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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河县日本农业开拓团始末
来源:《大连大学学报》 2019年第1期 作者:吕秀一 段凡   2022-06-23 11:37:57

  【摘 要】:在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对华侵略的过程中,“满洲移民”是日本殖民者妄图转移国内矛盾、维持乃至扩大侵略果实的一石二鸟之计。不仅如此,日本开拓团最终的意义还在于成为“同化”我国东北地区各民族,永久霸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力量。由于珠河县良好的农耕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该地区深受日本“满洲移民”政策之害。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在珠河县境内从事移殖民活动的日本人农业移民累计达到 7 个批次,18 个移民团。本文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尝试揭露出珠河县地区日本开拓团的分布状况及最终结局。

  【关键词】:殖民侵略;日本开拓团;珠河县

  一.日本“满洲”农业移民背景分析

  自1915 年日本“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魏家屯子建造“爱川村”起,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殖民活动逾 30 年之久,其间历经“初期移民”(1932 年以前)、“武装移民”(1932年 -1936 年)和“百万户移民”(1937 年 -1945年)①三个阶段。作为一项重要的殖民主义政策,日本法西斯政府曾一度计划到 1960 年,在“满”“日人口发展到 1 亿人”。[1] 究其目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妄图改变我国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从而使其成为大和民族发展的基地。正如《大连新闻》134 年 12月 1 日的报道所言,日本对“满”移民之根本目的,是想在“满洲”树立一个“第二个日本”。综合而言,日本实施“满洲”移民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所 谓“大陆政策”是指近代以来日本旨在谋求东亚乃至世界霸权的对外总方针。19世纪中叶以后,受到“西力东侵”冲击后的东亚地区传统国家清朝和日本逐渐走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时,长期尊为东亚霸主的清王朝日渐衰微,而成功完成近代化转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则具备了挑战传统“华夷秩序”的国家实力。一言以蔽之,近代日本国家的扩张野心就正如明治天皇在其《御笔信》中所宣称的那样,“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而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战略部署中,“满洲” 一直都是日本殖民狂热分子重中之重的目标。诸如1894 年国力刚刚有所发展的日本就迫不及待的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除了保证朝鲜“独立自主”外,日本还一度控制了辽东半岛。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与沙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强行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殊权益,自此日本开始了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侵略。

  20 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强之间加强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要时刻防范着沙俄的反扑,还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借“机会均等”的名义插足中国东北。也就是说,如何“维持和扩大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成为关系日本帝国主义死活的重要问题。”[2] 针对这一困局,日本各政要诸如“满洲”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贵族院议员的后藤新平以及外相小村寿太郎等均先后提出了以移民手段作为捍卫侵略果实的最佳手段。移民政策策划者认为,与直接残暴的军事侵略不同,通过大量移民更能“悄无声息”完成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由此可见,“满洲移民”实为为满足日本“大陆政策”之战略要求。

  第二,意在转移日本国内矛盾。

  所谓的国内矛盾即是指人地矛盾与农村危机,众所周知,日本是 一个地域狭小的岛国,而且境内多山地,“可耕种的土地,不过全面积之百分之十五点六 [3]154。”而反观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口却是在直线攀升,据统计从 1898 年起,日本的绝对人口增长率就已经超过了 10‰,而 1910 年到 1913 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14.78‰ [3]1992-1993。与同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已耕种土地人口密度遥遥领先②。

  酿成日本农村危机的另一原因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诟病。明治初期政府推行的“地税改 革”加剧了日本农村的阶级分化,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寄生土地制的普遍确立和佃贫农比例的急剧上升。广大贫农不仅遭受地主高额佃租的盘剥,而且还因资本家和地主的巧取豪夺甚至沦为债务奴隶。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时常陷入破产,佃农和地主的矛盾越来越深,两者陷入了严重对立。除此以外,全球范围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亦成为加剧农村危机的重要原因。最为典型的就是 1929 年到 1933 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使得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其中以农业为最,“米价、生丝价格分别跌至 1917 年、1902 年以来的最低值,农村经济陷于完全的破产危局。”[4]57 主要的自然灾害,譬如 1931 年日本东北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冻害使得农业大规模歉收。继而,1934 年日本关西地区又遭遇了罕见的台风灾害。由此导致的这些地区“高额负债、卖儿还贷、饿殍遍野、自杀等惨象层出不穷,”[4]67 这也使得农村“过剩人口”问题愈发尖锐化。

  关于农村危机下日本农民的具体生存状况,我们可借日本“满洲移民”来源大县—山形县加以说明。高松村是位于山形县西村山郡的非常典型纯粹的日本平原农村,1935 年该村人口大致 646 户、3982 人,平均每户 6.2 人,村内总面积为 1037 町步,其中耕地面积占村面积的 52.4%。据统计,该村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 514 户,折算后户均耕地面积仅有约 1.05 町步(水田0.76 町步,旱田 0.29 町步)[5]10,而根据日本农林省经济更生部的标准,每户农民需要平均一町七反步的耕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再来看土地关系,佃户数量超过农民的半数,倘若再加上半自耕半佃耕农民这一数字就达到了农民总数的88%。具体而言,该村有 100 町步耕地的大地主 1户、约 50 町步的地主 1 户、30 町步的地主计 5 户,也就是说,该村仅 7 户地主的耕地占有量就达到总耕地面积的 55% 以上。由此观之,该村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程度非常之高。另外一项反映农民生活质量的指标是租佃费用,按照 1940 年前后的标准,平均每反土地产量为 2 石 5 斗,但与之对应的租佃费折合谷物却高达 1 石 2 斗。为了维持生计,绝大多数农民选择利用农闲期间从事副业或外出务工。然而这种经济基础却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导致城市企业破产(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通道关闭),这些农村贫农又会陷入徘徊在生存边缘的窘境之中。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是“户数及人口数量达到该村环境承载力界限所致。”[5]4

  第三,其它原因。

  这里包括其它地区海外移民遇阻、中国关内移民的压力、“满洲”农业战略的价值。关于海外移民受阻是指 20 世纪 20 年代后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均通过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政策。实际上,为了缓解国内人口压力,自 1866 年德川幕府解除禁海令后,日本就出现了涌向海外的移民浪潮。

  1869 年明治政府设置“外务省”专门管理外国和移民事务,截止 20 世纪初,日本的海外移民就达到了 60 余万,而且分布极为广泛,从美国、巴西、秘鲁等南北美洲国家、夏威夷横亘中国、南洋等地,而西方国家的移民限制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另寻出路。其次,中国关内移民的压力也迫使日本政府加快实施其移民计划。拓殖技师芦泽安平在 1932 年出版的《满蒙移民及拓殖策研究》一文中强调,“依照现今满蒙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移民增长率,中国人二十五年内便可充斥满洲,满蒙人口的收容力将达到极限。”[6]

   另外,“满洲”地区的农业战略价值也促使日本政府推动向该地区的移民。关于这一点是针对于当时日本所匮乏的饲料与肥料问题而言,日本侵略者希望将“满洲”建设为日本内地饲料与肥料稳定的供应源。仅以大豆粕为例,当时大豆粕是最主要的有机质肥料,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每年需要从“满洲”进口 100 万吨,然而在“九一八”之前,由于东北军阀的排日政策,大豆粕等物资进口曾一度遇阻。伪满成立以后,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输入成本依然高昂。根据当时的价格调查,加之运费、税务及中间商盈利等因素,一份成本仅为 0.962 日元的“满洲”大豆粕运到日本内地农民手中价格却攀升至 3.7-4.5 日元。日本政府计划通过日本人农业移民实现日“满”农业的一体化,进而推动“满洲移民”农村和日本内地农村的直接交换。

  综上所述,关于“满洲移民”政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政治、军事战略的考量,又有意在缓解农村危机的目的;既有深层次、长远性的要求,又有迫在眉睫的现实压力。不过究其根本,满洲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转移国内矛盾、维持乃至扩大侵略果实的一石二鸟之计。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则为日本政府大规模推行移民侵略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珠河县的日本开拓团状况及其性质分析

  (一)珠河县日本开拓团分布状况

  珠河县③自清末开发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区县,早年间日俄在此频频争利亦能凸显该地之要冲地位。其境内资源丰富、耕地肥沃,且是“滨绥铁路”④重要的沿线地区。关于珠河县的农耕条件,“满洲移民”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桥本传左卫门曾有如下描述,“从哈尔滨沿铁路往东南出发一百三十公里,乌吉密河畔的乌吉密与一面坡 ..... 农耕地非常之多”,“可耕的未垦地也是非常之多,特别是沿着一面坡 ..... 由于地势的原因河流非常湍急,如果对此善加利用施以简单的工事就可以进行水田灌溉”,而且“此地因是大陆性气候,夏季有长达三个月的高温天气,加之土质肥沃,开发水田将会非常的容易”。[7] 基于以上条件,1932 年 2 月珠河县被日军占领后,就同其它的东北沦陷国土一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满洲移民”的目标。

  珠河县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及优良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大量日本人移民的到来。根据 1942 年 8 月伪满开拓总局的调查,在珠河县境内分布有日本各类开拓团 14个,其中集合开拓团 5个,集合开拓团 8个,分散开拓团⑤ 1 个,其总数与邻县五常并列伪滨江省第一位 [8] 。到 1943 年 12 月,珠河县日本人开拓团总计户数达到 1389 户,而同期伪滨江省这一数字为6853 户 [9] 。另据不完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在珠河县境内从事移殖民活动的日本人农业移民累计达到 7个批次,18⑥个移民团(详见下表)。而且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移民类别,诸如集团移民、集合移民、青少年义勇军移民以及集体“归农”⑦移民等等。以下就珠河县几个主要的开拓团概况进行简要介绍。

  元宝镇开拓团旧址大致位于现在尚志市元宝镇北 4 公里处(元宝镇洪福村)。该团属于第七次集团移民,先遣队于 1938 年 2 月 21 日入殖建设,并于同年 3 月和 6 月得到两次补充。开拓团大队和家属于次年抵达,是年末共计有 185 户,450 人(原计划 200 户)。团的主要成员来自于日本国大分县。开拓团长是后根新一(后为盐田美夫),此外团内还设有农事指导员、警务指导官、畜产指导员。开拓团由本部及两个 50 户的村庄组成,本部的基础设施有共同宿舍 8 栋、仓库 4 栋、食堂 1 栋。根据1939 年的调查,该开拓团共耕种水田 130 町步,旱田 138 町步,平均每户经营面积 2 町步左右。经营形式为水田、旱田和畜牧的混合经营。

  大青川开拓团属于第七次集团开拓民,其主要成员来自于日本国茨城县,团旧址位于今天尚志市老街基乡大青川,距离一面坡 14 公里。先遣队 1938 年2 月 15 日到达,大队成员于同年 12 月完成入殖。原定移民户数 200户,实际移入团员 105人,妻子 10人,小学儿童 3 人,其他 5 人,共计 123 人。[10] 开拓团管理干部同上,团长为广濑亥之助。耕地总面积为132 町步,其中水田 50 町步,每户平均耕地 1.26 町步。另外饲养家畜牛 31 头,猪 35 只。

  图 1“第七次大青川开拓团本部”

  三股流及六道河开拓团主要由来自山形县的日本移民构成,且均属于第七次集团开拓团。其中三股流开拓团位于现在尚志市乌吉密乡三股流村附近,距离乌吉密车站 20 公里。团先遣队于 1938 年 3 月到 7 月分“六次”移入,共有队员 102 人,另外团内还包括从弥荣训练所、哈尔滨训练所移入的队员。至 1939 年 10 月,已有队员 552 名,216 户(原计划 200 户)。三股流开拓团团长为佐藤繁作,团由本部和若干个 30 人的村落组成,每户平均住宅面积为 45 平方米。本部建设有仓库、公共宿舍、食堂、小学校、神社等建筑物,此外三股流开拓团还有产婆一人。该开拓团耕地总面积为 250 町步,其中水田 100 町步,平均每户 1.32 町步。六道河开拓团位于今尚志市三阳乡南部,距离一面坡站 28 公里。先遣队于 1938 年 3 月完成入殖,团本队于次年 2 月到达,包括家属 63 名,干部 4 名,共计约 360 名。

  到 1940 年 6 月,开拓民共计 287 户,1636 人(原计划 300 户)。开拓团长为前田武次,除了农事指导员和畜产指导员外,还设有医生一名。团由本部和 3 个 30 户的村庄组成,团除了基本设施共同宿舍、仓库、浴池、食堂和医院外,还建设有工厂,譬如酿造厂、木工厂、汽车库等。截止 1939 年,该团共有耕地 300 町步,水田为 120 町步。畜产不仅有牛、鸡、猪和蜜蜂,同时养马 107 匹。[11] 帽儿山开拓团位于帽儿山镇的三门俞家(今尚志市帽儿山镇三俞村),距离滨绥线平山站 12 公里。该团成员大多来自日本国山梨县,属于第八次集团移民。先遣队于 1939 年 3 月全部抵达,共 43 名。1939 年年底,共有开拓团成员 195 人,116 户(原计划 300 户)。到 1943 年末,这一数字为 191 户,626 人。开拓团团长为花房逸夫(后为小林雅平)。团的主要设施有集体宿舍、食堂、浴池、酿造厂、粮米加工厂等。1939年,该开拓团共有耕地 160町步,平均每户 3.64 町步。

  蒲原开拓团又称蒲原开拓组合,其位于帽儿山地区的喜家店和张家店,距离蜜蜂站 6 公里。开拓团成员大多来自日本国新泻县,属于集合开拓类型。团先遣队于 1939 年 2 月 22 日抵达喜家店,到年末共有团员 52 人,其中开拓团团员及妻子 24 名,其他人员 28 名。(原计划 100 户)开拓团长为铃木武三郎,后为木吉村。蒲原开拓团设有办公室、小学校、仓库及食堂等建筑物,除此以外还设有葡萄酒厂和食品加工厂。到 1939 年该团共有耕地 19 町步,其中水田 14 町步。经营方式头一年以集体经营为主,后逐步转为个人经营。

  青少年义勇队一面坡特别训练所是主要功能是进行青少年移民的各项训练,它是除日本在“满”所设 5大青少年训练所以外的比较大型的训练机构。其位于一面坡镇南乡(今隆泉村),共分设 3 个中队,其中一个在兴隆屯,另外两个在太平沟(今老街基乡太平村),距离一面坡站 13 公里,主要交通方式为卡车。该训练营成员主要由青年和学生组成,来源广泛包括长野、静冈、爱知及日本国中部各县。团先遣队于 1939 年 1 月抵达驻地,共 100 人,大队分别于是年 5 月、9 月到达,各输送 188 人、605 人,而后又大量补充。至当年年末,总人数已达 2600 余人(收容定额 6000 人)。由于队员人数众多,团管理人员也较其他开拓团多,除所长外,分设总务部、经理部、训练部及保健部,共计职员数 44 人。截止1940 年 1 月,该训练所耕种面积为 81 陌,耕种作物主要为大豆和燕麦,另还有 0.4 垧的人参种植园。一面坡训练所设施俱全,包括行政、农业、医疗、军事等各种门类,譬如办公室、集体宿舍、供水塔、油库、农具厂、木工场、火药库、马棚猪舍、礼堂、图书室、医院等等,俨然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

  除了对上述各主要开拓团概况进行基本介绍以外,我们还从《滨江日报》找到了关于第七次元宝镇⑧集团开拓团更为详细的描述,本开拓团于康德五年二月十一日,实行第七次,开拓团之入殖。移入之集团移民,为四百三十四名。全开拓地区,为六千垧。共建筑有四个部落。此处建设有食堂,浴室、机械制米场及学校等。在本部内,设施各部分,计为学校,工厂,神社,医院,耕地等 ...... 治安状况,亦极良好。副业方面,有谷物加工,腌制品加工,酿造及畜产加工。家畜,有日本马四百三十头,“满”马六十头,绵羊一百头,猪七十头,蜜蜂七十群。农作物以水稻为大宗,另外大豆、高粱、小米、小豆、小麦等物,均行耕种。农民生活状况,极为良好。至于学校则有男女学生五十八名。该团四面皆山,河流贯流中央,在河岸周围土质肥沃、水质良好地区有庞大的水田开发计划、水利计划,还有旱地计划、交通计划及道路计划。还有特殊农产物烟草及亚麻等 [12]190。

  由上观之,分布在珠河县的日本开拓团无论其基础设施或是农业开发计划,从农业、畜牧业再到农产品深加工以及诸多文化设施,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移民完全是把它“当做自己的 土进行‘开发经营’的”[12]191,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久霸占中国东北的野心。虽然日本侵略者如此大费周章,但日本移民事业却依旧困难重重,仅从珠河县日本开拓民的入殖数目考察,1938 年及以后的开拓团只有“第七次三股流庄内乡达到了计划目标”[13] ,而这也是珠河县唯一一个达到计划目标的开拓团。至于太平洋战争后期开拓团缺员、退团等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前述之山形县六道河开拓团,根据 1944 年的人口调查该团户数由原先的 287 户减少到了 214 户。除了开拓民来源的严重枯竭外,开拓自身也存在着诸多危机,团员们由于生活中的不如意、战乱的威胁、浓厚的思乡之情或以殖民者自居的心态等原因,开拓团员对外凌辱中、朝等民族,对内斗殴内讧乃至退团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比如 1941 年爆发于帽儿山张家店地区“蒲原开拓组合”的危机事件,该团一部分团员因反对团本部制定的农业经营方针而发起的抗议活动 [14] 。以微知著,其背后反映的是日本“满洲”移民事业的穷途末路。

  (二)珠河县开拓团的特点与性质分析

  “把日本农民移入中国东北,压迫原来的中国农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体现”[15] 。关于日本侵略者在珠河县地区所行恶事,可举一例说明之:1941 年开拓团到来后,珠河县以维持治安为名,强令该县所谓“危险地区”的 600 多户农民,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并决定将帽儿山胡家粉房的 33 户居民作为第一批迁移对象,强制全部迁出。[16] 由于珠河县地区史料的限制,此方面内容不作延伸。据前所述,珠河县的日本人开拓团有着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开拓团的规模来看,该县的日本移民主要集中在第七次和第八次移民时期。第二,从移民的对象来看,除了一般的日本成年农民,青少年义勇军移民也是该县开拓民的重要组成。第三,从开拓民的来源来看,其大多出身于日本国山形、山梨、大分、茨城、新泻等县。第四,从开拓团的选址来看,其基本符合日本殖民者的移民用地选定构想,即围绕在交通便利的铁路干线附近。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部署,珠河县属于所谓的“国防第二线”,而被安置在这一地带的日本开拓民的重要使命就是作为配合关东军的“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满洲国治安确立、维持的协力者”[17]。换言之,从一开始珠河县的日本开拓民被冠之以强烈的军事意图。

  关于珠河县日本开拓团的军事性质,到战争末期则更加暴露无遗。太平洋战争以后,随着日本战线的不断延伸和战局的不断吃紧,日本军队对兵员的需求持续攀升。战争后期,为了满足军部的需求,日本法西斯政府对在“满”日本开拓团下达了“凡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动员入伍”的命令,到 1943 年,一般开拓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18] ,青少年义勇军开拓团中的绝大多数也应征入伍。珠河县境内开拓团的情况也大抵相同,据《山形县史》记载,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三股流庄内开拓团应征者有 154 人,成年男子剩余不足 30 人;六道河入伍人员数为 160 名,成年男子剩余约 90 人。

  以上充分表明了珠河县日本开拓团的两面性特征,“荷刀带犁”的日本移民来到我国东北一方面成为日本殖民政策的执行者,一方面临近战败时又被充作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炮灰。自始至终,日本法西斯政府和日本关东军不过是将广大的日本平民作为维护侵略果实的战争工具而加以利用。关于珠河县日本开拓团的悲剧性命运后文将有更多的提及。

  图 2“1941 年珠河县日本开拓团入殖图”

  三、苏军参战与珠河县开拓团的撤退

  德国法西斯战败以后,为了迅速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战争,1945 年 7 月间美、英、中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进行会晤协商,商定对日作战及战后处置等问题。26 日,三国首脑共同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但该决议遭到日方的拒绝,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和军部还在一味欺瞒国内舆论,当时日本的主要报刊《昭南新闻》发文称,“如果敌人想结束战争,那么,让他们向日本投降吧”[19] 。根据美、苏在开罗会议上的约定,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突然出兵中国东北,在日苏交战后的第二天,伪满各县公署所在地或铁路沿线的开拓团在县或军队的指挥命令下就开始了避难行动。

  关于珠河县开拓团的撤退经历,笔者仅在《山形县史》中发现了片言只字,故此方面的内容以介绍珠河县境内山形开拓团的撤退情况为主,即三股流庄内开拓团、六道河开拓团与立石砬子东村集合开拓团。此外,相关内容还依托于山梨帽儿山开拓团民的口述资料。

  撤退之前的三股流开拓团在籍户数 199 户,人口 811 名。除了团本部以外,开拓团分别由丰穗、庄荣、丰温、常万、狩川等 11 个部落构成。由于军部的征召政策,团内成员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其中妇女 200 名,儿童 391 名,成年男子不足 30 人。1945 年 8 月 16 日下午 4 时许,伪县政府发布了携带粮食向最近的火车站集结、准备撤退的命令,次日清晨 610 多名开拓团员、约 30 驾马车载着行李向乌吉密站进发。由于降雨,道路泥泞不堪,直到上午 10 时才抵达目的地。下午 3 时乘坐避难列车,在车中度过两夜,于第三日到达哈尔滨(注:平时不过半日的车程),收容在花园小学校。随后在旧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空屋内迎来冬天,从 11月 17日开始,又被转移到哈尔滨郊外的阿城收容所过冬。1946 年8 月 16 日收到归国命令,经由长春、沈阳、锦州抵达葫芦岛于 10 月 6 日登船,10 日在佐世保港登陆,在收容所的难民生活中,由于疾病、饥饿等原因致使 478 人死亡,残留者男 5 名,女 19 名等等,最终实际归还人数仅有 162 名。

  六道河开拓团位于滨绥线珠河站西南方向约 30公里的山林丘陵地带,由于地形复杂,该开拓团由16 个分部落组成。具体情况如下:霞城 30 户、八州 27 户,大和 28 户,共荣 30 户,旭 30 户,荣 27 户,西根 24 户,八千代 30 户,东亚 30 户,添川 29 户,大青山 11 户,天扬 7 户,抚安 4 户,大高根 27 户,利开(リカイ:音译)屯 4 户,地荣不详。撤退前开拓团内剩余妇女约 350 名,儿童在团者有 300 名。

  1945 年 8 月 17 日,从伪珠河县政府接到撤退命令,全体成员 730 余人向团本部集结,徒步前往珠河车站,目的地为哈尔滨,共分为三批次输送。第一班撤退情况:共荣、大高根、八千代、西根、添川各部落约 400 人顺利乘坐避难列车到达哈尔滨,随后分别收容于扶桑高等女学校、桃山小学校,还有一部分成员转至阿城收容所。在此期间,由于缺乏营养、传染病等问题死亡 277 人。

  第二班撤退情况:霞城、东和部落约 150 名。第二班成员与第一班同时乘车,但在途径蜜蜂站时,列车被苏联军队扣留。由团提供 10000 日元经费收买苏联军人后才得以继续前往哈尔滨。但到达帽儿山车站时列车被再次扣留,下车后收到返回开拓团本部的命令。此时,团员们不得已先行前往距帽儿山站约 8 公里的新泻县蒲原开拓团临时避难,8 月 22 日翻山越岭抵达六道河开拓团边缘部落,但之前的部落却已经被中国农民占领,团员们被警告不得进入并且遭到攻击,仓促应战后团员死亡 1 人,负伤 2 人,随后勉强进入该部落。各部团员于 9 月上旬重新返回六道河开拓团,但由于治安状况恶劣,东和部落遭遇了土匪袭击造成 2名成员死亡。之后治安相对好转,但开拓团的耕地和财产相继被当地农民没收,团员们不得不以佃户和农夫的身份而求得生计,直到 1946 年 8 月该团成员撤回日本。此期间由于营养失调、传染病等原因团员死亡 50 余人。

  第三班:旭、荣等部落及团本部人员与家属共计 300 人未能在珠河站乘坐前往哈尔滨的列车,不得已乘坐开往牡丹江的反向列车,途中遭遇苏联军队拦截被迫下车,随后团员们徒步抵达至拉古收容所,10 月上旬转至哈尔滨过冬,1946年 10 月从葫芦岛自佐世保归国,生还者仅 129 人。

  立石砬子东村集合开拓团规模较小。1941 年 4月,以东田川郡东村为中心作为第二次集合开拓团入殖珠河县立石砬子地区,该团与庄内乡三股流开拓团相邻,滨绥线蜜蜂站东部约 10 公里,撤退前该团在籍有 45 户,人口 166 名,团长是涉谷藏之助。撤退状况:1945 年 8 月 14 日乘坐避难列车抵达哈尔滨后自立生存,但由于粮食不足被迫转入阿城收容所过冬,该团成员于 1946 年 9 月撤回日本。收容期间由于营养失调、传染病等原因导致团员 66 名死亡,被强制扣留者有 13 人,除去失踪人员最终归国者仅有 52 人。

  除了以上官方资料中的开拓团撤退情况,以个人为视角的开拓团员的口述回忆则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满洲移民”残酷的命运。日本战败时,出身于日本山梨县石原孝德先生时年 9 岁,与父母等6 名家人共同居住在珠河县帽儿山开拓团。当时开拓团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人口共计 636 人。1945 年 7 月前后,父亲和叔父共同应征入伍。石原氏回忆道,某天他正在野外游泳捉鱼,突然被家中的大人匆忙叫回家中。当他返回家中时,一些中国农民正欲抢夺家中财务,被家中雇工王氏和林氏拦了下来。当时的石原氏对此很不理解,后来才了解到“中国农民因日本开拓民抢夺了其土地和房屋,才对其怀恨在心”。

  撤退的当天,团员们乘坐马车准备向哈尔滨出发,雇工王氏和林氏负责守卫护送其家人前往平山站。到达平山站后,由于开往哈尔滨的火车满员不得已推迟到 8 月 17 日。19 日达到哈尔滨后在被成为“技术训练所”的一间学校教室避难,但是缺衣少食,也没有被子(能感觉到虱子和跳蚤在身体里活动)。后来,避难所开始流行鼠疫,儿童和老人相继死亡。可喜的是,父亲和叔父在军队解散后与我们得以团聚。此期间,经常遭到苏联军队洗劫财务,年轻女孩们为了躲避苏联军队的骚扰,不得不往自己的脸上涂黑妆。由于恶劣的环境,石原氏的祖母不幸遇难。

  这样的生活持续两个月以后,为了躲避寒冬在父亲的带领下进入阿城原日本陆军医院生活,因仓库内有足够的粮食而得以存活。但是到 12 月份,避难地又开始流行伤寒病和霍乱,每天都有人死去,石原氏 3 岁的妹妹也病死在母亲的怀里。因为寒冬凛冽,土地都很僵硬,因此死者们的尸体也无处安放。在阿城避难所的难民有 2000 人之多,整个 1945 年冬天死者达到一半,石原所在的开拓团也有 98 人去世。

  失去父母的孤儿被当地居民收养,而成为所谓的“残留孤儿”。到了次年 5 月,在阿城市日本难民的火葬仪式上,大火不知烧了几天几夜。1946 年的春天,石原氏和家人以雇工身份寄养在中国地主的家中,9 月随家人从葫芦岛撤往日本,10 月从日本佐世保登陆抵达家乡。据统计,帽儿山开拓团中636 名团员在避难期间死亡约 200 人,变成“残留孤儿”的将近 30 人。石原氏自称是很幸运的,6 名家人中有 4 人得以重返日本。值得寻味的是,石原孝德先生表示,退休后他一直在环游世界,但中国一次也不想去了,“那是一个太心酸而想要遗忘的地方啊。”[20]

  图 3“原山梨县开拓民石原孝德先生讲述撤退经历”

  图 4“残留孤儿林立女士”

  结语

  在解释导致“满洲移民”的历史原因时,可以借用移民的“推拉力”理论来加以说明。所谓“推力”就是指迁出地存在的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在逼迫着当地的人们离开该区域;而所谓“拉力”就是与“推力”相对一种反作用力,即迁入地中那些能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换言之,就是能够吸引人的因素。

  这套理论具体到“满洲移民”而言,1930 年代日本农村严峻的人地矛盾、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城市吸纳“过剩劳动力”通道的关闭等等,都构成了日本移民的“推力”。而与此相对,中国东北地区广袤的耕地,稀有的人口,相对优良的耕作条件就成为吸引日本移民纷涌而至的“拉力”。那么日本政府和军部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从日本政府的各种宣传文件中我们就可以探其究竟,比如 1938 年《山梨青年》刊登的山梨“第七次先遣队檄文”中称移民任务是“我等青年肩负着大和民族的使命”,以此“唤醒‘支那’民族”,如此之类等等。除了政治上的鼓动,日本政府还大肆刻画了“满洲”生活富庶的情景,这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日本移民是何等的诱惑。

  由此,笔者认为日本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满洲移民”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在中国东北的“拉力”、日本的“推力”及日本政府的媒介角色,三者共同作用下“满洲移民”得以实施。但是,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在“满洲移民”过程中日本政府起到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因为“满洲”的“拉力”因素是被虚拟出来的,而日本社会“推力”的形成也主要系日本政府施政的结果所致。

  综上,“满洲移民”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日本政府主导、指导、蓄意诱导下的一次“政治移民”行为。战败时的结局应该使移民们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所效忠的天皇不过是只顾满足扩张私欲的天皇,自己所投靠的军队不过是在危急关头只顾保全自己的军队。而酿成这一切苦果的根源就是日本近代以来畸形发展的军国主义制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忘历史,缅怀和平。

  注释: 

  ①关于“满洲移民”移民阶段的划分标准,中日学术界有所区别。日本学界比较统一的意见是“试验移民期”(1932 年 -1936 年)、“正式移民期” (1937 年 -1941 年)、“移民事业崩溃期”(1942 年 -1945 年)。

  ②根据 1925 年的已耕种土地人口密度调查,日本每平方千米为 969 人,而英、法、德这一数字分别为 226、108、185。

  ③珠河县今属哈尔滨市下辖尚志市。因其境内多条河流盛产“乌珠”始得名乌珠河,后改为珠河,县名由此而来。据伪满时期日本人的测量,该县范围大抵“东域大青顶子山以东”、“西接笔架山”、“北界土顶子山”、“南临火石山(大面山)”,县境“纵逾百余里,横跨百二十里,总面积约一万两千二百平方里。”

  ④“滨绥铁路”,原称“东清”铁路东线。因运行在哈尔滨市至绥芬河市之间而得名。始于俄人修筑,其最早于 1900 年通车,在珠河县境内分布有多个站点,如帽儿山站、蜜蜂站、乌吉密站等。

  ⑤分散开拓团:1939 年颁布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将移民形态“划分为集团、集合和分散等形态”,分散形态是比集合开拓民更为独立的一种移民形态,具体要求是采取自立自治方法,以独立开拓农户(自耕农)为发展目标。

  ⑥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18 个移民团分别为:第七次集团开拓团元宝镇、三股流、六道河、大青川;第八次集团开拓团帽儿山、第八次集合开拓团蒲原;第九次集合开拓团中武藏、分散开拓团六道河绿故;第十次集合开拓团金库和德、红石拉子东村、大青顶清水、帽儿山中乡;第十二次集合开拓团中武藏。青少年义勇军一面坡特别训练所,集团开拓团元宝镇(大分)、元宝镇(李家),集合开拓团于家营;集体归农开拓团九江神奈川。

  ⑦“归农”移民或称“大陆归农开拓民”。1943 年日本帝国主义鉴于战争局势的紧迫,为挽救“满洲移民”失败命运而提出的一种特殊的移民类型。具体内容就是城市内失业者及未就业者移送“满洲”以此缓解农业移民募集所面临的困难。

  ⑧原文中并未言及该开拓团属于珠河县境内移民,然通过笔者翻阅资料比对,第七次入殖的大分县集团移民只有珠河县元宝镇开拓团,且从入殖日期和入殖人数判断二者基本吻合,故以此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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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石原孝德 .“满洲”撤退体验 [EB/OL].http://blog.livedoor.jp/leltugo123-yuki1234/Archives/51841522.html,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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