了目标便不放弃的人,学习如此,救国亦是如此。”72岁的村民刘金玉说,他常听父亲说起刘齐滨的事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1年,刘齐滨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思想活跃的高等学府,刘齐滨看见、听到了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观点。他如鱼得水,畅快吮吸着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乳汁。当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东北无数难民被迫逃入关内,涌进北京。刘齐滨见难民逃离故土,骨肉分离,凄惨痛苦哀嚎之状,悲不自抑,奋笔疾书写下抗日救亡独幕剧《中秋之夜》。

　　“他那时候已经把个人的使命融汇到国家前途中去了。”89岁的刘效民说。

　　北平大学生眼见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便决定组织南下请愿团,经天津、山东和江苏,前往首都南京和平请愿,表达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诉求。12月中旬,刘齐滨被选为请愿团代表。在南京,请愿得到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群众的支持,规模越来越壮大。军警四处搜捕学生代表,刘齐滨的肺部被打伤。在狱中,刘齐滨坚贞不屈,后在爱国人士的营救下出狱。

　　然而,肺部受创成为他日后病痛的梦魇。

　　1933年,刘齐滨不幸感染肺结核,病体逐渐沉重,难以支撑学业。他只得辍学再次归乡。

　　不慕名利矢志救国

　　刘齐滨当时是曹县西北唯一的大学生,再加上他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在当地名气大、威望高。各方势力都谋划着延请他加入自己的阵营,利用他的威望壮大力量。怀着救国救民梦想的刘齐滨,起初进入国民党曹县政府,希望能为救亡图存做点实事。没想到纵然国难当头,政府内部仍是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各级官吏沆瀣一气,腐败成风。道不同不相为谋,刘齐滨只能感受到压抑和痛楚。不久,他决定挂冠离去,不再为五斗米折腰。

　　回到刘岗村,刘齐滨以村庄为基地,开始他的乡土改造计划。1933年11月,鲁西南第一所农民夜校在刘岗村正式成立。刘齐滨白天和村民一起劳动,晚上则在村庄公共祠堂,给30多位青年农民传授知识。他不仅教大家读书识字的基本技能,更向他们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

　　古老而守旧的中国乡村,自此发生了细微的可喜变化。

　　1934年,刘齐滨被友人介绍到菏泽六中代课。任教期间,他大胆介绍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更将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让学生自由讨论,鼓励他们树立为国奉献的信念。他讲课幽默风趣,旁征博引,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

　　当刘齐滨为改造乡村艰难求步时,党组织派遣袁复荣、王石均等人赴曹县开展地下活动。刘齐滨闻讯后,立刻和他们取得联系,利用自己的威望帮助开展工作。

　　1937年7月7日,宛平的枪声响起,全民族抗战爆发。

　　当年秋天,中共曹县县委宣告成立,领导起曹县西北的抗日救亡行动。刘齐滨在党组织的耳濡目染下,认定自己找到了追求民族独立的良方。他以夜校学员为基础,组织宣传队,跑遍刘岗周围上百个村镇,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8年,刘齐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鲁西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刘岗村成立,会议选举了党支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和监察委员。

　　此后,鲁西南的抗日形势焕然一新。

　　不计得失倾尽所有

　　1938年,刘齐滨任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当年冬天,南下日寇占领曹县县城,中共曹县县委转移到曹县西北活动。

　　此后,党组织派遣众多骨干力量来到刘岗开展抗日斗争。这些陌生人以刘齐滨家为集散基地,致力于开启民智,发动群众。

　　刘齐滨家成了党组织和抗日干部的联络中心。大家一起开会、吃住,研究曹县抗日的前途命运。陌生人来来去去一拨又一拨,刘齐滨每次都管吃管住,热情接待。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刘齐滨先是将院落周围的树木砍伐出售,继而变卖农具,最后连祖上的几亩土地也贱卖了。后来当地反动势力为示警告,放火焚烧了他的祖屋。刘齐滨听说后却淡然地说:“这一烧,大家就看清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了。房子烧了,我也再没有牵挂了。”

　　“为了抗日,刘齐滨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包括他自己,何况区区身外之物呢?”刘效民说。

　　刘效民对当时村庄的前后“蜕变”记忆犹新,“感觉早先死气沉沉,后来就朝气蓬勃。”

　　让村庄从散沙而成坚铁的催化剂,正是刘齐滨和一群不计得失的陌生人。

　　刘效民回忆说:“这群陌生人穿着普通简单,和一般百姓没有多少区别。他们经常帮大家干活,还会找村民聊家常,一点干部的架子也没有。我那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早晨在刘齐滨家门口刷牙,看到有村民经过还会热情打招呼。”

　　刘齐滨和陌生人在村中从思想启蒙着手开展救亡图存。刘效民也感受到了启蒙的力量。他原先读书,用的是国民党发行的教科书,小学国语课本第一课是看图识字,内容是“小小猫,跳跳跳”。刘齐滨找来一台老式油印机,用包东西的红纸、彩纸自己印刷新课本。“我还记得是村民刘笑森和刘星凯上课。第一课学的是‘人,我是中国人’;第二课则教我们‘我是中国人,我要爱中国’。”

　　刘效民坚信,刘齐滨是要让他们自小培养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

　　村中的公共祠堂,白天是孩童们读书识字的场所;晚间则是“农民夜校”,刘齐滨在这里组织农民学习文化,了解时势。

　　刘岗和曹楼、伊庄“红三村”燃起的红色火苗,让外部敌人嗅到了危险气息。他们对“红三村”进行严酷封锁,企图扼杀于摇篮中。

　　一开始是纸张供应紧张,尤其是白纸更是稀缺。有人写信到刘岗,回信人没有白纸回复,只能在原先信纸的空白处修书。

　　不久后,连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愈发紧缺,甚至连食盐都无法供应。海盐运不到村子,村民只能用碱土来煮盐。这种自制盐味道苦涩,有轻微毒性,但在当时却是抢手的重要物资。

　　刘齐滨家里的陌生人,每天就用这自制苦盐刷牙。他们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谈心,鼓励大家坚定信念,熬过艰难岁月。

　　刘效民若有所思地说:“当时的我们不理解,刘齐滨和陌生人,为何不要钱不要物,还要教授农民识字明理,提高觉悟呢?”

　　军民一心协同抗敌

　　在刘齐滨的苦心经营下,鲁西南抗日形势逐渐明朗,刘岗、曹楼和伊庄,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营。

　　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一个营兵力,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他们在刘齐滨帮助下,联合当地抗日武装,组建冀鲁豫边区支队,开辟了以曹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听说八路军物资紧缺后,刘齐滨组织百姓带着红薯和萝卜前去劳军。

　　爱看热闹的刘效民,也乐呵呵地跟着队伍“看大兵”。

　　刘效民也曾见过军人,但多半是军容不整、纪律败坏的军痞军油子,“拿老百姓的东西,抢老百姓的粮食,满口都是脏话,老百姓怕得不行”。可刘效民刚到劳军地点,就看到一个别着盒子枪的八路军和百姓在拉着大锯,“两人干得热火朝天,还有说有笑”。

　　其他八路军战士有的用扫帚清扫街道,有的帮百姓挑水劈柴。劳军的百姓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喜笑颜开。

　　劳军回村后,刘齐滨向大家介绍八路军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救亡部队。同行百姓也绘声绘色传播着此行的所见所闻。一时间,刘岗村人都在热情议论:“啥时候八路军到咱这来,帮着打鬼子啊。”

　　刘齐滨此后带领三村百姓,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抗日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红三村”的名气也愈发壮大起来。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闻听“红三村”的抗日事迹后,不禁夸奖:“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

　　1941年5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专署成立,刘齐滨被任命为专员。

　　在成立大会上,刘齐滨在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各界代表和刘岗村群众近万人的见证下,坦露肺腑之言:“……对敌人,我有无限仇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我当专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好比给人民当长工。我保证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廉洁奉公、公而忘私地做好革命工作。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失职或有违背诺言的行为,请随时将我罢免。”

　　刘齐滨所说的慷慨激昂,刘齐滨所做的不打折扣。

　　专署成立后,刘齐滨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为了解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真实情况,他经常徒步走访,和根据地百姓拉扯家常。

　　后来县级政权发展到11个,区、乡政权和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都相继建立起来。

　　宽以待民严于律己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周边反动势力也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

　　“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就读的抗日三中经常疏散隐蔽,伪军经常对我们进行扫荡。”刘效民说。

　　当时的抗日三中,没有教室,没有桌椅,也没有课本。学校只有一台油印机,主要从报纸上复印社论新闻,老师给学生讲解抗日形势。

　　孩子们每人有一个背包,起床后先打好背包,里面装有学生的全部身家。“上课集合背着背包站队。夏天寻觅个树荫上课,冬天找个背风院子读书。上课时,人盘腿坐地上,背包放下来当书桌使。”

　　午饭时间,伙房推着锅灶,找个空旷地面,挖个坑洞,埋锅造饭。

　　可这样简陋的学习环境,也难以正常保证。刘效民说:“有段时期,学校会经常疏散转移。本地学生回家隐蔽,外地的则提前在当地认个干亲,发点粮票寄宿在百姓家中。”

　　刘齐滨那时候的生活也是寒酸清苦。

　　为培养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刘齐滨先是制定各项财政收支制度,杜绝物资浪费。有一次天气酷热难耐,有人提议买西瓜消暑。刘齐滨见有人有了脱水症状,担心中暑耽误工作,便批了个条子:“西瓜用款,请从我的津贴费中扣除。”后来会计入账,因考虑他体弱多病,便从公杂费中支出,没有扣他的津贴。在月底查账时,刘齐滨发现了此处纰漏,他批评会计:“不要把它看成小事,这样乱开支下去,制度被破坏了,人民的财产就要受损失,个人也容易犯错误。”他坚决要求补交了购买西瓜的费用。

　　这年冬天,上级考虑到天气寒冷,给专署拨发了一批棉衣御寒。但因为物资紧缺,专署干部每人都摊不上一件穿。刘齐滨的棉衣单薄,又因肺病身体虚弱,分发衣服的工作人员便自作主张分给了他一件。但刘齐滨却坚决不接受,他说:“我这件棉衣旧点破点没关系,破了补一补还能穿。”分衣服的同志说:“您是专员,按标准可以换件衣服。”但刘齐滨却坚决不接受。

　　刘齐滨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有需要的百姓却非常慷慨。他对因抗日而负伤的百姓,要求抗日医院予以及时救治。

　　1940年,“红三村”在邓庄附近的庄稼成熟了。困难岁月里,粮食是弥足珍贵的物资,也是各方势力垂涎欲滴的香饽饽。收获庄稼,往往要冒着以命相搏的危险。村民“二丸子”和几位村民,带着一些简易兵器,小心翼翼地前去收割。收割队行动虽然谨慎,但还是被附近的伪军哨兵发现了。敌人开枪打伤几位村民,“二丸子”的脖颈处被子弹穿透。他回村后也没有言语,只是从村里老中医处拿了几副膏药,便独自在家休养。“二丸子”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开始化脓感染。刘齐滨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二丸子”到根据地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刘效民在村口看到了伤愈归来的“二丸子”。“他披着破被子,但比走之前白胖了许多。他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八路军的医院里,打针吃药都不要钱。要不是八路军的医院,我肯定是活不了了’。”

　　披肝沥胆不忘初心

　　1940年9月,在鲁西南驻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奉命西渡黄河参加反“扫荡”行动。根据地只留下了不足百人的独立团进行防守。主力部队撤离的消息被伪军获悉后,各路反动势力立刻向根据地大举进犯。刘齐滨率领单薄的兵力,和大家协同保卫家园。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边沿的村庄相继失守,至10月初,只剩下刘岗、曹楼和伊庄三村。

　　“红三村”是鲁西南抗战的最后火种,刘齐滨召集抗战队伍,宣誓要与抗日共存亡。刘齐滨此时肺病发作,常常痛苦难当。但他依旧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思索着抗日良策。

　　在刘齐滨的苦心擘划下,“红三村”在敌人的围剿下艰难地存活了下来。但刘齐滨的身体,却已经不堪重负了。

　　1942年初,刘齐滨的肺病开始频繁发作。组织上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让他离职休息治疗,但刘齐滨仍忧虑着根据地的存亡兴衰。同志们前来探病,他总是先询问百姓的生活如何。

　　为了照顾刘齐滨,专署研究决定,拨发给他300斤小麦,用于滋补身体。300斤小麦,如今只能算是入口的粮食而已。但刘齐滨知道后坚决不收。他找到粮秣科长说:“现在斗争条件艰苦,军队给养往往不足。我躺在床上,一不打仗,二不工作,对抗战没作什么贡献,怎么还要享受额外的照顾?”纵使别人苦劝,他坚决把小麦退了回去。

　　肺病愈来愈重,咳嗽频繁,疼痛剧烈,刘齐滨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逐渐自知到了弥留之际。临终前,他忍着痛苦,向身旁同志们嘱咐后事:“我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要节约,通知各县自带干粮,烧锅开水就行了。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让他们自食其力。请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做好工作,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1942年5月29日,刘齐滨病逝,年仅34岁。

　　从弃工从文到矢志救国,刘齐滨的一生短暂而艰辛。但他不慕名利权位,时刻牢记救亡图存的信念,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独立民族自强,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记者 鲍青 通讯员 郭登奎 汲云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