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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金明
来源:党史纵览   2018-01-27 10:40:09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金明由山东转战皖东北、苏皖、淮海、苏北、苏浙等根据地,长期担任根据地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金明原籍江苏常州,191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1932年2月加入共青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山东益都暴动,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曾绝食7天,组织和领导了狱中的秘密革命斗争。抗战开始后,经党营救出狱。1938年1月,参加山东省委领导的泰安、徂徕山武装起义。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等职。1939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参加并组建八路军南进支队(又称八路军陇海支队),挺进皖东北。之后,金明转为新四军建制。

  协同张爱萍开辟皖东北

  抗战初期的所谓皖东北,其实并不是仅限于安徽东北部一隅,而是一个较大的地域概念。它位于战略要地徐州的东南部,涵盖洪泽湖(当时属安徽)及大运河以西,徐州至蚌埠的津浦铁路以东,淮河以北(同时包括紧挨淮河南岸的盱眙、凤阳、嘉山3县),陇海铁路附近邳县、睢宁、铜山县以南,是个幅员较为广阔的平原和河湖地区。它处于我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连接地带,是八路军、新四军东进苏北淮海、盐阜的跳板,是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的重要战场。

  当时,皖东北隶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李宗仁),行政上隶属安徽省(桂系省长廖磊,后为李品仙);皖东北设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兼国民党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后,日军和汪精卫建立淮海省伪政权,徐州为日伪省政府驻地。这时,皖东北地区所有县城和重要城镇大都为日伪占据。同时,国民党杂牌地方军队韩德勤、王光夏部,以及各路“地头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土匪武装等盘踞在这里,勾结日伪,鱼肉人民。形势非常复杂、严峻。

  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正式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江北洪泽湖……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据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1939年4月上旬,作出了“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的决策部署,决定成立中共苏皖区委,任命金明为书记,李浩然为组织部长,张彦为宣传部长,钟辉为军事部长,邵幼和为统战部长,张震寰为青年部长。中央山东分局给他们下达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在陇海路南、津浦路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1939年5月,金明告别山东淄博特委南下。过陇海铁路时,在宿迁皂河西王营与日军遭遇,金明负伤,被迫住下来养伤。伤愈后继续南下,到达邳睢铜3县交界地区。6月初,金明、张彦、邵幼和与李浩然会合,正式建立了区党委机关。机关主要骨干有孟戈非、陈象山、唐棣华、吴倩、李凤、江彤、胡寿海等人。从此,区党委正式开展工作。

  在此之前,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曾组建南进支队(即陇海支队)。南进支队由邳、睢、铜3个县的抗日游击队组建,共约2个营。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又派江华来皖东北建立苏皖纵队,任司令员兼政委。原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金明对这两支队伍的组建和发展都有贡献。苏皖纵队成立后,由邳县北部南下,在苏北泗阳、宿迁一带活动。

  为了加快开辟皖东北,活动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吴法宪)于1939年5月进入皖东北。不久,张爱萍率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也进入皖东北。

  金明来到皖东北后,听取中共皖东北特委的汇报,非常振奋。由于苏皖区党委正式成立,原皖东北特委自然取消。以金明为书记的苏皖区党委于1939年9月作出新的部署:派汪洋(孟戈非)到邳睢铜地区组建一地委,书记李云鹤;派张彦到淮海地区组建二地委,书记杨纯;派万众一去淮涟地区组建三地委,书记万众一。

  张爱萍原为中共豫皖苏边区省委书记,他于1939年7月到达皖东北后,曾组成中共皖东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以金明为书记的苏皖区党委进入皖东北后,这就带来一个皖东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关系如何理顺的问题。中央、中原局、山东分局对此都很关心。9月10日,山东分局电告彭雪枫、金明:中央电示,陇海路南之皖北、苏北地区划归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后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领导,并将萧县、砀山等地划归豫皖苏边区党委,望即联系交接工作等事宜。据此,金明、张爱萍相约于9月中旬到达灵璧县北部的张大路,举行了苏皖区党委、皖东北工委联席会议,这就是中共苏鲁豫皖地方党史上著名的张大路会议。会议由张爱萍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爱萍、金明、吴法宪、杨纯、刘玉柱等人。

  会上,张爱萍代表中共皖东北工委对金明等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本来我是要在这里建立区党委的,山东分局已决定由金明同志建立苏皖区党委,我就不建了。邳睢铜偏处一隅,距徐州又近,日伪据点林立,活动不便。皖东北地域广阔,又同国民党皖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已有共同抗战的统战关系,并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开展。”金明提出:“张爱萍是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处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事实上已是皖东北党政军的领导,应该担任苏皖区党委主要领导。”张爱萍表示:办事处由副处长刘玉柱参加区党委就可以了,我不再参加区党委,但会全力支持区党委工作,支持区党委利用同盛子瑾的统战关系,向南发展,开辟皖东北。并形象地比喻说:“办事处是外壳,区党委是内核,办事处掩护区党委。”经共同协商,会议研究决定并报中原局批准:撤销中共皖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皖东北特委,由中共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刘玉柱任区党委委员,参与区党委领导;金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以办事处为掩护开展区党委工作;继续加强同盛子瑾的统战工作,巩固发展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武装的方针,加强党的领导,开展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张大路联席会议后不久,苏皖区党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为进一步加强同盛子瑾的联系,便移驻泗县南张塘村。张塘村位于洪泽湖畔的半城西北4公里,距盛子瑾的参政会驻地孙园只有1.5公里。

  苏皖区党委移驻张塘后,党委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原组织部长李浩然、军事部长钟辉、社会部长邵幼和均变动了工作。由杨纯负责组织工作,张彦负责宣传工作,刘玉柱分管民运和统战。又从山东、苏北和其他地方调来一些干部,充实区党委机关。区党委与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际工作由金明主持。张爱萍主要抓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

  从此,金明、张爱萍精诚合作,对开辟皖东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是统一并加强了党的领导。包括邳睢铜、皖东北、苏北运河沿线等地区党的活动都统一起来了。二是区党委建立后对盛子瑾的统战工作有了更为明确有效的政策。不再像大别山地区那样搞“苦力政策”(刘少奇语,意为当年大别山的同志没有注意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而是替国民党充当苦力),中共党组织利用盛子瑾,独立发展了一半抗日力量,并在盛子瑾部队中至少也控制了一半武装。三是区党委采取联合盛子瑾反对桂系许志远(灵璧县长兼“六抗”二支队支队长)及国民党顽固派马馨亭(顽十四纵队司令)的斗争策略,打破了桂系反共、“反盛夺权”的企图。四是区党委科学分析形势,估计到盛子瑾可能裹挟以他名义所统领的皖东北抗日武装逃走,及时地提出“我们所掌握的一个人,一条枪都不能让盛带走”,从而保存了革命实力。区党委对盛采取的方针是争取他继续留在皖东北和中共合作抗日,同时对他也做“走和不走”的两手打算。后来,盛一走开,当地党组织就接管了政权,建立了完全由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皖东北专员公署,由民主人士陈粹吾任专员,刘玉柱任副专员、专署党团书记。皖东北所属各县、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随之建立。可以说,这是中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抗日路线的一个成功范例。

  事实证明,金明、张爱萍对皖东北形势的分析和采取的对策是完全正确的。盛子瑾先是与桂系灵璧县长许志远矛盾激化,由此造成盛与桂系上层矛盾也随之加深。1940年1月,国民党桂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下令免去盛的职务,委派第十四纵队司令马馨亭进入皖东北,以武力威逼盛交权。金明、张爱萍决定“援盛驱马”,发起大柏圩战斗,马大败,落荒而逃。桂系恼羞成怒,以盛“通共”的罪名,将盛免职,并下令通缉。盛惶惶不安,不听劝阻,于2月29日率领亲信2个支队并欺骗、裹挟实为我党掌握的一部分武装共2000余人,从管镇渡淮河南去,前往投奔驻泰州的国民党苏鲁豫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

  金明在一次回忆中说:1940年2月,刘少奇来电要我去中原局汇报工作,“我顺便从盛子瑾那儿走了一趟,我在管镇(盛驻地)发现了两个不正常的情况,一是盛子瑾他们正在集中队伍,二是盛子瑾他们情绪不正常,愁眉苦脸的。根据这些情况,我估计盛子瑾想逃跑了。我就写信给张彦、刘玉柱,让他们一直往下传,不要开会(因来不及),我们掌握的一个人、一条枪也不能让盛带走。信是我派王季文送去的。我见到少奇同志,就说盛要跑。少奇批评我说,你太幼稚了,顽固派不到山穷水尽是绝不会走的。我当时没有汇报清楚,不能怪少奇同志。实际上盛已到了山穷水尽了。第二天,少奇让秘书刘彬叫我去,说你估计对了,盛已经跑了,你快回去开展工作吧。”盛子瑾率部近2000人跑到淮南就被新四军第五支队缴了械,盛子瑾及其亲从被礼送出境(到江苏泰州国民党部队李明扬那里去了)。此事后来受到少奇同志的批评。少奇同志说:“盛与我们在皖东北合作了相当一段时间,结果全被你们缴了械,你们就看上了那几条破枪。”刘玉柱回忆说:“后来听说,少奇同志确实征求过盛的意见,如果盛愿意坚持抗战,让他当两淮行署主任。”

  后来,金明对开辟皖东北曾有一个总结性的话:“总之,皖东北地区的工作有两条:一条是统一战线,一条是武装斗争(张爱萍主要抓武装斗争,打了很多胜仗,消灭了很多敌伪顽势力)。当然,党的建设是最根本的一条。皖东北地区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走弯路,少奇同志的评价也很好。皖东北地区的作用就是沟通了南北(意为沟通了华北、华中)。”

  东进苏北开辟淮海

  1940年2月末,金明从皖东北管镇(现属江苏泗洪)到“凤(阳)定(远)怀(远)地区”找到中原局,见到刘少奇。刘告诉他:中原局已报中央同意,派资历较深的刘瑞龙到皖东北任军政委员会书记,金明、张爱萍为军政委员会委员,统一领导当地党政军工作。对皖东北工作今后如何开展,刘少奇作了很多具体指示。不久,刘瑞龙即带领李济明(即李广涛)、孟东波、狄克东、刘宠光、吴植橼等三四十名干部由豫皖苏抵皖东北。刘瑞龙对外名义是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刘少奇随后由淮南路西“凤、定、怀地区”东进到淮南路东天长、六合一带,再转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同年6月,刘少奇离开皖东北,行前指示撤销皖东北军政委员会,要刘瑞龙参加苏皖区党委工作。

  在这之前,刘少奇曾致电中央,提出在整个华中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建议,指出最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苏北。中央于10月23日发出对华中工作的指示: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皖北。苏皖区党委机关遂于同年9月东进苏北、迁入淮海地区。

  1940年9月,金明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1941年5月,改任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后兼任淮海专员公署专员、淮海军分区政治委员。1942年12月,任中共苏北区副书记。原苏皖区党委改名中共淮海地委后,金明任书记。

  在苏北淮海地区期间,金明一直处在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上,为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

  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初期,敌伪顽和土匪势力犬牙交错,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日军攻陷徐州、占领苏北后,抢占了各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统治,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韩拥有国民党主力部队第八十九军、保安旅、常备旅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后又从山东调来东北军霍守义部。韩德勤属于蒋介石嫡系顾祝同部,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派。他早年曾率1个师参加“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兵败被红军俘虏过。此时,他拥兵苏北,不抗日,却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群众说:“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称他为“反共摩擦专家”。1940年7月,韩集中兵力,进攻驻黄桥地区的陈毅、粟裕所率新四军一部,被八路军、新四军联合击败,韩率残部退驻兴化、车桥、曹甸一带,继续反共。苏北在历史上还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我军到后,建立了淮海、盐阜两个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则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面对这种局面,金明与淮海军区首长刘震、覃健等共同研究决定,迅速集中兵力,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将横行的股匪全部予以剿灭,使该地延续很久的匪患得以平息,从而保卫和巩固了刚建立起来不久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密切了与各阶层群众的关系。我淮海区政权逐步站稳了脚跟。

  为扑灭苏北根据地的抗日火焰,日军从1941年7月开始,不断发动对盐阜、淮海区的疯狂“扫荡”。其中,1942年冬对淮海区的“扫荡”是规模最大、威胁最严重的一次。1942年11月14日,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日军第十七师团1个旅团及伪军第三十六师等部,共约8000余人,分9路向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沭阳县张圩、小胡庄分进合击。情况十分危急。金明决定先组织主力部队突围,跳出敌人合击圈。当金明所率机关干部及1个直属特务营正要出发突围,刘震从小胡庄打电话请示金明:“无法集合部队突围,怎么办?”金明当机立断,沉着、冷静地说:告诉大家不要乱,各部队应立即各自分散突围,以暂避敌之凶焰。搁下电话,金明便带领队伍穿过淮沐路敌据点间隙,连夜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到了泗阳,与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夏如爱联系后,又北渡六塘河,安然到达泗沭地区。军分区部队亦在刘震率领下,迅速从小胡庄往西,经塘沟附近突围到泗阳运河边上小吴圩村。日伪军合击扑空后,更加疯狂地向淮涟地区及六塘河两岸的古寨、徐溜等中心区搜索“扫荡”,寻找新四军主力。敌人依托公路安设据点,把淮海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军分区部队只能以连为单位活动,日夜数次转移。在此严重困难的情势下,金明、刘震号召和组织广大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日夜不停、灵活不断、忽明忽暗地对敌游击、伏击,使敌经常陷于惊恐和疲惫不堪之中。金明、刘震又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组织2万多群众上阵,把全区7条主要交通干线大部破坏掉,并结合改造地形,挖出形同蛛网、便于隐蔽、便于打击敌人的“抗日沟”,使“庄庄相连,村村相通”。金明、刘震还提出在全区搞“拆、动、打”运动,即动员全区人民在日军重点伪化区拆瓦房,把砖头、木料分散藏起来,使敌人修炮楼、据点增加困难,减慢速度;动员人民打狗,村里无狗,没有狗叫,我军夜间行动方便;将被打死的狗拖到日据点周围,腐烂发臭后,熏得敌人受不了,也叫“臭狗阵”。从而使敌人行动、居住很不便,难以立足。如果敌人从炮楼里出来清除死狗,则由我军事先布置好的狙击手予以击杀。与此同时,金明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认真研究落实精兵简政的方针,决定将全区划为东灌沭、泗宿、潼宿、淮涟4个地区,设立4个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的反“扫荡”斗争和各项工作,并将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三分之二,充实到基层,加强基层的工作。这一重大举措,切实加强了党对各分区坚持斗争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扭转淮海区局面、赢得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到1943年,淮海区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先后拔除敌伪据点35处,使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扫荡”前的态势,日伪军的图谋被彻底粉碎。

  淮海区粉碎日伪军大“扫荡”的经验,受到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四师彭雪枫及其他各根据地的重视和借鉴。1943年4月上旬,金明应邀在豫皖苏边区高干会议上作题为《淮海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报告。原豫皖苏地区《军事杂志》第35期发表了报告全文,并加编者按:“金政委(时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将淮海区反‘扫荡的经验介绍颇详,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堪为我们借镜。”后来黄克诚在有关报告中也多次表彰和推崇淮海区反“扫荡”的做法、经验,影响广泛。

  金明对淮海区的政权建设、财政经济文化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等各方面也都卓有贡献。1942年1月,淮海专员公署撤销,成立淮海行政公署,李一氓为主任,陈月斋为副主任。同年5月,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在沭阳农村召开,选举金明为参议长、吴月波为副参议长,李一氓为行政委员会主任。同月,公布《二五减租法令》。6月1日,淮海区正式成立法院,李一氓、孙仲麟分任正、副院长。6月10日,淮海行署召开全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财经工作总方针及其具体任务:平衡和统一财政收支,宽筹经费,节约使用,整理县财政税务工作;建立淮海地方银行,发行辅币,筹集建设经费,大规模地发展本区农业生产及手工业;统管贸易,以与敌伪掠夺我物资的政策作斗争。6月19日,委任顾淮、卢纯银为地方银行筹备处正副主任,定于8月1日正式成立淮海区地方银行。金明还亲自主持召开淮海区参议会常委会,先后通过《军事提案》《县区行政委员会及乡镇组织法》《淮海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处理汉奸条例》《当年度总概算书》等一系列法规,从而为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金明对淮海区的文教事业极为重视。他要求《淮海报》经常报道各地文教事业的发展情况及经验,号召各县尽快恢复各级学校,并奖励热心教育人士,鼓励私人办学。到1942年初,淮海区已办有东灌沭边区中学、淮涟中学、沭阳曹渡中学、涟水抗日公学、泗沭公学、沭宿海抗日中学、宿迁公学、淮海中学、淮海抗日军政干校等。全区小学已恢复100余所,平均每县有10多所,最多县有20余所。此外,还成立了各种文化艺术团体。

  在金明、李一氓、刘震等主持和统领下,淮海区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金明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有两个孩子因斗争环境恶劣无力抚养,只好忍痛割爱送给老乡,解放后百般寻觅仅找回1个。因而他常常说:淮海区是他最魂牵梦绕和眷恋的地方。

  随粟裕南下苏浙地区

  1945年1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先进占苏浙皖边敌后地区,进而依据天目山打通浦东、浙东联系,协同浙东部队向浙江全省首先是浙江沿海发展,并相机进入福建。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对日军战略反攻开始,我军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在日军垮台时处于有利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军能够在东南就地坚持独立抗击。归结起来,挺进苏浙敌后的具体任务是:深入苏南开展活动,打开浙西局面,打通与浙东联系,创造有利条件,发展东南半壁。

  随后,金明奉调与章蕴、张彦、杨纯等一起带领苏北根据地各县、区200多名地方干部与叶飞所率新四军第一师教导旅(共3个团)会合,过江南下。

  4月26日,粟裕、叶飞、金明、钟期光在井村、吴家道会合。

  5月1日,浙西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在临安地区成立,辖:天北、天东地区,杭嘉湖工委,苏南区委。粟裕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兼浙西区委书记,朱克靖任苏浙区行政公署主任。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加尖锐复杂的战争环境,金明、朱克靖(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中共优秀党员)和他们由苏北带来的一批地方干部,抓紧建立地方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准备,同时动员大批青年参军,以增强我军后备力量。

  在金明、朱克靖等共同努力下,浙西区的地方政权很快建立起来。天东地委、专署下辖临安、余杭、于潜、富阳4县,地委书记陈扬、专员夏如爱;天北地委下辖孝丰、安吉、武(康)德(清)、广(德)南4县,书记张彦、专员朱凡;杭嘉湖工委书记兼专员吕镇中。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建立,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金明在一次回忆中说:“我们到浙西后,最困难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支前。浙西是山区,有竹子、木材、笋干、纸浆,但粮食不够吃,我们去时又碰到青黄不接,所以部队在前面打仗,后面地方工作人员在搞粮食。搞的粮食不多,还要从苏南运粮食来,那就更麻烦了。”“面对粮食供给困难,我与粟裕、叶飞商量后决定,我们每人每天吃半斤粮。”“由于接连不断地打仗,部队有些损失,加之俘虏多了,粮食问题更难解决,困难越来越大了。”“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想打通浙赣线,看到我们与国民党顽固派打,他则在南京坐山观虎斗。”“当时我们面临的局面确实十分严峻。”

  5月23日,蒋介石命令上官云相率3战区10个师的兵力,准备对我天目山区开展进攻,“务必在7月底即盟军登陆前将浙西之‘匪军歼灭”。顾祝同还派人会见大汉奸周佛海,表示希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日军便允诺不再向浙赣线国民党军进攻,而加紧布置由杭州、湖州等地出动向我苏南、浙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5月28日,顽军占领了新登以北、临安以西的藻溪镇一带,并向孝丰西南章村、潘溪进拢。粟裕、叶飞、金明研究决定,由叶飞、王必成、陶勇、廖政国组成前线指挥部,集中一、三、四3个主力纵队乘顽军立足未稳予以打击。同时发布《告浙西同胞书》,揭露顽军勾结日伪向新四军进攻之阴谋。激战到6月3日,重创顽军。共歼敌2300余人,缴获炮1门、重机枪10挺、轻机枪45挺、长短枪500余支。最令人振奋的是当年参与制造“皖南事变”的顽敌之一第七十九师也遭到致命打击。

  此后,粟裕、叶飞、金明研究认为:天目山一带是顽敌筑堡地带,新登地区狭窄多山,顽敌兵力较多较强,我军如继续在此作战,将不得不长期纠缠于艰苦的自卫作战之中。同时在这里就地筹粮十分困难。如与顽敌硬拼,陷于长期消耗战,将十分不利。因此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应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敌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战中继续消灭敌顽有生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可留下部分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主力转至敌后地区。

  6月10日,粟裕、叶飞、金明、朱克靖、刘先胜等党政军领导联名上报华中局,建议暂时放弃天目山,向敌后之敌后发展。11日,华中局复电批准。

  我军一撤新登、再撤临安、三撤天目山,以顾祝同、李觉为首的国民党三战区判断我已疲惫、败退。遂又调动10个师、35个团、约6万兵力,于6月19日向孝丰扑来,妄图一举围歼苏浙军区新四军。我仍采取集中兵力先歼其一路的打法。6月21日,我军发起反攻,激战3天,歼其突击第一纵队少将副司令胡旭旰、五十二师副师长韩德考、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等以下官兵6800余人,其中俘虏3000人,缴获各种炮17门,轻重机枪13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少将副司令胡旭旰被击毙。

  苏浙军区部队经过1年零7个月的斗争,在天目山一带连续3次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共歼敌12300余人,收复了苏南、浙西、浙东广大地区。通过战斗洗礼,苏浙军区部队在全军率先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执行解放战争的战略、战役任务在军事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随着我军在军事斗争上的胜利,以金明、朱克靖为领导的新建的苏浙区各根据地也逐步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从而为军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金明在参与开辟以浙西天目山为中心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及支援部队对敌作战上立下了卓越功绩。例如,在最困难、最严峻时期,金明号召“在区党委领导下,一切为了前线”,并逐级成立支前委员会,组成几千人的运输队,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把粮食、军需物资运往前线,又从前线抢运2500多名伤病员转送后方医治,从而保证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8月上旬起,苏浙军区积极开展对日军的大反攻,在浙西和苏南共解放县城10座,拔除日伪据点100余处,使北起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迄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成为苏浙皖解放区,总人口达37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及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人。

  金明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前,有一电报给我们,大意是:粟、金、叶,你们不要以为我去谈判了,就不要打仗了,国民党如果进攻,你们要坚决地打、胜利地打,胜利的仗越大越好。你们这样做,我在重庆好谈判。毛主席还给我们一个电报,意思是:南京是敌人之寨,决不允许你们长期驻在那里。国民党如果进攻,你们要争取打一、二个大胜仗,尽量在那里坚持,如果坚持不住了,你们就退到闽浙赣老根据地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做出了进军东北的决策。金明在另一回忆中说:“9月21日,我在溧水检查扩军工作时,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要我星夜赶回张渚。我想,电报为什么这么急?当时没什么敌情。第二天回去后,才得知中央要我们北撤,因为苏联已同意我们去东北,但不能用八路军和新四军番号,我们就改叫东北民主联军。这样集中了一批华北、山东的部队。由于大批部队去东北,要收缩防线,所以才决定我们渡江北撤,让出江南几个地方,我们政治上就主动了。中央给粟、叶、金的电报内容是:东北的形势变化,我们可以去了,要粟裕带一梯队(王必成和陶勇部)星夜渡江,要叶飞率第二梯队,掩护浙东纵队渡江,并收容地方人员。粟裕先过江,我是与叶飞一起渡江北撤的。”

  1945年9月下旬,苏浙军区各纵队开始分批北撤,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在苏北解放区进行了整编。

  苏浙军区部队整编后,1946年2月至1948年2月,金明调任山东胶东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林浩)、胶东军区副政委(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参加了胶东保卫战(时兼任内线工委书记、内线部队政委)等一系列大战役,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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