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又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正在建造。其中2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
再说空军。当时中国空军仅有600余架飞机,包括作战飞机305架,全部进口,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且无主要零部件之自产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缘故,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
而日本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年产各类机型1580架,当国力进行极限动员后,可升至年产一万到两万架。“七七事变”前,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陆军1480架,海军1220架),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陆军960架,海军640架)。在海军作战飞机中,陆基飞机458架,舰载机182架,能在航母上起降的就有130架。
170万常备军算多算少?
中日双方陆军的战斗力之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
从人口总量上看,中国无疑占据着巨大的优势。问题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也说不清抗战前夕中国人口的确切数字,有说“四万万同胞”的,也有说“五万万国民”的,两者竟相差了1亿人!较折中的说法是4.67亿人,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精确统计的结果,只是估算数据。连自己的国民总人数都搞不清楚,如此低水准的国家治理,自然就不会有高效的战争动员能力。
熟悉中外战史的读者都知道,自拿破仑以来,人类逐渐进入“技术专家式战争”时代,兵员的组织管理与动员训练重要性日趋提高。按现代的国防军事理念讲,国家平时应该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真正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总体战争。可当时的中国却相反,现役常备军170余万(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还有少量特种兵部队),而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150余万。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前者数额大得完全不合理,后者又小得不成比例。
相形之下,“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高效动员,常备军兵力不过38万人,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守备队等。
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故理论上战时可动员一千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近74万,预备役兵约88万,第一补充兵158万,第二补充兵90万,合计超过448万,占总人口约5%。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动员体系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既可以利用朝鲜、东北到华北的铁路网,又掌握中日之间的海权优势,所以兵力动员后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据中国南京政府战前的判断,日军“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者,每星期约二至三师团并直属部队与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约一梯队,即二至三师团,连同一切附属品及补给”。
中方已意识到,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八到十天内,由本土输送二至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二至三个师团的投入需一个星期,“尔后续加同等兵力,为八至十日”。依事后的实战检验,可知此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在上海战场,日军的动员与输送能力,甚至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计。
带20发子弹“打鬼子”?
在兵员的训练上,中日同样存在着重大差距。
抗战前,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中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校的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时当过国军排长,他发现基层军官连花名册都点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鸟奔兽散。
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
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说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mm以上口径的火炮仅800多门,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虽全部从德国进口,但总数连日军同类火炮的零头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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