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视角：哈里森·福曼对中国抗战的 历史记录（１９３０—１９３８）
来源： 史学月刊 2022年第4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2022-05-24 16:15:00

　　一 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察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各国在华新闻机构逐步发展完善，驻华记者成为影响其本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专业集团。“他们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笔分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重要的目击者。”(李辉：《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战;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直接参与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力求客观地报道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被称为“现代马可·波罗”的哈里森·福曼(HarrisonForman，过去多译为哈里森·福尔曼。考其名片及护照，印制的中文名字均为“福曼”)就是其中一位。

　　福曼，美国著名旅行作家和摄影记者，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192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和东方哲学专业学士学位。次年来到中国，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售卖飞机。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在东北等地更是蠢蠢欲动。出于职业习惯，福曼用摄像机和笔记录了他在中国所看到的点点滴滴。1932年辞职后，福曼本打算通过水路体验马可·波罗的东行之旅，但由于路途艰险，盗匪横行，行至中途被迫放弃。返回上海后，福曼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报道中日战争，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斗场面，又赴陕西拍摄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像资料后返回上海。1937年8月14日，福曼因拍摄上海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被炸(即“血腥星期六”)的新闻短片而名声大噪，成为“唯一一位对炮火袭击下的上海提篮桥监狱进行室内拍摄的记者”[哈里森·

　　福曼：《地平线猎人》(HarrisonForman，HorizonHunter)，纽约：国家旅行俱乐部1940年版，第200～204页(下文引用该文献时仅标注名称和页码)]。1938年福曼又报道了兰封之战、花园口大决堤、汉口之战等历史事件。福曼在中国考察期间，不仅记录了国统区中国军队抗战的情况，而且采访了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留下了大量关于战时中国的珍贵影像及史料，这些资料为后世学者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的实况，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其中尤其是福曼拍摄的有关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影片，为中外学者认识和研究红军改编前的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

　　二 福曼对中国抗战的记录与拷问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福曼不仅记录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抗日斗争，而且比较了中共与日方的新闻管控措施，还谴责了日本军队的暴行和美国政府的不作为。

　　第一，福曼中肯地报道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实况。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英勇无畏、顽强抗日，主要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为代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1月28日晚进攻上海。面对装备优良的日军，福曼以为中国军队有可能选择退却，并签署停战协定。因此，得到日军进攻时刻表的福曼与米歇尔·哈里兹(MichelHarriz)早早守在公共租界与闸北边界，以“阻止溃退的十九路军逃往租界”(《地平线猎人》，第33页)。是夜，福曼亲见日军对中国驻军连续不断地进攻，以及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顽强地抵抗日军。福曼指出，由于中方有仓库、工厂等防御工事以及高射炮的掩护，沉重打击了装备优良的日本海陆空军，使日军遭受失败。

　　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得到了第五军的驰援。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星夜兼程到达上海后很快投入战斗，积极配合十九路军，对来犯日军形成包围，迫敌逃窜。国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同情。福曼写道，面对武器先进的日军，“十九路军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在沪的外国人非常同情处于弱势的中国军队”(《地平线猎人》，第37页)。在上海留居期间，福曼不仅目睹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还观察了淞沪会战时期中国空军与日军的战斗。福曼看到，为了击败日军，中国飞机夜以继日轰炸日本军舰，多次击伤日舰“出云号”，中国空军也多次击毁日军飞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地平线猎人》，第196、206页)。观战期间，福曼还着重记录了一个中国狙击手的故事，这个狙击手不断枪杀“出云号”战舰上的日本士兵。面对一个中国士兵单枪匹马挑战整个日本海军的行为，日军曾派遣全副武装的登陆部队上岸搜寻，并使用包括机关枪、八英尺塔炮、大炮等各种各样的武器近距离轰击，均未成功(《地平线猎人》，第205页)。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的自信心。此外，福曼也对国军将领桂永清和龙慕韩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行为给予批判与谴责(《地平线猎人》，第246～247页)。

　　第二，1937年福曼的苏区之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面貌。同其他外国人士一样，福曼也是在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下前去考察红军驻地。在听闻《先驱论坛报》(HeraldTribune)的维克多·基恩(VictorKeen)正在访问红军，而史沫特莱一直和红军待在一起后，这极大地刺激了福曼的冒险心理。福曼另辟蹊径，于1937年，即日军进攻北平前夕，考察了鲜有外国记者踏足的红军驻扎地：陕西云阳和川里。在云阳考察期间，福曼采访了红军将领彭德怀。在回答福曼提问时，彭德怀指出：“和日军作战随时都有可能，但我们已准备作战。我们的士兵都明白为何而战，这正可弥补武器的不足。同时，我们也有庞大的人力做后盾，有作长期消耗战的必要资源。”[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HarrisonForman，ReportfromRedChina)，纽约：亨利赫尔特公司1945年版，第127页]离开彭德怀部后，福曼又赴川里采访了“中国红军的潘兴(JohnPershing)”———“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坦率而迷人微笑的贺龙将军”[哈里森·福曼：《福曼日记(手稿)》(HarrisonForman，HarrisonFormanDiary)，中国，1937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藏。简写为《福曼日记》，1937年6月。下文类同]。福曼以为刚刚经历过长征的贺龙和他的军队，会进行长时间的修整，但在得知日军进攻北平的消息后，贺龙对福曼说：“我的士兵不怕日本人，我们不管蒋介石及国民党是否赞同，我们愿意同日军作战。”(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第129页)尽管日军有飞机掩护，但是，当日军机械化部队从北平长驱直下时，贺龙率领部队在雁门关重挫日军。

       和红军战士相处一月有余，福曼发现，中国红军“似乎总是精神饱满……无论是行军还是操练时，他们总是在自己哼唱或集体唱歌”;训练之余，红军战士们尽情玩耍，愉快的情绪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地平线猎人》，第162页)。受红军热情、乐观、友好态度的感染，福曼情不自禁地哼唱红军战歌，并主动唱起了美国民谣。福曼在日记中这样记述，“由于贺龙和他的红军战士表现出的真性情，我很喜欢他们”(《福曼日记》，1937年6月)。后来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次日，福曼应邀在万人集会上发表演讲称：“就我所见，红军并非过去十年间世界新闻报道的那样，是无原则的盗贼和歹徒，而是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纪律良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同于现在的中国政府，他们有理想，有追求……”苏区之行结束后，福曼“对中国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建立并维护统一战线，就能打败贪婪的侵略者”“只要消除内战的积弊，中国就能够进步和繁荣”(《地平线猎人》，第183～184页)。

　　第三，福曼发现，日方严格管控新闻媒体，而中共对来访者表示欢迎。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福曼曾以上海万国商团成员的名义，在日军眼皮底下拍摄中日战斗的照片，但遭到日军多方阻拦，最终只能中止拍摄(《地平线猎人》，第34～36页)。在汉口，福曼拍摄日军撤退的照片和影像资料时被日本人发现，随后他被送到日本领事馆，胶卷被销毁(《地平线猎人》，第189～191页)。在拍摄到台湾民情风俗的有关影片后，日方新闻检查官屡次刁难、多次检查，并声称不能携带影像资料进入满洲。福曼在韩国和中国东北之间往返两次，最终被迫请求美国驻韩使馆领事马什(Marsh)保管影像资料，只身　返回中国内地。几经辗转，这些影像资料才最终寄回到福曼手中(《地平线猎人》，第232～236页)。

　　与日方采取严苛的新闻管控制度截然不同的是，中共不仅欢迎外来访问者，而且采取了宽松的新闻管控措施。在云阳考察期间，为了戳破国民党官媒的谬传，福曼主动提出拍摄中国工农红军的影片。获得准许后，福曼不仅拍摄了骑术精湛的骑兵、骑着英国造的新自行车部队，而且还拍摄了在烈日下汗流浃背但仍然坚持操练的重机枪队，以及拥有最先进武器的炮兵和杂牌轻机枪队(三分之一拥有德制毛瑟枪、三分之一配备伯格曼冲锋枪、三分之一持有布伦自动步枪)(《地平线猎人》，第166～　169页)。拍摄结束后，福曼惴惴不安，唯恐他拍摄的影像资料被中共没收。事实上，中共方面不但未　曾干涉和检查，而且还安排马匹，雇佣驴车护送福曼到西安(《地平线猎人》，第187页)。共产党人的　友好态度给 福 曼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这 些 照 片 随 后 发 表 于 美 国 报 刊 [《华 盛 顿 明 星 晚 报》(Evening　star)，1937年10月31日，第 A—19页;《华盛顿明星晚报》(Eveningstar)，1937年11月14日，第　B—1页]，影像资料则被用于佐证福曼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国家地理协会系列演讲》(LectureSeries　IsAnnouncedByGeographic)，《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1937年10月31日，第8页　《在华盛顿演讲时福曼展示战争图片》(FormanShowsWarPicturesInD.C.Lecture)，《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1937年11月20日，第17页;《专业的和业余的演讲家们离开中国返美》(Professional，AmateurLecturersoffforU.S.)，《大陆报》(TheChinaPress)，1937年9月14日，第　3页)]。很多美国人不仅聆听了福曼演讲，而且观看了他放映的中国红军影像资料，一位美国海军陆　战队上校看到当时红军使用的是最新美制野战炮时，极为震惊(《地平线猎人》，第169页)。

　　第四，福曼对日军暴行进行强烈谴责，并揭露了美国政府假仁假义的行为。由于日军飞机的轰　炸，上海闸北区曾经繁华的商铺、工厂、仓库等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全部化为灰烬(《地平线猎人》，第37页)。据福曼日记记述，1938年7月5日，在得知黄河大堤被炸毁后，福曼从上海杨树浦军事机场出发，乘日军飞机拍摄了黄泛区东西两岸的景象。福曼指出，由于日军的焦土政策，整个日占区一片荒芜，曾经繁华热闹的南京城空无一人，一眼望去都是被炸弹损毁的断壁残垣，被日军炸毁的铁路大桥伤痕累累，处处是凄惨破败的景象(《福曼日记》，1938年7月)。福曼还谴责了日军强奸妇女的可耻罪行，在福曼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亲眼目睹了25名(日本)士兵，强奸一个8岁的女孩，66岁的老人被6个(日本)士兵强奸。”(《福曼日记》，1938年7月)在采访张治中将军时，福曼亲眼目睹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俯冲并射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日军飞机俯冲扫射)造成的伤亡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或者姐妹，静静地躺在路边。他们是非常善良、单纯又渴望和平的农民。但是现在他们死了，身上有几处伤口还在汩汩地流血。”福曼愤怒地反问：“我想知道，当飞行员向下俯冲扫射这两个可怜的平民时，他的眼睛在看什么?难道这两个农民会用玉米秆当作武器?或者尽管他知道这些人毫无防备，但还是要用机关枪消灭他们。”(《地平线猎人》，第208～209页)福曼对日军飞行员这种残杀无辜的行为予以强烈批评与谴责。在谴责日军暴行的同时，福曼进而对美国政府口头号召世界各国限制日本军需物质进口的假仁假义行为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福曼指出，谴责日军兽行前，想一想日本武器的来源，日军飞机85%的汽油来自美国，1938年有54.5%的日军武器来自美国，到1939年时这一比例高达70%(《地平线猎人》，第256～257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也认为日本进口的军需物资至少有一半是由美国供应的(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三 他者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国评论》记者林荫峰对福曼的采访，福曼是一个既有能力又喜欢探究的人，而且信奉“百闻不如一见”这一信条[林荫峰：《每周采访》，《中国评论》(Yin-Feng，Lin.“WeeklyInterviews”，TheChinaCritic)，第17卷，1937年5月6日，第136页]。抗战时期，他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冲到战斗前线，成为当时关于中国战局和中日战争动态的权威消息来源。像斯诺一样，福曼认真观察、研究中国，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不少专著。他在《地平线猎人》一书中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势力的动态，描写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情况，向外界还原了历史真相;书中关于中国红军武器装备、军事· 531 ·建制和游击战术的记录补充了红军改编前的真实情况，对后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福曼的历史记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看法。清末以来，西方国家固守陈念，一直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抗战时期，英美等国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日本人也自以为是不可战胜的，故意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二八事变中，尽管日方兵多械足，装备优良，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重创日军。福曼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记录，还原了淞沪抗战期间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坚决抗日、不怕牺牲的历史场景。淞沪守军的顽强坚守和浴血奋战，不仅使“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而且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记者齐聚上海报道战事(《地平线猎人》，第211页)。福曼以及其他在沪西方人士对中国军队顽强战斗力的描写，不仅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而且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不仅促进了中国国内团结，而且悄然影响了当时在沪的包括福曼在内的西方人士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固有观念。

　　其次，福曼拍摄的影像资料戳破了外界的谣传，塑造了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当时由于缺乏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手资料，外国媒体多直接照搬国民党的宣传，认为红军是一群“破衣烂衫、未经训练、不守规矩、无法无天的土匪，长矛和旧式的火绳枪是他们仅有的武器”，他们的领导人则是“一些强有力的亡命之徒”和“红色魔鬼”(肯尼斯·休梅克著，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但在与红军相处一个多月后，福曼与同时期“冲破封锁的”其他美国记者的考察结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土匪。福曼指出：“这些令人鄙夷的土匪红军能与蒋介石现代武器装备下的军队抗衡达十年之久，本身说明南京方面的宣传是不符合事实的。”(《地平线　猎人》，第162页)福曼发现，“红军并非像世界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不讲原则的盗贼和不法歹徒，而是一群装备优良、训练有素、遵纪守法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同于现在的中国政府，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地平线猎人》，第183页)。这与同时期突破封锁的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利夫(EarlLeaf)和欧　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的看法如出一辙。利夫在延安只逗留了一天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拉铁摩尔更是明确指出：“生气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土匪，也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的军事冒险家。”(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5～66页)外国观察者的这些发现与国民党人所描绘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福曼与同时期其他“冲破封锁的冒险者”一样，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军队的第一手资料，冲击了国民党有关“土匪论”的宣传，进一步强化了《西行漫记》中广为宣传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除真实还原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形象外，福曼还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术[《中国红军为中国而战》(ChineseRedsFightforChina)，《华盛顿明星晚报》(EveningStar)，1937年11月14日，第B—1页]及其在对日战争中的重要价值[《中国红军正像黄蜂一样叮刺日军》(RedHornetsofChinaStingtheNipponese)，《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38年4月17日，第114页;《亨德森日报》(HendersonDailyDispatch)，1937年10月20日，第2页]。福曼认为：“红军的游击战术将使日军付出高昂的代价。”(哈里森·福曼：《地平线猎人》，第185页)福曼写道：“在平型关的险口上，贺龙，这位游击战略家，包抄了日本机械化部队的主体。那些落入陷阱的坦克和大炮互相挤撞，疯狂地逃命。”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第128页)

　　再次，福曼的苏区之行对斯诺夫妇的中国红军报道起了衔接与补充作用。虽然同时期也有几名美国记者短暂访问了延安，如维克多·基恩(VictorKeen)、利夫和菲利普·贾菲(PhilipJaffe)等，但他们访问结束后，只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国家》《当代》等报刊上发表了数篇报道，侧重介绍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大力赞扬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而同时期访问延安的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的战歌》，重点记述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斗争实况;尼姆·威尔斯(即斯诺的妻子)出版的《红区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则记录了红军向八路军的转变。只有福曼紧接《西行漫记》(主要记述斯诺于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时的所见所闻)中对中国红军的记述，介绍了红军改编前的军种情况以及使用的武器装备等。如果说斯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尼姆·威尔斯“亲眼看见了红军放弃它以往的身份而成为八路军这个历史性的变迁”(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3页)，那么福曼的历史记录补充了红军改编前的历史。他的记录不仅在纪事的时间上紧接《西行漫记》，而且在内容上接续斯诺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叙述。作为唯一一位拍摄中国工农红军的外国旅行家[《殖民地令人惊奇的旅行家———“现代马可·波罗”哈里森·福曼先生》(“World’sMostAmazingTravellerInColony———Mr.Harri-sonFormanTheModernMarcoPolo”)，《香港日报》(HongkongDailyPress)，1940年8月16日，第1版转第12版]，福曼拍摄的有关红军骑兵侦察团、自行车部队、步兵以及火炮连等军种的照片及视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言：“在1937年7月7日那个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夜晚，这位年轻的美国摄影师正在贺龙的指挥部里，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相当长，足以使为中国共产党人拍摄的一些第一流快照保险可靠。”(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0～61页)

       福曼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记录，展现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全面抗日画卷，既有顽强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军队，也有士气高昂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战士;既有对战事战况的描写，也有对战局走势的分析;既有对日军侵略中国的谴责，也有对美国纵容日本侵华的批评，这些不同于中国媒体报道的记录为研究者了解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日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前的军种情况和军事装备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给后世留下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奋起抗日的重要历史记录。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福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这正是福曼不同于其他观察者的地方，也是他对中国抗战历史记录的价值所在。他的历史记录，通过美国报刊以及《时代在前进》和派拉蒙新闻传播到全世界，不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形象，而且为国内外学者了解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提供了可信度极高的一手史料。

　　福曼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记录不止于对事实层面的报道，更是一个他者对所观察的世界的分析与批判。基于旁观者的冷静，福曼得到了关于中国抗战的宝贵认识。第一，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由于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斗争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日军深陷中国泥潭，束缚了日军向邻国侵略的手脚。第二，中国抗战的出路在于国共联合。只要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合作抗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第三，经过与红军的近距离接触，福曼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和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国共产党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追求，平等的官兵关系和融洽的军民关系，使他有理由相信，只要停止内斗，团结一心谋发展，中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如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注洪教授所言，福曼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福尔曼(即福曼)为忠实报道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业绩所作的一切”(张注洪主编：《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基金项目：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美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2019YJSB054)，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眼中的晋绥边区军民抗战”(2019W198)，2020年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镜头下的晋绥边区军民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